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魏晋风骨有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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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文韬武略尽风流(4)

再看第二部分,即后面的十八句。这一部分所写,时间上和前一部分相衔接,空间上从室外开始转向室内。“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望庐”,望见了自己的家;“入室”,回到了自己家里。诗人步步走近,先见到了庐舍,继而走进了家门。诗人见物思人,想起了曾经居住在这房子中的妻子,想起了在这房子中与妻子共同经历过的生活。接着,用四句诗深情而细腻地描绘了自己走进房间以后的感触:“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帏屏”,帐子和屏风;“仿佛”,原指相似而不真切的形影,这里指妻子的样子;“翰墨”即笔墨,“翰墨有余迹”指妻子生前练字用过的笔墨纸砚;“流芳”,指妻子在世时梳妆打扮散发出来的香气;“遗挂”,指挂着的字幅。这四句的意思是:往日一回到家里,总能见到妻子,可是如今,在帐子里,在屏风前,再也看不到妻子了。桌子上还留有她生前用过的笔墨纸砚。妻子去世不久,空气中还能闻到她生前梳妆时散发出来的香气。墙上还能见到她在世时就挂着的字幅。诗人用“帏屏无仿佛”一句,正面诉说再也见不到妻子的伤痛,又用“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以及“遗挂犹在壁”三句加以反衬,一种人亡物在、触景伤情的深沉悲哀溢满了字里行间。这里需要补充介绍一点诗人妻子杨氏的情况。杨氏出身于一个擅长草书的家庭。她父亲杨肇和哥哥杨潭都是擅长草书与隶书的书法家。潘岳在《杨荆州诔》中说杨肇写字时“翰动若飞,纸落期云”,笔象飞一样迅速移动,写过的纸象云一样涌到一边。杨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想必养成了爱好书法的习惯。结婚以后,也常常挥毫作字,并把得意的手迹裱褙起来,悬挂在室内墙上。当诗人送葬回来,走进房间,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种物在人亡的景象,不用说他在感情上有何等痛苦了。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扑朔迷离,于是又进一步写出自己深一层的感觉:“怅怳如或存,周惶忡惊惕。”“怅怳”,恍恍惚惚;“周惶”,感到很惶恐;“仲”,忧愁;“惕”,害怕。诗人感到迷离恍惚,妻子的形象不断在想象中出现,仿佛还活着,因而产生出惶恐、忧愁、吃惊、疑惧种种复杂的感情。但当他从幻觉中彻底清醒过来,痛定思痛时,又不能不清醒地面对冷酷无情的现实:“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妻子毕竟已经亡故,在人世上只剩下自己孤单的一个了。他打比方说,就像那些飞向树林的鸟儿,原来成双作对一起栖息,有一天只剩下了一只;又像水中游动的比目鱼,并排游到半路上分开了。结尾处,诗人的目光从室内转到室外,由现在联想到将来:“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寝兴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隙”,指墙壁与门窗上的缝隙。“溜”,屋檐上流下来的水。“寝兴”,睡下与起来。

“庶几”,但愿。“庄缶”,用庄子的典故。“缶”是一种瓦质乐器。庄子为人达观,妻子去世,他敲打着缶这种乐器,唱着歌,并不悲伤。这六句的意思是:

春风正顺着门窗的缝隙吹进来,挂在房檐下的冰柱在早晨就已开始滴水。无论黑夜睡下休息,或者白天起床活动,自己将时时想到死去的妻子,而且深沉的忧思只会一天比一天加深。由自己的忧思,又转而想到达观的庄子。诗人希望自己的哀伤有朝一日会淡薄下去,能像庄子那样达观才好。结尾这几句,从“寝兴何时忘”正面倾吐哀思的无穷无尽,到“庶几有时衰”的希望哀思淡薄下去,相当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妻子生死不渝的执着的情爱。

这首诗在艺术上最主要的特色是运用平易的语言来表现深沉的哀痛。诗人的悲痛无比深沉,但在表现上毫不矫饰夸张。对于妻子去世的伤心回顾,只用“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这样的平淡叙述来表现;对于自己不被人们所理解的痛苦,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淹留亦何益”,对于日渐加深的忧伤的担心,也只是用极为平浅的语言表示要像庄子那样旷达地对待生死。诗中叙述描写的语言,有的通俗得如话家常,如“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诗中的比喻浅近亲切,一闭眼就能想见双飞鸟、比目鱼失去同伴的形象。诗人悼念亡妻的深情,就婉转流动在这些清浅的字句之间,不作层波叠浪,却涓涓长流,绵绵不绝。

其次,与运用平易的语言来表现深沉的哀痛这一主要特色相统一,在结构艺术上,这首诗也相应地表现出朴素自然的特点。全诗同时展开空间与时间两条结构线索。在空间上,先从远处落笔,从下葬以后的回程写起,然后望见了房子,后来又进入室内,在室内看过亡妻的遗物以后,又转写到室外,写出感觉中的春风,视觉中滴着水的冰柱。诗人排比有序地展示出一个又一个镜头:先是回家路上的全景,接着转换成房子与房间的中景与近景,进而推成帐子、屏风、条幅、冰柱等一个又一个近景或特写的镜头。这中间既没有跳跃,也没有倒叙的空间穿插。在时间上,尽管全诗的重点是写眼前,但也写到了过去与未来。诗人有条不紊地从过去写到眼前,又从眼前联想到将来;有头有尾,娓娓道来,既不用倒叙,也不见跳跃。这样,在我们心目中出现的,就不仅是一个在归葬路上与回家以后沉思默想充满哀思的不幸者,而且是一个深深陷入过去、眼前与未来的无边痛苦中的形象了。

潘岳之所以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固然与他高度的艺术技巧、纯熟的语言艺术有关,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他有真情实感。潘岳生性重情,他所作的哀诔诗赋莫不以写情见长。他在生活中,对于死别的伤痛,有过广泛而深切的体验。潘岳的岳父杨肇壮年去世。数年间杨肇的妻子与两个儿子也都先后病故。潘岳九年没有到岳父家,再去时只有空荡荡的房子,见不到一个亲人。潘岳妻子的妹妹出嫁才几年,先死了丈夫,后来唯一的一个姑娘也接着夭亡。潘岳自己家中的弟弟、妹妹、儿子、妻子也都陆续死去。他在《怀旧赋》中说:“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积聚在心头的烦闷,找不到知音来倾诉,那就姑且写成文章吧。他的许多好作品正是郁结之情的自然流露。在妻子死后不久,心爱的金鹿姑娘又不幸去世,他简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竟然呼天抢地喊出了“呜呼上天”!对于结发夫妻的永诀,他又怎能不深为动情呢?他不仅先后写出了三首《悼亡诗》,还写了《哀永逝文》与《悼亡赋》悼念亡妻。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一年后诗人惨遭杀身之祸,倒泻入他胸中的那一片感情的汪洋,是会无止息地流淌下去的,前人对潘岳的评价,有的正确指出了他长于抒情的特点;有的还进一步指出潘岳“悲而不壮”,也就是说,他的风格不属于阳刚的悲壮,而属于阴柔的悲凄。这些都是深有体会的说法。但也有人把潘岳说成一个只讲究文词技巧的形式主义者,甚至说他的作品像剪出来的纸花,没有一点儿生气。通过对《悼亡诗》的赏析,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失之于偏颇的。

末了,笔者还想指出,潘岳悼念亡妻,不仅仅留下几篇有关的诗赋文章,而且由于他的《悼亡诗》写得好,影响深远,从此以后“悼亡”二字不再是悼念死者的泛称,而成了悼念亡妻的特指了。这大概是潘岳在悼念妻子时,无意之中留给世人的一块纪念碑吧!

知财致富,何不早散之?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年),石崇迁散骑常侍,与年轻的刘玙、刘琨兄弟相友善。贵戚王恺憎恶刘氏兄弟,于是佯招二人入宿后斋,命人挖坑,欲加害他们。石崇得知后,星夜赶到,趁王恺猝不及防,问出所在,将二人救了出来。后刘琨成为着名诗人,并曾率兵御敌卫国。

石崇颖悟超群,才气过人,但行为不检点。武帝太康之末(289年),石崇出任荆州刺史。在任上,他利用职权之便,大肆抢劫过往的商客,劫得财物无数,再加上平时囤积聚敛,迅速暴富。西晋开国以来,奢侈之风日盛,晋武帝后宫多达万人,还卖官鬻爵,以取享乐。上行下效,其势必甚,皇亲国戚、士卿大臣无不耽于享乐,极尽奢华,石崇自然也不示弱。

在洛阳石崇的家里,“财产丰积,宫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王侯逊色,甚至连皇帝都自叹弗如。

从石崇家的厕所,便可窥其豪奢之一斑。“刘实诣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缛甚丽,两婢持锦囊。实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裴启《语林》)贵戚王恺也以豪奢着称,二人展开了一场豪奢竞赛。王恺用糖饴洗锅,石崇以油蜡代薪;王恺作紫丝帐四十里,石崇用锦丝作帐五十里;王恺用赤石脂和泥抹墙,石崇用花椒末和泥抹墙。晋武帝赏给王恺一株珊瑚树,高达二尺左右,枝权繁茂,世所罕比,以帮助王恺与石崇斗富。石崇看到珊瑚树,随手就用铁如意将其击碎。王恺方欲发作,石崇令左右将自己家里的珊瑚树全部取出,高达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枝条绝俗,光彩夺目。同王恺的珊瑚树差不多大小的就更多了。王恺一见,顿感自己相形见绌,怅然若失。王恺、羊琇等与石崇竞富,往往以石崇居高为最。

石崇的豪奢远不止此。据说在他的家里,光是容貌美艳的侍婢就有千人,其中有他格外宠爱的翔凤、绿珠。她们的衣服之华丽,首饰之名贵,连皇帝后宫都不能与之相比。有了泼天的富贵,便为富不仁,任意而为。石崇每邀客宴集,便令美人行酒,客有不饮尽者,便令属下交斩美人,真是残暴之极。

河阳(今河南孟州)境内的金谷涧,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金谷水穿涧而过,流泉飞瀑,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恬静幽雅。石崇费巨资在这儿营建了一座金谷园。此园冠绝时辈,王侯叹羡。石崇虽为巨富,亦工诗善文,与他相交之辈也多文人名士。他们常常在金谷园中聚会,日以赋诗,饮酒欢宴,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不甚严密的文人团体——“金谷诗会”。潘岳、刘琨、欧阳建、曹摅、嵇绍等都是这儿的常客,尤其是刘琨,其诗颇为当时所称许。

晋惠帝司马衷元康元年(291年),石崇为国子博士,尝与王敦共入太学,见安贫而贤的颜回、原宪像,慨叹道:“如果我与他们同升孔子之堂,想必与他们不会有多大差别。”王敦说:“不知别人怎么说,我看你倒是同富贵的子贡差不多。”石崇严肃地说:“为士当身名俱泰,为什么一定要像他们那样受瓮牖之苦呢?”看来名誉、地位、享乐才是石崇所追求的目标。

元康六年(296年),石崇由太仆卿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青、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将赴任,送者倾都,文人名士咸集金谷。有祭酒王诩将返长安,一并送行。诸人赠诗以别,石崇将所写诗辑为《金谷诗》(今不传,仅见零散篇章),并为之作序:“……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悦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往,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着后。后之好事哉,其览之哉!

凡三十人,吴王师、仪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世说新语·品藻》注引)《金谷诗序》篇制虽短,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

它描绘了金谷涧令人神往的景观,记叙了金谷诗会的空前盛况,抒发了人生的感慨,说明了诗会的缘起。全篇以写景叙事为主,间以自然感情抒发,笔法轻灵优美,语言明丽流畅,总体成就虽不及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但在石崇现存的诗文中,也是较为优秀的一篇。其中的“金谷酒数”成为后代文人饮酒行令时的罚酒标准。

元康七年(297年),“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晋书·刘琨传》)。他们多为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依附贾谧,看中的是他的地位和权势。石崇对贾谧更是极尽谄媚之能事,贾谧的祖母广成君郭氏每次出行,石崇都把车停在路边,恭送辇去,望尘而拜。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西晋皇族宗王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就开始了。贾后专权,连诛司马亮等数王。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300年)三月,赵王司马伦掌权,假惠帝名义废贾后,诛贾谧。作为贾谧的同党,石崇亦在收捕之列。时孙秀任中书令,与石崇结怨已久。原来金谷园中有一名妓绿珠,善吹笛,美艳绝世,石崇十分宠爱。孙秀使人求之,径索绿珠,石崇不与。于是孙秀衔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贾谧被诛后,他就劝司马伦除掉石崇,石崇也就难逃一死了。处决之日,押送石崇的囚车行往处决犯人的东市,石崇叹息道:“那些家伙是谋图我的家财。”监押者说:“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石崇无言以对。举家十五人皆被诛,石崇时年五十二岁,同时被诛的还有潘岳、欧阳建。

石崇不止是一个贪婪强横、豪奢荒淫的封建官吏,也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学成就的作家。《隋书·经籍志》曾着录其文集六卷,已佚。钟嵘在《诗品》中也将其列入中品。作品多佚,无法览其全貌,故钟嵘的评价是否恰当无法证实。但“季伦、颜运(曹摅)并有英篇”(《诗品》)确是符合实际的。《王昭君辞》写王昭君远嫁匈奴之事,哀其不遇,怜其远别,突出赞扬了她“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的坚强个性。这在同一素材的作品中是少见的,也是石崇现存较为优秀的诗篇。清何焯评曰:“石季伦《王昭君辞》逼似陈王(曹植),此诗可以讽失节之士。”(《义门读书记》)石崇较好的作品还有《思归引》、《思归叹》、《许巢论》等,思想内容上有思慕奢华,企羡彭祖老聃的倾向。石崇现存诗十首、文七篇,散见于《文选》、《艺文类聚》等书中。

千古绝唱《三都赋》

左思写了一篇《三都赋》,当时轰动了整个京城。豪贵之家把《三都赋》视为至宝,争相抄写,竟使洛阳的纸张突然紧张起来。这就是《三都赋》引起的“洛阳纸贵”的美谈。

《三都赋》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左思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诗、书、琴、画都学过,但却没有什么显着成绩。有一天,他父亲左雍对朋友说:“左思的学识,不及我少年的时候。”左思得知此话后,心里很难过,就暗下决心努力学习,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临淄老家时,左思曾用一年时间写过《齐都赋》。后来,他妹妹左棻进宫为晋武帝修仪,他也从临淄来到洛阳。良好的读书环境和治学氛围,更加激起他在文学上大干一番事业的想法。他先后仔细读了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虽感文字典雅,气魄宏大,写出了汉朝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富丽堂皇的宏伟景象,但有的景物缺乏事实依据,不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于是,他决定超越前人,另起炉灶,把三国时的蜀都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吴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和魏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北)写入赋中,合称《三都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