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和名家一起回眸大清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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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王朝崛起(2)

这“七大恨”的大意是说:第一恨,我的祖父、父亲并没有碰你明朝边境上的一草一木,并没有侵害你的一寸土地,而你却故意到边外来骚扰我,杀了我的祖父。第二恨,虽然我与你明朝有杀祖、父之仇,但我仍然一片诚心,愿意与你和平相处,并曾经与你们的边官划定疆界,共誓盟言,立石为证,无论你我是谁,若有越过对方边界的,看见了就要杀掉。若见而不杀,则不杀的人也要受罪。而你明朝却单方面违背誓言,调派兵卒出边,保护我的敌人叶赫部。第三恨,你明朝人在自清河城区以南、江岸以北的区域,每年都要偷过边境,侵夺我女真的地盘。我以盟约为誓,杀了越境的人,理所应当。而你却不顾盟誓,责备我杀人,逮捕了我派往广宁的大臣,以铁锁加身,并扶持我送去的十个人,在边境上被你们杀死。第四恨,你明廷派兵出边,扞卫叶赫,竟使我本已聘定的女子转嫁给了蒙古。第五恨,你明朝对我女真人数世耕种的柴河、三岔儿、抚安等地的谷物,竟不许收割,派兵驱赶。第六恨,你明朝竟偏听叶赫部的话,以种种恶言诬害我。第七恨,我发兵征讨两次帮助叶赫部侵犯我的哈达部人,得了该部。而你明朝皇帝竟命令我返还,后来叶赫部又数次侵犯哈达部。先前扈伦四部会兵九都攻我,我反击得胜,而你明朝皇帝却帮助叶赫,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大国的君主,应当做天下的共主,怎么偏偏与我结怨?

与任何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一样,每位征讨者都是搜罗罪状、寻找借口的高手。“七大恨”中,除去“杀我祖、父”的血海深仇外,努尔哈赤又把“叶赫老女”这件过时的政治工具搬了出来,将“援助叶赫,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列为七大恨之一。

实事求是地说,努尔哈赤的这七条理由纯属借题发挥,然而,他正是以此“七大恨”为出师表,激励着女真儿郎们势如破竹,一连攻下抚顺和清河等四城。这下,大明王朝辽东地区门户大开,明廷举朝惊骇,作出了大举剿灭后金的决定。努尔哈赤迎来了人生第二次大考验——萨尔浒大战。

这场大战以努尔哈赤的胜利结束,历史在此发生转折,一举奠定了此后后金与明朝的攻守之势。明朝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这场大捷,是阎崇年先生所说的努尔哈赤“天、地、人、己”“四合”集于一身的集中体现。

“天合”包括“大天时”和“小天时”。首先,明朝腐败,这是“大天时”,努尔哈赤再以“七大恨”巧妙地拨动战争的正义天平。其次,当时是阴历三月初一,东北赫图阿拉附近气候寒冷、冰天雪地,明朝军队多是从南方调来的,不适应天寒地冻,行进困难,人饥马饿;而努尔哈赤的部队土生土长,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这就是所谓的“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努尔哈赤占尽大小“天时”,已经握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地合”主要指地利。明朝的军队有战车,有炮,适合于攻城和平原的远距离作战,萨尔浒山麓道路崎岖,西路几万大军在山沟里无法汇集起来。努尔哈赤就利用这个地势,趁统帅杜松分兵两路的时候,直扑萨尔浒大本营。此其一。其二,北路军在尚间崖、雯芬山和斡珲鄂漠扎营,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其三,努尔哈赤命皇太极等抢占阿布达里岗,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东路明军。这些积极主动的战略部署,让他们充分利用了地利因素。

“人合”即人心所向。努尔哈赤平时就很注重对人心的拉拢,尤其是猛士与将才。在他与其他部落打仗时,有两个勇士差点将他射杀,城破被俘后,努尔哈赤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封他们为官,辖户三百。对待盟友努尔哈赤亦是大方,因此很得手下和盟友的信任。而此战中,明调集11万兵马直扑过来,企图一举消灭后金,部族生死关头,更激发了女真勇士的“誓扫明军不顾身”的决心。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民与上同欲也”,而“上下同欲者胜”。

“己合”就是心态好,身心合一。面对气势汹汹、号称47万的明军,努尔哈赤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战,按照“任它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捷后,明朝已无兴兵之力。但熊廷弼的“固守不浪战”的政策也让伐明之师暂时难以推进,而身后的叶赫仍旧是努尔哈赤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利用这个空当回师剿之,并使得自己后方无虞。

纵观努尔哈赤一生的征战史,不难发现,在他“天、地、人、己”“四合”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一颗冷静、沉稳、善于等待、利用机会的心。努尔哈赤的策略很灵活,能战则战,不战则或走或和,伺机寻求更有利的进攻机会。

努尔哈赤的耐心又一次得到回报,明王朝一年之内帝位三次更迭,熊廷弼被排挤罢免,新帅变更对敌方针,努尔哈赤抓住时机,突破了明军辽河防线,连克奉集堡、沈阳、辽阳、广宁等,并于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沈阳,即盛京。

随着努尔哈赤的征战,后金共迁都三次。努尔哈赤起兵时最早的据点是费阿拉,此城狭小简陋,水源不足,于是便在苏子河与嘉哈河的交汇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筑造赫图阿拉城。十年后,努尔哈赤在此称帝,建立“大金”。此后,随着战争不断推进,又依次迁至界凡城、辽阳,最后迁至沈阳,改称盛京。

努尔哈赤的三次迁都,是从偏僻贫瘠苦寒之地向便利肥沃昌盛之地的迁徙,也显示了他不断挺进中原的雄心。

名家回眸

对于努尔哈赤誓师伐明的“七大恨”,着名历史评论家柏杨先生是这样说的:努尔哈赤这“七大恨”除第一大恨之外,其他六条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对于努尔哈赤这一生的成与败,历史学者阎崇年是这样说的:

一个运动员要想拿到世界的冠军,夺得一个世界级的金牌,要有156个因素统一起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才可以得一个金牌。当然这156个因素有主有次,你譬如说耐力、速度这是主要的,也还有次要的,缺一不可。我当时很惊讶,156个因素才能得一个冠军。后来我又一想,你做一个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开辟一个历史时代,应当说比得一个世界冠军更复杂一些。所以努尔哈赤有这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当时活到68岁不容易,还能够亲自指挥军队到战场打仗,跟他的心态有关系。心态平衡,心胸开阔,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所以努尔哈赤做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取得了事业的成功。最后那一仗,是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所以宁远之战失败了,最后葬送了他。

天命可汗拟创八旗制度与满文

努尔哈赤在崛起之初,为了不引起明王朝的注意,在军政制度的创立上,参照了明军的军制。明军实行的是卫所制度,大抵是这样分的: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两个(每总旗管辖50人)、小旗10个(每小旗管辖10人)。

小旗是明军中最低一级的编制。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的八旗就迷惑了大明王朝。

努尔哈赤聪明就聪明在了这里,从表面上看,他的八旗只不过是一个百户的兵力,自然不会得到明王朝的注意了。而实际上努尔哈赤的旗制与明军的旗制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据《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中记载:女真族的传统军制为牛录制。后来随着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各部落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势利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于是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旗皆是纯色的。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了适应满族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原有的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与早期的四旗合为八旗,正式建立了八旗制度。也就是说八旗军制把后金统治下的所有人都编在了旗内。

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顺治七年(1650年)底多尔衮死后,清世祖福临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由皇帝控制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统辖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终清未改。上三旗较下五旗为崇,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

清世宗雍正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王、贝勒对各旗的控制,严格区分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领(俗称外佐领)和府属佐领(俗称内佐领)的隶属关系。

下五旗中的主要部分旗分佐领,实际上也由皇帝直接控制。诸王及贝勒仅能控制其府属佐领。又以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

八旗中最具特征的是兵民合一制度,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为兵,每个八旗平民都有出征厮杀的义务。各个时期敛丁披甲的比例不一,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牛录一百甲,有时一牛录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军队——八旗劲旅。八旗军队纪律严格、组织严密,当时传言女真人不能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努尔哈赤八旗军队开始有六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万人,更是天下无敌了。所以阎崇年先生不吝赞美之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支八旗的骑兵,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骑兵,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有战斗力的一支骑兵。”在这支骑兵面前,无论是形同朽木的明军,还是李自成的农民军,都仿若一群乌合之众,这是后金、清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猎结合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一方面满足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一方面便于对民众进行统领;另一方面兼顾生产,为战争备足良好的物质与经济基础,恰恰适合了不断扩张的后金政权的战争需要。

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属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实际上,清代兵有常数,饷有定额,随着满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并非所有满族人都能披甲,而到后来披甲的人数占满族人口的比例愈来愈小。清太祖、太宗时期,八旗组织有较快的发展。入关前满洲八旗共309个佐领,又半分佐领18个;蒙古佐领117个,又半分佐领5个;汉军佐领157个,又半分佐领5个。八旗满、蒙、汉佐领共583个,又半分佐领28个。清统治全国之初,由于统一全国的战争需要,以及平定各地的反清斗争,满洲八旗发展迅速。康熙时满洲佐领达到669个,嘉庆时增加到681个。

此后维持在这一水平上。蒙古佐领顺治时增加11个,康熙时又增加76个,雍正二年(1724年)定制为204个。八旗制度建立时有蒙古人编在满洲八旗内,直到清末亦有蒙古佐领35个,又半分佐领2个,编在满洲八旗下。顺治十五年有汉军佐领206个,又半分佐领3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增至258个,又半分佐领1个。雍正十二年定制为270个。此后,因八旗生计愈来愈困难,一部分汉军出旗为民。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汉军佐领减少到266个。此后终清不改。八旗官兵的额数,清末光绪、宣统时,实存职官约6680人,兵丁12万人。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八旗兵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并有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

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天命、天聪时期定王公爵止于贝勒;崇德元年始走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九等。顺治十年(1653年)增奉恩将军为十等。亦有异姓封王、公、侯、伯、子、男的,但汉人甚少。

清代世职,太宗时与官名本多相同,顺治四年成为荣誉称号。乾隆元年定民爵精奇尼哈番为子爵,阿思哈尼哈番为男爵,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壮丁原则上三年编审一次,分正户、另户、另记档案及旗下家人等。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八旗制度的兴亡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此部分称驻防八旗。驻京八旗负责皇宫和京师的安全,实即禁军。

清禁卫军制大类有二,即郎卫和兵卫。郎卫即指御前近卫,专门负责皇帝及后妃等的警卫与服务,其内部又根据具体任务的不同,设置侍卫处、銮仪卫、善扑营等不同的机构。侍卫处初选上三旗子弟中才武出众者分班入值,掌上三旗侍卫亲军之政令,供宿卫扈从之需。銮仪卫亦系侍从武职,掌管帝、后车驾仪仗等机构。宣统元年(1909年)避溥仪名讳,改为銮舆卫。善扑营,顺治初年曾设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侍卫,各有专管,统在三旗额内。康熙八年为惩治鳌拜专横乱政,选侍卫中一部分年少有力者练习扑击之戏,鳌拜入见时,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设。该营专习掼交、射箭、赛马等技艺,供皇帝游玩宴乐时表演。兵卫即指京师及宫禁的警卫,也根据不同的任务及防卫的需要,分设前锋、护军、步兵等不同的营制。

八旗驻防入关以前,已有八旗驻防之设。清统治全国以后,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和各直省驻防。畿辅驻防守卫京师附近地区,包括保定、张家口、热河、察哈尔及木兰围场等地。各省驻防多守卫省会或重镇。八旗驻地及兵额,视各代而有增损、裁并,但变化不是太大。清末全国驻防共有817个佐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