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为了做到言必有据，真实可信，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拜访了许多长期生活在这三个地方的人。他听说张载在四川做过官，又熟悉益州情况，就几次登门求教。张载很喜欢左思的这种勤奋好学精神，总是有问必答，从不厌烦。就这样，左思掌握了大量的益州及附近的风土人物、山川草木的第一手材料，可他仍感材料不足、依据不充分，又借助秘书郎的官职之便，找来了有关蜀都、吴都、魏都的大量史籍、方志、地图，对照研究，力求做到对三个都城的山川城邑的描写都合乎地理所载，鸟兽草木都能在方志上找到依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琢磨与构思，左思开始动手写《三都赋》。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他闭门谢客，每天天刚亮就起床翻阅资料，整理笔记，进行写作。他还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外面，摆上小桌，安放好笔墨纸砚，想到一个好词语、好句子，马上就提笔抄在纸上。到了晚上，他又对着烛火，凝神苦思，反复修改。纸上画得密密麻麻的，几乎辨认不出哪些是删去的句子，哪些是要保留的句子。
当时的文学家陆机刚到洛阳时，也曾打算写《三都赋》，听说左思早已动笔，不由抚掌大笑起来。他在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说：“这里有个鄙贱的北方佬想作《三都赋》，等他写完后，我把它拿来盖酒坛子。”左思不仅不气馁，反而更加废寝忘食，发愤写作，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整整写了十年，从青年人变成了中年人，才把《三都赋》完成。
十年心血不白流，功夫不负有心人。左思感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他认为自己这部着作不亚于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定会得到当时文人墨客的赞赏。谁知那些峨冠博带的文人们竟说三道四，吹毛求疵，把这部费了十年心血的杰作说得一无是处。左思愤愤不平，就去找文学家张华品评。张华看了《三都赋》，连声赞好，并安慰他说：“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你在洛阳没有名声，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你的文章。皇甫谧先生德高望重，人人敬仰，你能找他写篇文章推荐一下，保证会受到欢迎。”左思立即登门拜访皇甫谧，说明来意。皇甫谧看了《三都赋》，果然大加赞赏，亲自作序。他在序文里说：“自中古以来，作赋的很多。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出名于前，班固的《两都赋》内容胜过辞章，张衡的《二京赋》文采超过义理。而左思的《三都赋》则参考了名家，写得非常精致。世上的人往往重视远处而轻视近处，不肯用心于明辨事物。
左思的《三都赋》，我觉得是很优异的。”后来，又找着作郎张载为《魏都赋》作了注释，找中书郎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了注释，卫璀还为《三都赋》作了略解。这样一来，《三都赋》的身价也就越来越高。几乎被打入冷宫的《三都赋》立即成了当时洛阳的畅销书。“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俊朗雄豪刘琨西晋时代，清谈之风盛行，玄言诗在永嘉诗坛上蔚兴，大有垄断之势。从西晋怀帝至东晋元帝时期，诗坛上独辟新径、标新立异的诗人，当属刘琨。他以悲凉慷慨之诗在两晋交替之际奏响了时代的乐章。
刘琨年轻时受魏晋玄风影响很深，生活浮华，纵情声色，好老庄，尚清谈。
这一时期，其所写多为宴饮应制之作。两晋易代之际，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危亡系于一旦。刘琨转而投向保家卫国的战争，在忧患和斗争中逐渐培养了自己的爱国情操。他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成为鼓舞后人奋发向上的典例。此期，他的创作风格一改浮华，变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诗作中蕴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情调慷慨悲壮。刘琨的着作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刘中山集》。
刘琨今存诗三首，都是他后期作品。《扶风歌》作于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出任并州刺史途中。他于是年九月末出发，一路征战，历尽艰辛，到达并州治所晋阳（今太原附近）。然朝廷并无抗敌决心，断其后援，前景极为暗淡，加之晋阳残破不堪，府寺焚毁，僵尸遍地，到处一片凄风冷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琨写作了《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唯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他在诗中以抒情的笔调记叙了赴并州途中的见闻，抒写了自己伤时感乱的爱国情思，表达了对朝廷腐败的忧虑。开头至“归鸟为我旋”为全诗的第一段，着力描写诗人离开洛阳北上并州时的沉重心情。“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
既交代时间，又写出路线。“顾瞻”四句是写诗人出“广莫门”时回头瞻望宫阙，只见廊宇高耸，殿堂林立，顿感京都难离，抑制不住内心剧烈的痛苦，泪如泉涌；“据鞍长叹息”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国都的眷念，对朝廷的忠心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烈烈”六句选取最能体现悲情的“悲风”、“涧水”、“浮云”、“归鸟”等景物，来托物言情，寄寓诗人内心深处无法倾诉的诸种情感，转化为外在表现只能是“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由“去家日已远”至“吟啸绝岩中”为诗的第二段，重点在于写行军生活的困苦、处境的艰辛，从侧面衬托了诗人的报国之志、爱国之心。由“君子道微矣”至最后是诗歌的第三段，写作者于艰难困苦之中，仍高歌前进，不畏艰险，体现出诗人至诚的爱国之心，同时诗中“唯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四句借用李陵兵败投降，家人被汉朝诛杀的历史故事，委婉地透露出诗人在慷慨激昂中隐含着无法掩饰的忧危之感。朝廷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的目的，是用他去讨伐刘渊。刘琨深怕作战失利，不能见谅于朝廷，因而产生此种心情。最后四句以旷达的言辞宽慰自己无奈的哀愁，音调沉郁，凄婉动人。
刘琨少时即有抱负，早年即以清天下为己任；中年以后，毅然投笔从戎，力图挽救即将崩溃的西晋王朝。《扶风歌》中那种英雄豪情即是他定乱扶衰志向的一种艺术表现。然而“忠信反获罪”的畏谗心理，“安知存与亡”的现实危难，使得诗中不能不渗透出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哀之情。正是这种豪迈的壮志与英雄末路的悲哀的统一，凝聚成刘琨清拔刚健、悲凉凄戾的诗风。因而刘熙载《艺概·诗概》中评曰：“刘公干（桢），左太冲（思）诗壮而不悲，王仲宣（粲），潘安仁（岳）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唯刘越石乎？”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中亦评曰：“刘越石豪杰之士，《扶风歌》慷慨不拘，诵之，纸上英气拂拂，当与魏武《对酒》并读。”
愍帝司马业建兴三年（315年），刘琨受命都督并、冀、幽三州军事，为石勒所败。兵败后投幽州刺史段匹殚，相约共同振兴晋室。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317年），其子刘群被段匹殚的暗通石勒的部下出卖被俘，石勒逼迫其子写信给刘琨为内应。事泄，刘琨被段匹殚囚禁。卢谌，字子谅，西晋诗人，与刘琨关系甚好，时任段匹殚别驾，作书并诗与刘琨。刘琨于是写下了四言诗《答卢谌》并书，目的在于激励好友“竭心公朝”，同时也借此抒发自己家园覆亡的惨痛心情，但卢谌素无奇谋，在回信中主要表示了自己对刘琨的感激与安慰，未涉国事。刘琨深为遗憾，又写了五言诗《重赠卢谌》。
《重赠卢谌》中首先以玉比德赞美卢谌才质，然后例举太公望、邓禹、陈平、张良、晋文公重耳的五位贤佐和齐桓公名臣管仲等先贤事迹，希望有能人重振家园，兴复晋室，暗寓自己曾匡扶晋室，一心报国，亦有表明心迹，自我洗刷之意。继而抒写功业未建，时不我与，却身陷囹圄，壮志难酬的悲叹。“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字里行间渗透着英雄失路的悲愤情绪。最后以自嘲方式再次激励卢谌为国建功。
诗中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贯注全篇，如杜鹃啼血，感人泪下。任何人读此泣血之作，不能不为作者奋身救国的热情壮志所感动，同时也不能不为他的英雄末路的悲歌所震撼。沈德潜《说诗啐语》中评：“刘琨答卢谌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荡，准之变雅，似离而合。张华、二陆、潘岳辈，恹恹欲息矣。”
刘琨诗中蕴含着强烈的爱国激情，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其诗的情调又显得慷慨悲壮。后世对此评价颇高。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评曰：“越石英雄失路，满腔悲愤，即是佳诗。随笔倾吐，如金笳成器，木檀商声，顺风而吹，嘹飘凄戾，足使枥马仰喷，城乌俯咽。”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将他与曹植、刘桢对比，足见刘琨诗作成就之高，同时亦感叹他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
刘琨英雄失路的三首悲歌，写尽忧患国家的赤诚忠心、伤时感乱的衷情和壮志难酬的悲愤。其诗叙事、写景、用事、抒情亦能巧妙别致，相互生发映照，情虽苦烈但表现却不含蓄，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格调苍凉沉郁，慷慨悲壮，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优秀传统，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兴起之际，其诗独以清刚之气拔于世俗，气盖一世。钟嵘《诗品》将其诗列为中品，并评曰：“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对其诗的风格和自身遭际及诗歌内容的关系都作了简约恰切的评价。刘琨爱国志士的形象更是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诗中叹道：“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
晋永嘉六年（312年），宣城内史桓彝喜得贵子。好友太原祁县人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闻其啼声洪壮，曰：“真英物也！”桓彝因婴儿为温峤所赏，所以起名为桓温，他就是后来专擅朝廷、威震南北的大将军桓温。
桓温身体魁梧堂堂，相貌奇伟，博通多闻，富有文才武略，据说面有七星，为世人所奇。沛国人刘惔曾赞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磔，分开意），孙仲谋（孙权）、晋宣王（司马懿）之流亚也。”为人豪爽不羁，任意而行，好结交侠义之士，纵谈天下大事，不拘礼法，随心所欲。年轻时，家中贫困，但生性好赌，一次输得极惨，债主登门催债甚急，出于无奈，求救于好友陈郡人袁耽，方为终了。做官后，亦俭省朴素，每次宴请客人时，只备下几盘茶果而已。后被明帝召选，婚配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初任琅邪太守，累迁至徐州刺史。庾翼死后，朝廷意欲重用桓温，继任荆州刺史。丹阳尹刘惔了解桓温的才华，但也深知他的野心，不无忧虑地说：“使伊去，必能克完西楚，然恐不可复制。”最终仍被任为荆州刺史、安西将军，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
此时，蜀主李势无道，臣民不附，凭借蜀地之险，疏于防备。桓温意欲趁其微弱之时伐之，以解除东晋侧翼之威胁。晋永和二年（346年）末，率众西伐。
即日上表入都，未待批复，便即西进。晋朝廷接到桓温伐蜀表书，都认为李势在蜀经营已久，上承几代基业，根基牢固，而且蜀道艰险遥远，长江三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桓温兵少无继，孤军深入，恐难成功。刘惔却对桓温征蜀深信不疑，谏曰：“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一种赌博游戏），不必得，则不为。”
桓温亦深知孤军深入，不宜久战，故命士卒轻装疾进，直趋蜀境，待到蜀军知觉，桓温已突入三峡。行军其中，见绝壁天悬，腾波迅急，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李势闻知晋军来犯，急令其叔父右卫将军李福、从弟镇南将军李权率卒直趋合水，堵截晋军。桓温采纳袁乔“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击”的建议，率主力，携带三日粮，弃去餐具，避敌主力，直捣成都。途中与李权相遇，三战三捷，蜀兵大败，逃还成都。晋军四面纵火，焚毁城门。李势见大势已去，派使请降，桓温将其送往晋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至于前蜀将相，一律录用，蜀人闻之，举国皆喜。西蜀已定，桓温置办酒席，宴请巴蜀名流、豪俊。宴饮之时，桓温广征博引，纵论成败存亡自古由人而定。其状磊落豪爽，其情慷慨激昂，满座皆赏。自此，威名大盛，震动朝野，进位为征西大将军。
及北赵石虎死，桓温欲率众北伐。后知朝廷起用殷浩来抵制自己，甚怒。不久，声言北伐，拜表便行。简文帝司马昱此时任抚军，与桓温甚善，行前，桓温作《与抚军笺》。信中写道：
北胡肆逆，四十余载。倾覆社稷，毁辱陵庙。遏其可亡之会，实是君子竭诚，小人尽力之日也。江东虽为未丰，方之古人，复为未俭、少康以一族之众，兴复祖宗，光武奋发，中兴汉室。况以大晋之祚，树德长久，兼百越沃野之资，据江汉山海之利，盐铁宝帛之饶，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贤之略，尽兵民之力。赋之强也，犹复遵养时晦；及其弊也，不齐力扫灭，则犬贼何由而自平，大耻焉得而自雪？临纸惆怅，慨叹盈怀。
文首桓温力陈胡人之罪，社稷之辱，再写目前北伐的优势，最后慷慨陈词，以表雪耻之志。作品结构完整，言辞恳切，音节和谐，多用铺陈手法，极富文采，如文中描写“大晋”盛况一段。后司马昱复书一封，以社稷大计晓之以理。
桓温随即回军，上疏明志：“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言辞恳切慷慨，尽透忧国忧时之情。文中借用“乐毅竭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发”的历史典故，希望东晋朝廷体察自己的忠心赤胆。后，殷浩北伐失利，朝野怨愤。桓温趁机上疏要求废除殷浩，自此，内外大权集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