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２０世纪，印度自诩为“比中国更民主”而自豪。西方世界及民主理想主义者，热衷于用印度的民主，去对比中国的专制；用甘地的非暴力，对比毛阿东中国的暴虐。若然印度真能超过中国，那也确实是多少证明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偏偏地，尽管毛阿东治下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确比尼赫鲁的饥饿更丢脸。但是印度既在军事上，明显下风于毛阿东时期的中国军，在经济上也明显逊色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至于印度后来的军事，是不是多少挽回1962年的丢人表现，历史没有再给印度机会。中印两国口水骂战不少，但彼此军队再也没有对仗过。总之，民主印度似乎是样样不如中国；既为中国愤青所自豪，也为印度政客所认同。自90年代开始的印度政府，实际上是步步向中国的方式靠拢，而中国也在事实上，认同印度在民主上的努力，试图向印度政治靠拢。20世纪中印两国之间，有趣的情形是，两国一边相互口水骂战，一边彼此复制，靠拢。
印度形式仿效西方的民主制度，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印度的社会制度的路线是资本主义。而事实上，圣雄甘地设想的印度，是一个闭关锁国自然经济的农业国家。甘地的理想不要说让外国人觉得滑稽，连他创立的国大党的同志们也不能理解，结果是甘地为了坚持自已的理想，退出了自已创建的国大党；甘地成为自已的女婿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的党外异议人士。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及国大党的理想，也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他们反对通过列宁和斯大林的武力手段实现其社会主义理想。当尼赫鲁到美国访问，以印度倒向苏联为威胁，要求美国支援印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杜鲁门非常迷惑地对身边国务卿说：“我们一天到晚说要严防共产主义，这个尼赫鲁，不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他们到底（想在印度）干什么？”
印度形式上仿效西方民主，也很容易让东西方忽略，所谓西方民主只是一个西方人出于文化认同而没有觉察的，东方人出于自已文化认同，而刻意将其视为“西方不同路线”的，区别上非常悬殊的两种制度。从社会层面上说，政治形式上的“西方民主”是不重要的，它的更重要的政治基础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否得到了政治层的保障。因此，亚非拉后进国家仿效的“西方民主”都没有结出积极的果实，如果不算是社会主义的苦果的话。因此，在“普选，文官，一人一票”等表面上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掩盖着两种迥然不同的经济制度。
一般被认为是西方民主的制度，至少有两种彼此冲突的形式。一种是美国为代表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它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西方成功的根源，但也被基督教等学者认为是西方社会的万恶之源；后者认为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才是西方成功的根本。后者的观念中，潜伏着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白人至上论，种族优越论，基督教普世论”的文化歧视和优越感，但是它的口号偏偏是“自由，平等，博爱”。所以另一种就是以法国及其大革命为代表的，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否定。到20世纪末期，依靠资源和人口稀少而成为模范的北欧模式国家，就是其中样板；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如同其前辈的南美国家一样衰落后，人们才发现所谓北欧模式，只是早就失败的南美国家模式。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化，自以为必定超越美国的欧洲人，才越来越悲观发现，欧洲与美国之间，本来已经不小的差距，正在一点点地拉大，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超过欧洲，而增长潜力也远胜于欧洲。
所以印度所谓的西方民主的表象，实际上不是学习了美式民主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精髓，而是学习了欧洲基督教传统社会主义的糟粕。后者与印度尼赫鲁，和平地建立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理想，完全吻合。尼赫鲁的政治路线，也与南美智利的阿连德别无二致，只不过印度既没有智利社会资本主义财富的积蓄，印度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也远远逊色于智利。印度既然没有出现一个印度的皮诺特，阻止尼赫鲁作阿连德式的愚蠢尝试；那么印度复杂出比智利社会主义实验更为失败的落后社会，也就毫无奇怪了。相对而言，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毛阿东中国，在军事上显然比印度东施效颦的“西式军事”更为强有力；执行邓阿平路线的中国，也将比社会主义的印度经济更成功。
21世纪初的中国，表面上是一个拒绝西方民主“普世”的前斯大林国家。但是这种拒绝，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对政治稳定性延续的利益集团的下意识，和对前代中华帝国怀恋的民族主义文化的怀旧。中国古老文化与印度和基督教一样，对于“全民普选的，一人一票的，文官政府的，仁慈普济，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完全没有冲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无非是象基督教的宗教教派一样，彼此指责对方是异端一样，“你的不纯，他的不正，俺是正宗”之类的分歧。但是他们之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完全一致，而共同冲突于大宪章的私有制观念。因此21世纪的中国，自然而然地美化印度、南美和北欧模式的乌托邦，掩饰它们的失败，讴歌他们通往奴役之路的本意高尚，试图凭借自已在美国秩序中赚取的美元外汇“再分配”，从而走上了前代尼赫鲁印度的失败道路，在凯恩斯主义土地财政中深化财政危机，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21世纪的中国向前代印度模式靠拢，21世纪的印度却向前代中国的政策模式靠拢，中国和印度这两国总是断不了口水骂战的龙与大象，的确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天生一对的同性恋人。印度自独立之初，就是一个顶着联邦名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尼赫鲁甘地王朝结束下，瓦杰帕伊到莫迪的政府，越来越明显地转向中国模式的政治轨道，也同样收获了凯恩斯主义和出口导向，带来的GDP统计上数字增长；同样形成了越来越顽固的公营利益阶层和越来越庞大的各级政府财政赤字。当印度变成执行同样模式的“金砖N国”之一时，这些在美国秩序下执行着同样出口导向政策的后进国家，居然幻想结成一个与美国抗衡的“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美国秩序是以美国的进口和优势产业的转让为基础，金砖N国之中，谁的产业领先得足以转让，谁来执行进口呢？因此金砖N国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和印度一样，只不过是执行同样政策的“同性恋人”。
错误的经济政策在强大的中央政治下得到贯彻，自然意味着惨烈的经济灾难。经济灾难导致生存资料的短缺，错误的公有制政治的低效，导致生存资料的短缺在部分人群中越显恶化。即便仅仅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机会，社会群体也会在经济灾难中被割裂。印度庞杂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分割，较之中国更容易地产生社群的割裂，不过也因此阻止了更强烈的中央集权，而避免了更悲剧性的大规模死亡。这是20世纪的尼赫鲁印度，没有出现毛式大饥荒的原因；在21世纪，似乎再次挽救了印度。但是印度国家面临着难以对付的分裂趋势，印度不可避免地，只能通过追求民族主义，强调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外来威胁”，寻求成为内部的弥合剂。凭这种“仇外的民族主义”维持的“国家统一”，结果改定是悲剧性地徒劳。
中国的威胁，受制于巍峨的喜马拉雅山。威胁印度一个邦几个县的旅游生意，还算实话实说，若说威胁整个印度，值得印度整个地维系统一，承受自作自受的经济灾难，那是连印度人自已都说服不了自已。相反地，巴基斯坦要弱小得多；倒是可以借印度的威胁，作为巴基斯坦维持统一的国内政治动员，因此巴基斯坦可以在更穷困的情况下，仍然维持着国家的统一。这是印度羡慕而不可得的“好处”！印度的军人集团，试图阻止印度的分裂。约舒巴将军发动了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巴克阿将军的军事政变，建立印度最成功的军管政权，——但再成功，也只是军管政权！巴克阿总理的宣传机器下，国父甘地变成了一个致力复辟阿克巴大帝光荣的专制主义者，莫卧儿的阿克巴大帝，成为巴克阿政权倡导的传统文化的正能量。旅游圣地泰姖陵，成为巴克亚印度的政治圣地。
巴克阿为代表的印度军政府，试图用法西斯主义，压制印度因为经济灾难而走向分裂的趋势，——这是徒劳的；经济困境不可能用政治手段解决；巴克阿的方法是用中央管制的经济，压制被民粹造大的北欧模式的社会泡沫，——这一层作为复苏的紧急手段，则是成功的。法西斯主义的确是民粹政治的衍生物，也是民粹政治的唯一的解毒剂。如同皮诺切特下的智利，在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下，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复苏。尽管远远比不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但较之苏联古巴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好得不可比拟，——这正是中国邓阿平的成功人。印度巴克阿将军，也因此被视为再造印度的“印度的邓阿平”，被誉为甘地第二的国父。
但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模式，受制于较国民经济更迅速地膨胀的，政治食利的特殊利益集团，——在20世纪末的中国，被称为国进民退，——因此其复苏的余地有限。印度庞杂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社会，令到印度特殊利益集团与印度社会的冲突，较之中国更迅速地爆发，从而终止了巴克阿改革开放的盛世。巴克阿的继任者，为了对付越来越强烈的分裂倾向，不得不越来越激烈地采用极权主义性质的镇压措施，也就不得不牺牲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印度国家变成一个军队为主体的，对下层民众作镇压的专制机器。当这台军队专制机器出现在一个封闭国度，如两千年闭关锁国中的中华帝国中时，通常会形成一个封建王朝。而在有潜在更贫困的竞争者如巴基斯坦的南阿，结果总是貌似更强者，被更贫困的、更小、因此更团结的小国所击败，而作为失败者的大国，就自已走向分裂动荡。这也是20世纪清朝的命运。
第四次印巴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貌似强大的印度军政府力量，在一系列本意只是服务于国内宣传的军事冒险中，终于遭受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印度军政府的力量瓦解了，维系印度统一的镇压力量也消失了，印度不可避免地分裂了。巴基斯坦吞并了与印度争议的地区，变成了南阿最强大的国家，也进入了曾令印度分裂的政治动荡之中。这个地区最终仍然会在互利合作的关税同盟中，再次结成统一的联邦，但是直到未来22世纪。印度已经是历史上的国家，现实中的地理名词。印度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终于自寻死路，给了东方中国极大的震动；口水战结束了。中华帝国传统下的民族，继苏联以后又多了一个自我震惊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