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济济的曹魏谋士群体中，蒋济原本属于一个籍籍无名之辈。
荀彧、荀攸、郭嘉等人声名显赫、扬威中原之时，蒋济不过在曹魏边境地区担任一名地方官吏。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随着大批谋士先后离世，蒋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历经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并逐渐在曹魏政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官至太尉，成为权倾一时的曹魏重臣。在决定曹魏帝国未来走向的高平陵事件中，蒋济更是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为司马氏专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间接成为曹魏帝国覆灭的掘墓人。
蒋济（？~249），字子通，楚国平阿人，具体出生时间及家庭背景不详。从历史记载中看，蒋济很早就在江淮一带小有名气，与刘晔、胡质、朱绩一起并称为扬州名士，在曹魏统治下的扬州地区任职。只不过当时蒋济的职务并不高，仅仅是个负责定期代表地方政府向朝廷汇报当地社会经济与财政收支情况的官吏，官名叫做计吏，秩级也比较低，属于百石小吏。不过，蒋济的命运在建安年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占据中国北方地区的曹操为了广泛招揽人才，在所属占领区内多次征召各地名士，极力扩大曹魏集团的实力，作为扬州名士的代表，蒋济与同州的刘晔、胡质等五人一起得到了曹操的征召。在与刘晔等人参见曹操的前前后后还发生了一段较为有趣的轶事，这让后人可以对蒋济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这段轶事出现在《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注引《傅子》之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接到曹操征召的消息之后，蒋济便与刘晔、胡质等五位扬州名士立即去参见曹操。也许是过于兴奋，这几个人一路上一直都在进行积极的互动和交流，天文地理、社会经济、战略战术无一不在交谈之列，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只有刘晔一人一言不发，独自在车上闷头睡觉。蒋济觉得非常奇怪，就问刘晔为什么不参加讨论，而刘晔的回答显得高深莫测。
刘晔认为对着曹操这样的明君说话，讲究的是一种默契，根本用不着像蒋济等四人这样高谈阔论，有这个时间还不如一路上养精蓄锐以饱满的精神来准备曹操的问话呢。刘晔的这番回答按照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要掌握一定的面试技巧，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
不过，刘晔的回答显然没有引起蒋济等人的重视。等见到曹操之后，四人争先恐后抢着发言，虽然曹操表面上和颜悦色，但心里多少也有点失落。一直在一旁一言不发并遭到蒋济等人嘲笑的刘晔最终引起了曹操的注意。在与刘晔进行了一番交谈之后，曹操发觉在这五位扬州名士之中刘晔显得与众不同，后来在任命的时候，只有刘晔被委以心腹，而蒋济等四人则被授予县令之职。虽然这段轶事并不足以说明蒋济的能力就逊于刘晔，但至少在面试技巧方面比刘晔差多了。
这段轶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蒋济又被授予了哪个县的县令、任职多久，这一切已经不可考了，从史料上看，蒋济担任县令之后数年间，便被提拔为扬州别驾一职。别驾，也称为别驾从事，是州刺史幕府中最为重要的属官，时有“其任居刺史之半”的说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蒋济在这个岗位上具体有哪些政绩，史料也没有记载，倒是在《三国志·魏书·和常杨杜赵裴传》注引《魏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有些瞠目结舌的故事，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蒋济担任扬州别驾之时，扬州的州治设在寿春，当时寿春的县令叫做时苗。此人刚刚上任就前去拜见蒋济，打算作一个正常的工作沟通。
而蒋济平素里就是个酒鬼，酗酒成性，经常酩酊大醉，这一次又因为烂醉如泥无法见客，时苗的目的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这原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无法与上司见面，一般人大都会另择时机再来，而脾气火爆的时苗却与众不同，他不但心中充满愤恨，回到家中还依照蒋济的模样制作了一个小木人，在上面写上“酒徒蒋济”四个字，将其放在自己的院墙下，早晚都用弓箭来射。这个举动无疑是过于疯狂了，时间一长连州郡的官员都知道了这件事。不过，蒋济并没有因此对时苗打击报复，因此留下了“（蒋）济不以（时）苗前毁己为嫌”的美誉。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蒋济的两个特点：首先是酗酒成性并曾经因此而误事，其次是蒋济的胸襟还是非常开阔的，要是换了其他人，估计时苗这个县令算是做到头了，说不定还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除了与时苗之间发生的这一段小插曲之外，蒋济在扬州别驾任上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巧解合肥之围。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兴兵占领荆州，在赤壁地区与孙刘联军展开战略决战，这也就是后人俗称的“赤壁之战”。由于瘟疫肆虐及战略部署出现重大失误，曹操在赤壁遭遇惨败。之后不久，孙权又亲率大军围攻淮南重镇合肥，而曹军主力新败，士气低落，加之军中出现的瘟疫仍然无法控制，无力向合肥地区增派大量的援兵。曹操无奈之下只能派出将军张喜独自率领一千多骑兵经汝南郡前往合肥进行救援，而这支偏师又在汝南郡遭到瘟疫的侵袭，不但前进速度放缓，士兵减员也非常严重。面对孤立无援的危局，蒋济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破敌之策。
蒋济先是与刺史秘密商议，故意散播刺史已经收到张喜来信的假消息，并宣称张喜已经率领四万步骑到达雩娄地区，然后公开派遣州中主簿前往迎接，造成援军不日到达合肥的假象。同时蒋济又派出三个使者携带有关张喜援军即将到达的信件前往被孙权重重围困的合肥城，其中的一个使者安全进入合肥城内。城内守军听说援军即将到达的消息之后士气高涨。另外两名使者则被孙权俘获。孙权不知是计，信以为真，匆匆烧毁了围城工事撤军而去，合肥之围自然也就化解了。
合肥之围的化解，是曹操集团在遭遇赤壁大败之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对稳定曹魏在淮南地区的局势及挽回与孙刘联军作战颓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此，曹操集团也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全力应对孙刘联军在江陵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为赤壁之战之后曹魏集团的战略调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作为妙解合肥之围的首功之臣，原本籍籍无名的蒋济也迅速蹿红，引起了曹操的高度重视，从此，蒋济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来到谯县，立即对以淮南为主的扬州地区进行重新整合，以应付来自东吴集团的巨大威胁。也就在这个时候，蒋济奉命来到了谯县，而曹操一见蒋济，就立即向他进行咨询。
曹操说道：“当年我和袁绍在官渡之战期间，曾经迁徙燕地和白马的百姓，尽管有的老百姓没有离开，但是袁绍的军队也不敢抢掠。如今江东的孙权在淮南地区对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为了不给孙权可乘之机，我打算效仿当年在官渡时期的做法，将淮南的百姓迁徙至中原地区，你看如何？”
蒋济回答道：“官渡之战的时候是敌强我弱，如果我们不迁徙百姓就会失去他们。但自从打败袁绍之后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北克柳城、南取江汉，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老百姓也没有再去投靠他人的意愿，都觉得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百姓们依恋故土，并不愿意迁徙。如果强行迁徙百姓，势必引起百姓们的恐慌，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不过，蒋济的正确建议并没有得到曹操的采纳。数年之后，由于淮南战事胶着，曹操担心当地百姓被东吴集团掠走，便下令将他们迁往中原地区，结果江、淮一带自庐江、蕲春、九江、广陵等地区的十余万民众惊恐不安，误以为曹操即将放弃淮南地区，于是纷纷逃亡江东。直到这时候曹操才意识到当年蒋济提出的意见是多么的有预见性，于是曹操主动找到蒋济对自己的鲁莽之举表示悔意，并自我解嘲说自己原本是想让当地的百姓迁徙以躲避东吴集团，不料想反而阴差阳错地将他们送给了东吴。当然这只是后话了。
尽管蒋济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曹操的采纳，但这并不影响曹操对蒋济这位扬州名士的欣赏，曹操随即任命蒋济担任丹阳太守，加强这一边境重镇的统治。同年，为了加强对淮南地区的有效管制，曹操将扬州的州治由寿春迁至合肥，并将当时担任丞相主簿的温恢调到扬州担任刺史，蒋济调至扬州州治担任别驾。这也说明了曹操对蒋济的重视程度。为此，曹操还专门颁布了一道《以蒋济为扬州别驾令》。该令提道：
季子为臣，吴宜有君。今君还州，吾无忧矣。
该令中所提到的季子，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名叫季札，也称公子札，此人不仅品格高尚，而且是当时着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为江淮一带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是江淮地区一位着名的古代先贤。“季子为臣，吴宜有君”典出《公羊传》，是对季子的赞誉之词，曹操以此来称赞蒋济，这也足以说明他对蒋济能力的充分肯定。
不过，蒋济这次的别驾一职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建安十四年至建安十五年间，蒋济又被曹操上调至丞相府，变成了京官。不过，这次调动的原因说起来比较蹊跷，因为扬州有人向曹操举报蒋济是扬州地区谋反事件的背后主谋。对于这个举报，曹操显得非常生气，不仅命人找出了当年任命蒋济为别驾的诏令，还专门将左将军于禁和沛国国相封仁等几位官员找来发泄了心中的不满。曹操认为：蒋济是绝不可能参与谋反的，这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挑拨离间而已，如果蒋济真的会谋反，那就只能怪自己有眼无珠了。在曹操的亲自过问下，这个事情很快便水落石出了，蒋济蒙受的不白之冤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这个风波结束之后不久，曹操就下令将蒋济调入丞相府担任丞相主簿西曹属。所谓的丞相主簿西曹属，其实是两个职位的统称，丞相主簿是丞相府中管理文书的官员，而西曹属则是丞相府主管人事工作的官吏，西曹的正职官吏被称为掾，副职就叫做属。西曹和丞相府中另外的一个机构——东曹一样都是当时具有很大权力的部门，中央和地方的选官权基本上归属东、西曹。曹操将蒋济调入这个部门任职，也足见对蒋济的重视和欣赏。为此，曹操还颁布了一道《辟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
该令中说：
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
翻译过来大意是：上古时候的圣人舜曾经推举皋陶掌管刑法，不仁之人就难以生存了。褒奖好的贬责坏的、做到公平合理，希望就寄托在蒋济你这位贤明的官员身上了。
或许是从此以后转入丞相府处理行政事务的缘故，蒋济自担任西曹属之后近十年时间的历史记载是一片空白，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一场来自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大将关羽所发动的襄樊之战让曹操烦恼不已，这时，蒋济又一次站了出来为曹操排忧解难。
是年七月七月，关羽派遣南郡太守糜芳镇守江陵，将军士仁镇守公安，自己率领数万大军从江陵出发，开始了襄樊战役。面对关羽的大规模进攻，曹仁决定固守待援。远在长安的曹操得知樊城被围之后，迅速派遣于禁、庞德率领七军进行增援，同时命令汝南太守满宠进入樊城协助防守。曹军的另外一员大将徐晃也作为后援南下，屯兵宛城。关羽及时调整部署以主力对于禁的七军展开攻击。八月，樊城周围地区突发暴雨，山洪爆发，于禁所率七军被大水重重围困。而关羽则利用水军的优势向于禁发动总攻。于禁被俘投降，庞德被杀，七军三万之众被关羽生擒。在消灭了于禁这支援军之后，关羽再次对樊城进行猛攻，并建立了数道封锁线，将樊城与外界的联系彻底切断。同时，关羽又派遣将领开始围困襄阳。在关羽强大的攻势面前，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先后投降。十月，曹魏所属陆浑地区又发生了乡民孙狼组织的叛乱，孙狼杀死了该县主簿依附关羽，而关羽则授予孙狼官印并增拨部队进行协助。一时间，许昌以南不少地区纷纷响应关羽，关羽名震华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面对襄樊战役的失利，曹操一度想迁都以避其锋芒。
在这个关键时刻，身为丞相主簿西曹属的蒋济与丞相府军司马司马懿一起向曹操提出了联合孙权对抗关羽的战略决策。
蒋济和司马懿认为，于禁的七军在襄樊前线的全军覆没纯属意外，其中充满了偶然性，并不是注定失利的。同时，于禁的失利对于曹操集团也没有造成致命的打击，用不着以迁都来躲避关羽的兵锋。刘备与孙权这两大集团外亲内疏，关羽得志，孙权必定不乐意，可以立即派人秘密联络孙权，以割让江南及加官晋爵为条件，诱使其出兵进攻关羽的后方，这样一来襄樊之围也就自行解除了。
蒋济和司马懿提出的这个建议，是针对刘备和孙权这两大集团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争执和摩擦所带来的重重矛盾而提出的。刘备集团经过赤壁之战之后，不但占据了荆州数郡，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同时又通过占据益州和汉中地区，其实力已经与孙权集团不相上下；而孙权集团尽管在赤壁之后也取得了荆州的部分地区及交州，但在与曹操争夺淮南的战事中难获进展，其北进的战略意图遭到了遏制，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孙权集团已经将谋取刘备占领下的荆州作为了首要目标。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双方就曾经因为荆州三郡之争险些兵戎相见。就在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前两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孙权派出都尉徐详面见曹操求和，曹操也秘密派遣使臣来到江东重修旧好，并许诺缔结婚姻，双方之间展开的长达十年的淮南争夺战从此结束，关系已经趋于缓和。孙权的这些举动都向曹操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东吴集团的战略发展方向已经由东线的淮南转向了西线的荆州，其主要敌人也由宿敌曹操变成了盟友刘备。对于关羽的得势，孙权势必不会袖手旁观。
曹操在听取了蒋济和司马懿的建议之后，立即打消了迁都的念头，迅速派人与孙权取得了联络，并按照蒋济和司马懿提出的以割让江南及加官晋爵为承诺，要求孙权出兵，而孙权也立刻对曹操的举动作出了回应。同年十月，孙权手下的大将吕蒙偷袭江陵，并迅速占领公安等地。
同年十一月，陆逊率兵开始对宜都、秭归、房陵、枝江等地的蜀军发动进攻。十二月，关羽在麦城困守一个月之后突围，在临沮被俘，最后被孙权处死。不仅襄樊之围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彻底的化解，孙权与刘备这对曾经在赤壁之战中结成的战略同盟也因此反目成仇，刀兵相向。蒋济和司马懿提出的联合孙权抗击关羽的意见也凸显了其重大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