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62年，宋太祖七世孙赵昚即皇帝位，史称宋孝宗，他励精图治，大有复兴南国之志。面对金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孝宗主动出击进行“隆兴北伐”。虽然张浚志大才疏，断送了孝宗的壮志豪情。
但孝宗励精图治、主动出击的复国壮志是值得肯定的，这在南宋更是难能可贵。无奈，由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议和派最终占据上风，这就不是孝宗的错了。孝宗朝涌现出了辛弃疾等大批爱国志士，他们装点了祖国的万里江山。此外，南宋在经济、思想、文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隆兴北伐，孝宗英武之举
屈指算来，南宋共有九个皇帝，分别是高宗赵构、孝宗赵昚、光宗赵惇、宁宗赵扩、理宗赵昀、度宗赵禥、恭帝赵、端宗赵昰和帝昺赵昺。
除掉后面三个小孩子不说，前面六位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高宗独立一段，史称南宋的“中兴”，孝宗到宁宗一段，相对比较安宁，后面归在一起，每况愈下。
高宗赵构当政三十多年，除了留下泥马渡康王的浪漫传说之外，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值得回忆。他冤杀岳飞，向金朝屈膝投降；大修宫舍，穷奢极欲，只图偏安。南宋几个出名的大将在他那里没得到什么好结果。光宗赵惇政治昏聩不说，还是个“妻管严”，皇后李氏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宁宗赵扩无能为力，与金国签订屈辱的“嘉定和议”。理宗、度宗时期，出了个权相贾似道，两个皇帝也奈何不了他。说来说去，也就孝宗值得一提。
孝宗赵昚，字永元。宋太祖七世孙，秀王的儿子。1162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间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心要收复失地，和金国平起平坐。他先后做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恢复岳飞父子名誉，为岳飞平反，三次大规模检阅军队，积极准备抗战，以图重回中原。
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赵昚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即位后，孝宗和他老爹走的妥协求和路线完全相反，他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主战派老将张浚奉召入朝，共商恢复大计，并由他主持北伐——孝宗一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北伐。
在张浚的举荐下，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浮出水面，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压倒主和派，占据舆论上风。
北伐之初，南宋军队进展顺利，捷报频传。然而后来张浚手下邵宏渊、李显忠不和，加上轻敌，致使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而这时候北伐仅仅进行了20天。这是一次短命的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决然不同。在短暂的兴奋过后，南宋又陷入了挣扎的泥潭，主和派翻了身，而主战派被打入冷宫。
张浚不久后去世，孝宗的锐气和雄心都受到了打击。短期内北伐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孝宗也只能选择以“隆兴和议”为权宜之计。这还是一个沾染了屈辱性质的结果，但比起整个南宋和金签订的其他和议，低三下四的口气少了许多。
此时，朝廷中鹰派仅存虞允文。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统率金军主力越过淮河，进迫长江。两淮前线宋军溃败，金军如入无人之境。虞允文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被派往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犒师，正值金海陵王大军谋由采石渡江。虞允文见形势危急，毅然把散处沿江无所统辖的军队，迅速组织起来，挫败金军渡江南侵的计划，赢得了采石大捷。此后他的威名大振，孝宗大力培养他。
北伐失败后，虞允文是孝宗一朝仅存的最后几个主张强硬抗金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在读《宋史·虞允文传》时评价说：“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孝宗对他寄予厚望，甚至在北伐上有过“拉钩”约定。“如果你出兵，朕未出兵，那是朕负你，如果朕出兵，你未出兵，则是你负朕。”两人合计：虞允文出川陕，孝宗进两淮，双方最后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到四川后，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军队粮饷，括民马，允许养马的免赋税，于是军士大悦，马的数量也增加了。可惜，还没来得及横戈纵马，孝宗等来了虞允文的讣告，唯一的希望就此成空。
虞允文和宋孝宗这对君臣有心振国，却无力回天，前朝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了一次。当把孝宗北伐和王安石变法两件事情用蒙太奇手法剪辑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触及人们敏感的神经：虽然失败的原因各异，但两个事件的主人公死后不到百年时间，两个王朝都走向灭亡。
孝宗的雄心锐志在北伐失败和将星陨落双重打击下逐渐消减。他背后有太上皇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孝宗在位二十七年，高宗只留给了他两年真正痛快当皇帝的时间。在二十五年里，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深表不满。“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是他向孝宗发出的口头警告。“这事”即北伐收复失地的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他要孝宗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名家回眸
王夫之说，孝宗初立，锐志以图兴复，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诚哉其不容缓已。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夙愿，但孝宗励精图治、主动出击的复国壮志，是值得肯定的，这在南宋尤为难能可贵，说他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一点也不过。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辛弃疾，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此自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他是我国南宋时期的着名爱国词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后世流传的共六百多首。被称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辛弃疾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但是一直心向宋朝，他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辛弃疾长大后，因为文才出众，被金朝的济南官府推荐到燕京去参加进士考试。临走的时候，辛赞叮嘱他在到燕京去的路上，注意沿路的地理形势和金朝内部的政治情况。辛弃疾到了燕京，没有考取进士，但是对祖父叮嘱的事情倒很留心观察。过了三年，他又到燕京去参加考试，对金朝内部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
辛赞没有能盼到南宋恢复中原，就满怀遗憾地去世了，辛弃疾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下，企图将南宋政权一举灭亡。趁金朝后方空虚之际，北方和中原人民纷纷起义。当时济南府有一个叫耿京的农民，他聚集了几十个人首先举行起义，先后攻占了莱芜、泰安两座县城。随之，起义军的声势不断扩大，很快就发展到二十几万人，成为各地起义军中最大的一支队伍。投奔耿京起义军的人中，除了在金朝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多数贫苦农民之外，还有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22岁的辛弃疾。
在耿京的起义队伍里，像辛弃疾那样有文才的人是少有的。耿京对他的前来投奔十分欢迎，派他负责起义军的文书工作，掌管起义军的大印。
辛弃疾告诉耿京，在济南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首领是他熟悉的一个名叫义端的和尚，懂得兵法。耿京听了很高兴，就派辛弃疾去跟义端联络。
不多几天，义端就带着队伍参加了耿京的起义军。
义端参加了起义军后，跟辛弃疾很接近。哪知义端不怀好意，一天晚上，趁辛弃疾不防备，偷走了他保管的起义军大印，逃奔金军。辛弃疾恳请耿京给他三天时间把义端抓回来。得到耿京同意后，就快马加鞭向金营追去，赶了一段路，果然追上了义端。辛弃疾抓住义端，那叛徒吓得哆哆嗦嗦，跪在地上求饶。辛弃疾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当场砍了义端的头，把它拴在马背上，回到耿京营里。
采石大战之后，金兵被迫北撤。金世宗一面跟南宋讲和，一面在北方使用招抚和镇压两种手段，企图瓦解北方抗金的义军，耿京的义军受到了严重威胁。
胸怀抗金大志、一心恢复中原的辛弃疾在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之后，认为要和朝廷取得联系，南北呼应，这样才可以解义军之危。耿京接受了辛弃疾的意见，就派义军总提领贾瑞做代表，到建康去见宋高宗。由于贾瑞是个不识字的武将，不懂得朝见礼节，要求辛弃疾跟他一起去。
1162年，贾瑞、辛弃疾带着十几个随从人员到了建康。宋高宗听说山东义军派人来归附，十分高兴，当天就在行宫里召见他们。辛弃疾陪同贾瑞上朝，从容不迫地宣读了他代义军起草的奏章，报告北方义军的抗金情况。宋高宗立刻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瑞、辛弃疾也各封了一个官衔，要他们回去向耿京传达。
完成了任务的贾瑞和辛弃疾立即往北方返回，在经过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的时候，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耿京被人杀害。原来，在金朝官府加紧诱降活动以后，义军的将领张安国贪图金人的赏赐，勾结另一部将趁耿京不防备之时闯进营帐将耿京杀害，之后投奔金军，被封为济州（今山东巨野）的州官。于是，一心要除掉叛贼的辛弃疾带了50名勇士奔向济州。
辛弃疾的队伍到了济州官府，闯进大厅把张安国捆绑起来，拉出衙门，缚在马上。辛弃疾又当场对济州的兵士们宣布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愿意抗金的可以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济州的兵士多数原是跟过耿京的，听到辛弃疾一号召，纷纷响应。辛弃疾带着义军，押着叛徒，直奔南方，叛徒张安国被押到建康行营砍头示众。
辛弃疾回到南方后，被派到江阴做官。他好几次提出抗金的主张，但软弱的南宋朝廷均没有采纳。辛弃疾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北伐中原的愿望。在他42岁那年，竟受朝廷官僚打击被免职，归居上饶。他一生写下了许多满怀爱国热情的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名家回眸
王国维说，辛弃疾不仅是我国宋代着名的词人，其作品大多豪迈奔放，情感丰富，而且他还是南宋时期着名的抗金将领，尽管他在抗金的斗争中并未实现他的夙愿，但他为抗金而一生戎马的事迹与他豪迈奔放、抒发壮志豪情的词作一样毫不逊色，因此称其为文武双全并不过分。我们不禁要问，宋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能文能武的全才，是大宋的文风浸染了武将的心灵还是在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下出现的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把文人“逼”成了武将？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万里波涛扬自信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农业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由于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倍增，以及经济作物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展开，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封建时代的生产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因而人口的增长和减少，对社会生产具有直接影响。宋代人口就其总趋势看，一直是增长着的。
经过唐末、五代以来的长期战乱，宋太宗赵炅末年（997年），全国户口统计仅有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户。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年），增加到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户，一千九百九十三万零三百二十口。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年），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七户，二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户，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口。宋徽宗赵佶大观四年（1110年），更增加到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户，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宋代户口统计一般只计男丁，户口数字中的口数乃指男丁的人数。按每户实际平均五口计算，宋徽宗时全国人口约为一亿，这是前代所未达到的。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
北宋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消除了南北方交通的障碍，各地农民得以彼此交流培育农作物的经验。宋太宗曾命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路各州官员，劝谕百姓种植粟、麦、黍、豆，由淮北提供种子；江北各州则学习南方，广种水稻。此后，河北、河东、京西、京东等路都逐步推广种稻。淤田办法推行之后，北方种稻面积更为扩大。籽满粒大的天竺绿豆在北宋时引进，西瓜从辽代时自中国西部边疆传至中国北部契丹统治区，南宋初传到江南地区，逐渐为各路所普遍种植。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并且“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种植，从而扩大了稻的栽种面积。南方农民还培育出许多优良稻种，如苏州的师婆粳、箭子稻，洛阳的和尚稻等。这类优良品种，仅籼稻就达几十种之多，糯稻也不下一二十种。
由于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比较普遍地实行精耕细作，提高了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北宋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至三石。
南宋自四川至长江下游，一般都可产米二至三石，还出现了亩产稻谷六七石的高产纪录。
在宋代复种技术也得到了推广。自大江以南，稻米普遍分“早禾”和“晚禾”两种，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不同，但一般并非双季稻。南宋时，由于爱吃面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佃客缴租，在不少场合下，只纳稻，不纳麦，促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得到大面积推广，成为长江流域相当普及的耕作制度，改变了南方种麦较少的状况。实行复种，一般可亩产稻麦三四石。此外，在闽广一带已出现双季稻，然而仅限于膏腴的农田种植，尚不普遍。由于提高亩产量和增加复种指数，宋代耕田的利用率大为提高，这是农业史上的重大变革，宋代以后的粮食生产仍大体沿袭了这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