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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千古一帝康熙(1)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爱新觉罗·玄烨生于紫禁城内景仁宫。他的父亲顺治帝,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他的母亲佟氏是顺治皇帝的庶妃。顺治帝为缓和民族矛盾,改变在蒙古贵族中选妃的旧俗,开始在汉军中选妃后,佟氏被选入宫。但由于顺治帝独宠妃子董鄂氏,佟氏备受冷落。由此及彼,顺治帝也少与玄烨相处。也就是说,康熙并不是一个很受宠爱的皇子。

但是历史总是让人感到庆幸,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对玄烨格外的疼爱,一心想将他培养成未来的君主。她派顺治的乳母朴氏为保姆,照顾玄烨起居;派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教玄烨读书写字。

她还经常亲自对玄烨进行教诲,从各方面培养他良好的习惯和高尚的情操。更值得庆幸的是,康熙的保姆和侍女都做的非常的不错,应该说是非常的称职。

尽管孝庄皇太后对玄烨用心良苦,但顺治却一心要让宠妃董鄂氏所生之子做太子。谁曾想董鄂氏所生之子出生后3个月便因出天花夭折了。从此改变了顺治对玄烨的态度。其实玄烨也出了天花,但他并没有在天花中死去,因祸得福,他成了下一代天子的最佳人选。

康熙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天子意识。一天,6岁的玄烨和7岁的皇兄福全、3岁的皇弟常宁一起去向父皇请安。看着三位满脸稚气的皇子,22岁的顺治十分高兴,向儿子们发问道:“你们长大以后,各自有何志向?”

常宁太小,不能回答,只是胆怯地望着父皇。少年老成的福全首先说:“我愿做一个贤士。”接着,玄烨则高声说:“效法父皇,励精图治。”6岁幼童竟有此举,折射出培养者十分明确的施教方针。顺治非常清楚这是太后的心意,从此便有了由玄烨继位的想法。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因痘疹去世。由于孝庄皇后的极力坚持,顺治帝便在弥留之际遗诏令玄烨继位,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

年仅8岁的玄烨在孝庄皇太后的亲自主持下,正式登基坐殿,并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历史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幼年登基的康熙,虽经从小就经祖母悉心培养,但担负国家的重任还为时过早。好在顺治在遗诏中已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降和鳌拜辅佐朝政,而且还有祖母鼎力相助。四大臣在顺治帝的灵前曾立下誓言:“竭尽忠诚,不谋私利,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忠心仰报皇恩,全力辅佐君主。”

孝庄皇太后在玄烨登基之初,便向王室宗亲、文武大臣发出谕旨:要报答我儿子顺治皇帝的恩情,就要偕四大臣同心协力共辅幼主,这样才能名垂万世。辅政之初,四大臣遇事协商,凡遇奏事,一同晋谒皇帝或太后,待太后决策后,再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发布谕旨。辅政大臣虽无决策权,但他们可以入值、草拟并代幼帝御批,后来鳌拜专权乱政就是利用了这一权力,也从另一个方面成全了康熙的文治武功。

我们来看一下四大臣的具体情况。鳌拜是镶黄旗人,父辈乃清朝的开国元勋。此人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权术,骄横跋扈,别人大多害怕他。索尼是正黄旗人,四朝元老,德高望重,但这时已年老体弱,力不从心。遏必隆与鳌拜同属一旗,为人怯懦,少有主见,常附鳌拜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是正白旗人,虽在四大臣中位仅居索尼之次,且与鳌拜有姻亲关系,但资浅望低,又与索尼有隙,与鳌拜也经常反目,所以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样,四大臣共同辅政的局面不久便被打破,大权逐渐旁落到鳌拜手中。他任人唯亲,广置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都是他安插在宫廷中的亲信。凡遇政事,他们常常私定对策,然后才上奏皇帝,甚至拦截奏章,阻塞玄烨同臣下的联系,以便把持朝政。

孝庄皇太后当然能看出这其中的问题来了。鉴于四大臣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鳌拜的专权行径,孝庄皇太后急于让幼孙举行大婚,以作为玄烨亲政的过渡性措施。康熙四年九月初八,年仅12岁的玄烨遵照祖母慈旨,在紫禁城内坤宁宫,与索尼之女赫舍里氏举行大婚典礼。玄烨大婚不久,即开始直接处理政务,其广泛接触满汉大臣的机会进一步增多,这无疑为鳌拜等人的专权,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使康熙得到了锻炼的最好机会。

康熙六年三月,鳌拜内心极不情愿地与索尼等人上奏:世祖章皇帝于14岁亲政,如今主上年龄功德与先皇相同,对天下事务应付裕如,恳请亲政。玄烨往奏太皇太后允准后,遂于同年七月七日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与此同时,玄烨特宣诏天下,意为“政在养民”。

玄烨虽然亲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权势依旧。这一年六月,索尼去世,七月苏克萨哈被杀,鳌拜终于独掌辅政大权,其种种专权行径,进一步恶性发展,如公然抗旨、拦截奏章;一切政事,先在家中议定;随意呵斥部院大臣,打击不肯依附于自己的官员,以致“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玄烨此时几乎被架空了。

对鳌拜种种专权行径,玄烨已忍无可忍。在祖母的支持下,他拟定了清除鳌拜集体的全盘计划,并逐步付诸实施,显示了一个少年皇帝的聪慧才智。

万般举措,舆论为先。针对鳌拜把持下朝政紊乱、吏治腐败现象,玄烨令科道等言官“据实指参”,鼓励朝臣各抒己见。玄烨求言,打破了朝中万马齐喑的局面,使大臣们耳目一新,人心振奋,鳌拜则因此坐立不安。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的损失,彻底地解决问题,玄烨做出智擒鳌拜的具体部署。

他从各王府中挑选了上百名亲王子弟做自己的侍卫,组成善扑营,由索尼之子索额图统领。接着又将鳌拜的部分党羽,先后如往外地办事,以分散其力量。一切准备就绪后,玄烨才迈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善扑营擒拿,其主要党羽,随后也被陆续逮捕归案,鳌拜一党被处。

玄烨公布了鳌拜结党专权的30条罪状。因为鳌拜曾经搭救过清太宗并且有很大的功劳,就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在监禁中度完了余生。玄烨还依据罪行轻重惩处了鳌拜党羽,罪大恶极的被处死,其余的则被革职降级。

年轻的玄烨还为遭诬陷的苏纳海等人平反昭雪,让他们的子嗣承袭了他们的爵位或世职。另外,玄烨还将各级官员大规模进行了调换,并下达《圣谕十六条》,意为刷新朝政,彻底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仅仅16岁的玄烨在战胜鳌拜集团的斗争中,运筹帷幄,成熟冷静,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从此,他便将朝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玄烨是一个很勤政的帝王,他亲政后,日理万机,其中首要的则是解决三藩的问题。三藩,是指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人。他们在明末清初先后降清,为清朝入关定都北京立下了汗马功劳,分别被清朝封为平西王、平南王和靖南王,并分别拥有云南、广东、福建三个省区。

机会终于来了,康熙十二年春,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请求回辽东老家养老,早已有撤藩之心的玄烨遂命令撤掉尚藩,将其全部士兵撤回原籍。消息传出,平西王吴三桂和已承袭靖南王封号的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都惊恐不安,他们也上书假意要求撤藩,来试探朝廷的动向。

此时的玄烨内心是非常坚决的,他召集众臣再三议论撤藩之事,其中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玄烨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迁到山海关以外。”理由是:三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吴三桂等人怀有野心,蓄谋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三藩,势必养痈成患,危害天下。于是,玄烨派侍郎折尔肯和学士傅迈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传郎陈一炳赴福建,催促办理撤藩之事。

没有把年轻的帝王放在眼中的吴三桂接到撤藩令之后,非常的气急败坏。他原以为玄烨接到撤藩的上疏,一定会对他劝慰挽留,世守云南。哪里想得到会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使自己骑虎难下,他是看轻了年轻的玄烨。

吴三桂事明叛明,降清后又心怀异志,镇守云南后,不断扩充势力,是三藩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个。如今玄烨决意撤藩,吴三桂则自恃势力强大,决定起兵谋反。

康熙十二年冬天,吴三桂起兵造反,自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举起“兴明讨虏”的旗帜,公开叛乱。随即杀害了坚决执行撤藩令的巡抚朱国治,又将反对叛乱的官员全部投进监狱。

“吴三桂公开叛乱后,他分布在各地的党羽纷纷响应,其他两藩也步其后尘策兵谋反。各地的告急文书频频传至京城,举朝震惊。有的大臣公开提出要追究撤藩之人;有的鼓吹用招抚妥协的办法,反对出兵讨叛;更有不少汉宫偷偷地把家眷迁回原籍,连西藏的达赖喇嘛也修书玄烨,建议“裂土罢兵”。真可谓形势严峻,时局艰难。年方20岁的玄烨临危不惧,严厉驳斥了各种护藩论调。同时指出:“三藩势焰日炽,撤亦反,不撤亦反,因此决不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随后,玄烨下达了武装平叛的命令。

刚开始平叛的时候,玄烨把吴三桂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他认为:吴三桂是三藩祸首,灭掉吴,其他叛军则会不打自散。他命勒尔锦由湖南进剿叛军,严防叛军东犯湖广;命瓦尔洛进驻四川,断绝叛军入川之路;命经略莫洛兵驻西安阻止叛军进兵。但八旗兵的不堪任使和满洲统帅的怯懦畏战,致使叛军进驻四川、拥有陕西、危及湖广。面对此情此景,玄烨及时调整部署,大胆破格提拔了一批汉将,利用绿营兵为主力,剿灭三藩叛军。其中最成功的便是起用河西三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也使康熙朝是整个清王朝中名将最多的时期。结果,清军于康熙十五年收复陕西全境。在这同时,康亲王杰书消灭了江西、浙江境内的吴军,迫使耿精忠投降。清军乘胜进军,又于康熙十七年(1678)收复了测阳、平江。

这个时候、曾经嚣张一时的吴三桂见大势已去,急急忙忙地演出了一幕登基的丑剧。康熙十七年即1678年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挂在衡阳以匆匆修建的几间草舍作为皇宫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周,年号为昭武。正值此时,风雨大作,草舍大殿被刮得东摇西晃,恰似这刚刚建立的吴氏周朝。此时,清军攻势更加锐不可当,年已67岁的吴三桂惶惶不可终日,患中风噎嗝症而死,仅仅做了不到5个月的“皇帝”。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继承皇位,继续进行抵抗。

这个时候的玄烨又表现出了难得的清醒。为了瓦解叛军,玄烨下令对参与叛乱的协从者宽大处理,如能及早反正,不只将功折罪,还可论功行赏。这样一来,叛军的士气就更加低落了。只有少数顽固分子还主张向北进攻,与清军决一死战。吴世只得率领残兵败将退守云贵,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但已成强弩之末了。

康熙十九年,玄烨下令清军分兵三路进军云南,向叛军发起总攻。第一路大军由章泰率领进军贵阳,吴世被迫逃往昆明,清军乘胜收复了贵州全境。第二路大军由赖培率领从广西进兵云南,同第一路大军会合后,分兵攻打昆明,此时的昆明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吴世仍拼死顽抗,他修书一封要求四川援军和达赖喇嘛的人前来解围。殊不知求援信被刚刚收复了四川的第三路大军的首领赵良栋截获。接着,三路大军齐集昆明城下,猛攻昆明。食尽援绝的南门守敌首先向清军投降,清军攻入城内,吴世被迫服毒自杀。康熙二十年,历时八年、祸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于平定了。

年轻的康熙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自己的脚步,三藩之后,康熙把目光转移到了台湾。

台湾是顺治十八年由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大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的。郑成功和他的儿子郑经长期坚持拥明反清,在大陆失败后,便将台湾作为继续反清的根据地。康熙初年,清廷与郑氏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小的军事冲突,但总的说来,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郑氏方面是因势单力薄,清廷则是因无得力水师可用。在此情况下,清廷意欲用招抚的方式解决。

康熙元年至八年,玄烨先后4次派人与郑经进行谈判。但郑经自恃天险,坚持按照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不削发易服,要求自成国家。由于郑经没有回归祖国的诚意,玄烨和平统一台湾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康熙没有把台湾忘记。

平定三藩期间,玄烨又派人与郑经进行了5次谈判。康亲王杰书曾致书郑经,允许郑氏“如朝鲜故事”,不削发易服,保持台湾自主局面,但需对清称臣纳贡。但郑经并不以此为满足,提出:郑氏占据台湾,由福建供应军饷。结果,谈判破裂。

三藩基本平定后,玄烨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决定乘郑经死、郑氏内讧之机用武力统一台湾。

收台湾的功臣姚启圣是浙江会稽人,平叛中曾在康亲王杰书帐中供职,屡建奇功。康亲王对他十分器重,荐举他升任福建总督。姚启圣上任后,与地方官员和各路军队通力合作,将乘藩乱之机一度控制闽省一些州县的郑军赶回台湾。在从军事上打击郑军的同时,姚启圣全力贯彻玄烨招抚郑经军民的谕旨。他广贴告示,宣传保护沿海百姓,欢迎岛上投诚人员。由于姚启圣的积极努力,郑军思降投诚者与日俱增。康熙十八年初,郑军大将廖碘等率部一万余人归降,甚至连台湾来使傅为霖也被姚招抚,暗中为清军传消息作内应。姚启圣的招抚政策,对风雨飘摇中的郑氏集团无疑于釜底抽薪。为表彰姚启圣的杰出贡献,玄烨授予他兵部尚书衔。

三藩的全部平定,使康熙进一步坚定了用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而最适当的将领施琅出现了。解决了康熙的当务之急。

施琅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调整兵力,训练水师,并据郑氏设防的实情,制定了具体的进剿方案,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玄烨下达了迅速进剿台湾的命令。施琅率领两万多名官兵,分乘230多艘战船,直指澎湖列岛这一台湾的门户。大战之初,由于潮落风逆,清军陷入重围,施琅身先士卒,拼死指挥突围。突围后,施琅对清军进行了短期的休整,遂又与郑军展开了决战。清军船队以5只船为1个作战单位,时称“五梅花”战术,相互配合默契,以5打1的优势进攻敌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