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齐桓公和蔡姬在园中乘船游玩。蔡姬和桓公闹着玩，故意把船摇荡起来，吓唬桓公。桓公不会水，怕船翻了，被吓得脸色都变了。他制止蔡姬，蔡姬却故意撒娇不听。于是桓公发怒。便打发她回娘家蔡国（都城在今河南上蔡县的西南），以示惩罚，不过当时并没有要和蔡姬解除婚姻关系的意思。但蔡侯却感到受了莫大侮辱，一气之下，便把蔡姬嫁了出去。消息传来，齐桓公大怒，立即决定伐蔡。管仲劝谏说：“因为妇女的事，就去讨伐别人的国家，理由不充分，也不可期望成就大的功业。”桓公不听，坚持要伐蔡。于是管仲只好因势利导，向他献了一计，说：“您如果一定要伐蔡的话，那也得找个合法的理由。”正好当时楚国有这样一件背理的事。原来楚国生长一种草叫菁茅，这是一种叶茎都生长得较长的茅草，祭祀时可以用来“缩酒”，就是把菁茅捆成束，立在祭坛上，祭祀时把酒从上面浇下，使酒顺着菁茅下渗于地，以象征神饮酒。按照惯例，楚国应该每年向周王室贡献菁茅，可是楚国已经三年没向周王室进贡了。因此管仲对齐桓公说：“不如这样：您先出兵伐楚，因为楚国已经三年没有向天子贡献菁茅了。您可以为天子而兴兵责罚楚国。楚国服罪，您就可借回师的机会，顺便袭击蔡国，那时您就可以质问蔡国说：‘我为天子伐楚，而蔡国不出兵助战，该当何罪！’这样，我们既打击了楚国，为郑国出了气，又可达到伐蔡的目的。我们这样做，既有为天子之名，又可得报仇之实，别人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听了管仲的话，齐桓公大为高兴，便决定伐楚。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春，齐桓公邀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的军队伐楚。楚成王兴师与齐军对峙，并派使者前来质问道：“楚国何罪，齐国为何要攻打我国？”管仲说道：“从前召康公对我们齐国的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来辅佐周王室。给我们先君划定的可以征伐的范围是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楚国负责给周天子进贡菁茅，但是三年都没有进贡，以至于周天子祭祀时没有东西可以用来缩酒。还有，当年昭王南征，却没能回去，所以我们来责问你们。”楚国的使者说：“没有进贡菁茅是我们的过错，怎么敢不进贡呢？但是昭王南征却没有回去，您还是去问问汉水吧。”当年昭王南巡时渡汉水，是因为船坏溺水而亡，才没能回去，所以楚使才这样回答。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楚成王最终派遣屈完来同齐国讲和，齐桓公趁机向屈完夸耀自己的军队，屈完说：“您如果用德来讨伐楚国还可以，但是如果您单单以武力来讨伐，那么我们楚国就以方城为城墙，以长江和汉水为护城河，你们齐国的军队哪里还攻得进来？”于是两国在楚国的召陵（在今河南郾城县）订立盟约，表示要共尊周天子，友好相处。在回师途中，齐桓公顺便袭击了蔡国，报了蔡姬之仇。
伐楚的第二年，周室内部又出现了不宁，同时郑国又出现了离心倾向。齐桓公又在管仲策划下，忙于安周服郑。那时正是周惠王末年，周惠王想废掉他的太子郑，而立少子叔带为太子。于是齐国又邀合诸侯国和周太子郑，在首止（卫地，在今河南睢县东南）集会，图谋安定周室，稳定太子郑的地位。周惠王看到齐桓公居然与自己作对，心里自然不高兴，就暗中派大臣周公来召郑文公，劝他说：“我保护你去服从楚国，再叫晋国帮助你，你就可以不受齐国的气而得到安宁了。”郑文公得到王命，自然很高兴，但又畏惧齐国，于是就来个溜之大吉，不与诸侯结盟，就逃回国去了。于是齐桓公率诸侯之兵伐郑，楚国出兵救郑。齐桓公只得暂且回师，使郑国侥幸得免。齐桓公三十三年（前653），齐国又召集诸侯在宁母（鲁地，在今山东鱼台县）结盟，再次谋划伐郑。这期间，由于郑国的离心，引起了管仲的深思。他总结了齐桓公在外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觉得桓公近一个时期以来过于崇尚武功，而忽视了德和礼的原则，往往对诸侯不能以礼相待，才造成某些诸侯国的不满。于是他劝谏桓公说：“我听说，应该用礼来招抚诸侯，用德来使远方的诸侯归附；能坚持德和礼的原则而不改变，就没有不归附的人。您也应该注意这样做呢。”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意见，开始注意修礼于诸侯，并命诸侯向周天子修职贡之礼。
就在这时，郑文公迫于压力，也派太子华来宁母，听命于会，这也是向齐国做的一种友善的姿态。可是太子华却别有用心，他想借齐国的力量，消除他通向国君道路上的障碍，以便早登君位，所以他对齐桓公说：“我们国内的浅（音xie）氏、孙氏、子人氏三家，才真正是使我同违背您的命令的主谋，您若除掉这三家，我就可以拿郑国来做您的内臣了。这对您也没有什么不利呢。”齐桓公听了郑太子华的话，未加深思，就想答应他的要求。管仲谏止说：“您以礼和信联合诸侯，现在却要帮助儿子去反叛父亲，这是不合情理的事，诸侯一定会不服的。”桓公说：“去年诸侯伐郑，没有得胜，现在幸而有隙可乘，利用一下，不也是可以的吗？”管仲说：“您如果用德来安抚郑国，加上教训，郑国还不服，再率兵去讨伐，到那时，郑国岂能不害怕？如果领着郑国的叛徒去攻打它，那郑国可就有理由了，它还怕什么？而且我们会合诸侯，就是为了尊崇德行。如果会合诸侯而被奸邪的人所利用，怎么能垂范于后世呢？您一定不要听信太子华的话，即使不按他那一套办，郑国也一定会降服的。子华身为太子却想借用外力去削弱他的国家，也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再说郑国现在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个贤明的人执政，还不可能钻它的代子呢。”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就辞谢了郑太子华。太子华从此得罪了郑君（后被郑君所杀），而郑国果然来向齐国乞盟了。
就在这时，周惠王去世。周太子郑很怕他弟弟叔带作乱，便秘不发丧，先向齐国乞援。桓公三十四年（前652），齐国邀集诸侯同周人在洮（曹地，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结盟，郑国也来请盟。诸侯们共奉太子郑即位。这就是周襄王。襄王地位确定后，才敢发丧。
时隔一年，即到桓公三十五年夏天，齐义邀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诸侯在葵丘（在今河南民权县境）相会修好。周襄王为了表彰齐桓公安定王位的功劳，特派宰孔来赐给齐桓公祭肉以及文武胙，彤弓矢，大路。所谓文武胙，是祭祀文王和武王用的祭肉。所谓彤弓矢，是一种漆成红色的弓和箭。所谓大路，是周天子乘用的车。这些都是周天子对特别有功的诸侯所行的赏赐。桓公将要下堂行拜礼，宰孔又传达周王的命令说：“天子因伯舅（天子称呼异姓诸侯为伯舅）年高，特加赐一级，不必下拜。”齐桓公听了如此优宠的命令，一时不知所从，便召管仲商量。管仲说：“做君的不像君，做臣的不像臣，这就是造成祸乱的根源。怎么能不下拜呢？”于是桓公警惧，恭敬地回答宰孔说：“天子的威颜不远，就在我的眼前，小白怎敢贪受天子的恩命而不下拜呢？”于是下堂行拜礼，然后登堂接受王赐。接着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订立盟约，并发表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结盟之后，都要归于友好。”又申明周天子的禁令说：“不可壅塞水源！不可屯聚谷米！不可改换嫡子！不可以妾为妻！不可使妇人参与国事！”这次盟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葵丘之会”，也是齐桓公在管仲导演下演出的“尊王”剧中最精彩的一幕。到这时，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极盛。
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已露出骄色，诸侯暗中已开始有叛离的。葵丘之会时，晋献公有病，所以来得晚了。晋献公在赴会的途中遇到宰孔。宰孔对晋侯说：“齐桓公太骄傲了，不尽力修行德政而想方设法向远方侵略，诸侯已经开始不满意他的做法了，即使你不去，他也不能把你们晋国怎么样。”晋侯听从了宰孔的建议就回晋国去了。此后，齐桓公更加自我膨胀，而管仲却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齐桓公说：“我向南征伐到召陵，祭祀了熊山；向北征伐到了山戎、离枝、孤竹；向西到了大夏、流沙；登了太行山，到了卑耳山才回来。诸侯中没有敢于违背寡人的。以前三代之王的功绩也不过如此，所以我想到泰山去封禅。”所谓封禅，封是指到泰山上去筑土为坛以祭天，禅是在泰山南的梁父山祭地，这是古代帝王因治理天下成功，而向天地之神报功的一种最盛大的祭典。古人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所以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在我国古代只有天子才能到泰山去封禅，齐桓公非天子，却打算去封禅，就是一种僭越行为，所以管仲极力劝谏，桓公不听。管仲于是说，只有出现远方的吉祥之物到来的情况，才能封禅，桓公这才打消了封禅的念头。齐桓公三十八年（前648），周襄王的弟弟叔带招了戎人来打周的王城，想篡夺襄王的王位。秦、晋两国发兵救周。齐桓公则派管仲去说服戎人和周天子讲和，终于平息了这场祸乱。周襄王为嘉奖管仲，特用上卿之礼来款待他。管仲连忙说：“我是个低贱的官员，现在齐国有天子所任命的国氏、高氏两位上卿在那里，如果他们春秋两季来朝见天子，接受天子的命令，又用什么礼节来接待他们呢？陪臣（古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的自称）不敢不推辞上卿之礼！”于是周襄王说：“舅父，我赞美你的功勋，接受你的美德，这可以说是深厚而不能忘记的。去执行你的职务吧，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管仲最终还是接受了下卿的礼节而后回国。
八、临终留遗教，管仲功未泯
管仲的一生，为了齐国的富强、社稷的安定和齐桓公的霸业，尽心竭力，历尽辛劳，终于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在当时周王室衰微，中原无主，戎狄交侵的形势下，幸赖管仲辅佐齐桓公所造成的霸业，才使黄河下游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免遭受落后民族的蹂躏。所以后来孔子评价管仲说：“管仲辅相齐桓公，做了诸侯的霸主，一匡（正）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散头发，衣襟开向左边，成为蛮族统治下的人了！”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公正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病倒了。齐桓公去看望他，向他请教：群臣中谁可以继任为相？并说：“这是大事，愿仲父（这是桓公对管仲的尊称）教寡人。”管仲说：“知臣莫如君。在您的心目中，认为谁可以做相呢？”桓公说：“易牙可以吗？”管仲说：“不可以。易牙烹煮自己的儿子来讨好您，天下最亲的莫过于父子，所以这是不符合人情的。”桓公又问：“开方可以吗？”管仲说：“他是卫国的太子，但却来到齐国服侍您，也不符合人之常情，所以也不可以。”桓公接着问：“竖刁呢？”管仲说：“竖刁自处宫刑变为宦者到君王的身边来服侍君王，这不合人情，一定别有所图，这种人难以亲近，所以也不可以。”桓公最后问：“鲍叔牙可以吗？”管仲说：“不可以。我跟鲍叔牙很要好，很了解他。他这个人，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为人清廉正直，即使把千乘之国授给他，如果不符合道义，他也不会接受。但他这个人过分好善而疾恶，看到别人一有过错，就终身不忘。”桓公说：“那么您看谁可以呢？”管仲说：“我看隰朋可以。隰朋这个人，心胸廓大，好考虑那些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而又能不耻下问，能放手任用人才，而不事事包揽。他这个人，居家不忘公，事君不二心，凡事必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所以我看只有隰朋适合做相呢。”
管仲还看到，楚国的崛起，将成为齐国的劲敌，而汀、黄两个小国的归属问题，将会成为同楚国发生正面冲突的焦点，所以管仲又告诫桓公说：“江、黄两国离楚近，将来是不可能永远臣服于齐国的。您不如主动把这两国托付给楚国，楚国也就不得独家私有这两国了，那么对齐国来说就还有指望。如果齐国想私有这两国，一旦楚国来攻打他们，您又鞭长莫及，不能及时相救，这两国必然怨恨您而归附于楚，那么祸乱也就由此而生，我们将会和楚国交兵不息了。”最后，管仲又告诫齐桓公，一定要疏远易牙、开方和竖刁这三个奸佞的人，千万不能重用他们，否则将给国家造成危害。齐桓公都同意了。
易牙得知这些话后，对管仲怀恨在心，就到鲍叔牙面前说管仲的坏话：“我们国君之所以拜管仲为相，并尊之以仲父，是因为您对他的举荐。现在仲父病了，国君去问准可以继任为相，仲父居然说您不可以执掌齐国的大政，却荐举了隰朋，我为您感到不平呀。”鲍叔牙笑着说：“你说得不错，当初是我向国君推荐管仲的，但是管仲一心为齐国的社稷操劳，不偏私他的好朋友。如果让我做司寇的话，驱逐奸佞，我的才能可能还有剩余。但是如果让我掌管国家，哪里还有你们这些奸佞小人的容身之处！”易牙自讨无趣，慌忙离开。
不久，管仲就与世长辞了。但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完全照管仲的话去做。例如对于易牙、开方、竖刁三人，齐桓公还是加以亲信并且重用了，结果仅仅时隔三年（前643），他自己也被这三个人害死了。一代雄主，竟不得善终！临死前，齐桓公愧悔不已，痛哭流涕地说：“圣人的见识，真是远大啊！如果死者有知，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呢！”
齐桓公死后，五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争立，互相攻击，宫中空无一人，没有人敢把桓公的尸体殓入棺材，以至于尸体在床上停放了67天，尸体上的蛆虫都爬到了门外。直到公子无亏即位，才把齐桓公的尸体埋葬起来。但管仲在齐国所建立的功业，并未就此泯灭。后来齐国的统治者仍然“遵其政”而“常强于诸侯”，直到战国末年，齐国依然是“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一片繁荣景象，齐国一直不失为东方的一个大国。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有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留传后世。现在流传的《管子》是西汉末年经刘向整理的，定为八十六篇，后来佚失十篇，仅存篇名，实存七十六篇。《管子》一书，经学者考证，是后人托管仲之名所作，这也正说明了后人对他的无限景仰和崇敬。但《管子》也不是一时所写，其中多数为战国时人所作。例如书中有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称“桓公”的记载，然而“桓公”是谥号，是死后后人给加的。书中又有关于西施的记载，然而西施是春秋末年越国人，晚于管仲200年。书中还有关于梁国的记载，但是魏惠王于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之后，魏国才改称梁国，而管仲于公元前645年就去世了。当然，《管子》中仍不乏许多管仲亲著的文章，计有《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二十多篇。不管后人所作，还是管仲亲著，《管子》一书中的各个篇章，都是对管仲各方面思想的反映，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其内容的丰富多彩，理论的博大精深，对于今天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管仲死后，葬于临淄牛山北麓，这就是著名的管仲墓。以此墓为依托，还建立了管仲纪念馆。纪念馆按照管仲从囚徒到宰相的一生为主线，以《管子》思想为基础，全面展现了管仲辉煌的一生以及对齐国的贡献。
后人对管仲有极高的评价。孔子称赞管仲的仁德，说：“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会盟，停止了战争，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
三国时的诸葛亮常常自比于管仲，还曾经手抄《管子》一书让刘禅学习。
梁启超说：“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臣子也，其事业所影响，功德所沾被，不徒在区区一齐，而能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生面耳。”
柳亚子曾赠给著名的经济学家章乃器一首七律，其中“管仲匡时亦重商”也是对管仲在经济方面的学识和才干的肯定。
李敖说：“我不能完全欣赏‘塞翁哲学’，我比较喜欢‘管仲哲学’。‘管仲哲学’的精义是承认人生有祸事，有失败，有大量不如意，但是他面对祸事，失败，不如意，抱有一种信仰，那就是我要乘机转变它，因祸为福，转败为功，把不如意事化为对我有利，把人生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的不如意事有意扭转，或者乘机歪打正着，捞到一笔。”
管仲的思想和事迹，将永载我中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