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病理？通俗说就是患病的道理。就是指疾病发生的全部规律，或指健康人变成不健康人的生理变化过程。研究疾病的原因、机理和状态，就是所谓的病理学。人们始终在问，人体的病是全身的病，还是局部的病？是体液的病，还是实体病灶的病？这个问题在西方医学历史中始终有争论。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医学科学之争论，那你就错了，西方医学只重利益，必然反映出利益之争。西方医学的发展，不按科学真理发展，不按客观事实发展，不按健康规律发展，而是按着资本主义利益规律而发展，或者说按西方医学利益最大化而发展。西方医学的所有发展都是按自身利益最大化发展的，这是认识西方医学的一条主线，谁离开这条主线，谁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医学。关于病理学问题，如果按医学利益规律发展必然是生理学的倒退，所以称为病理学之蜕变。纵观西方医学的历史，1761年和1858年是蜕变的两个拐点，医学利益使西方医学错误地走上了不归之路。
在谈病理蜕变过程之前，必须要有正确的答案做比对的样板，才能深刻认识蜕变错误之所在，这里先给出如下有关病理问题的简述：
●生命是由生命体与生命境两大部分相互作用组成的，缺一不可。
●绝大多数情况下生命体的异常与损伤都是由于生命境的原因造成的。
●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多细胞复合体，生命活动、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都是“以细胞为中心”而产生的，遵循单细胞生存规律。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体健康、疾病、修复等概念都应当是指细胞生命的健康、疾病和修复。
●成人身体由约100万亿个细胞组成，细胞境在每个细胞的四周，细胞体“吃”在周围，“泄”在周围，是身体血液循环系统不断流动实现供应及清理工作。这样，血液循环就成为人体所有细胞境的集中代表。
●血液的两大特征，一是平衡，二是循环。
●所说的平衡是指血液的内容物含量及相互比例都在狭窄范围内保持动态平衡。超出范围，多了或少了都将严重影响细胞的生理功能。
●所说的循环是指血液通畅到达部位，有效进行物质交换，否则也将严重影响细胞的生理功能。
●身体每个细胞的唯一任务就是直接或间接维持血液的平衡和循环，而血液的平衡和循环是为了保证每个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细胞与血液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关系，就是人体生理学的本质，同时也是人体病理学的本质。
●“体液细胞病理学”是正确的病理学，人体疾病的病理过程是依照生理规律发生发展的。
●所有“致病因子”都要通过血液媒介与细胞相互作用，表现为损伤与抗损伤过程。
●对于肉眼而言，细胞很小，细胞结构病变是我们不习惯的微观变化。慢性病的进程是从小变到大变，从微观到宏观，从轻度到重度，从组织到器官，是一个渐进的损伤与抗损伤过程。
●西方医学在病理学上犯有两个错误。第一个，疾病的起始因子必需通过血液循环起到致病作用。西方医学长期找不到心脑血管疾病的致病因子，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确知道要在血液中去寻找。第二个，慢性病的小病阶段是小损伤、小变化、小症状、小指标，如果不能从小的方面认识规律，以此制定诊断标准，早诊断与早治疗就永远无法实现。
●临床病理学错误在于：临床阶段解剖病理都是组织与器官的疾病症状，那都是些发展到大量细胞团块的病变，是严重的难以转归状态。若以此时状态制定诊断标准，才开始着手治疗，这对健康与生命是错误的延误，是极其有害的病理决策。若顽固坚持临床概念，拒绝向小病方向延伸，拒绝消除血液中的致病因子，这就是对人类健康事业的反动。
●举例来说明，冠状动脉狭窄性心脏病，前期是动脉粥样硬化，再前期是动脉的脂纹病变，致病源肯定在血液中。如果西方医学不去努力消除血液中致病因子，不去努力治疗动脉脂纹病变，而仍然采用装支架、搭桥术、心脏移植等治疗方法，拒绝提前治疗，那只能视为是对人类健康与生命责任的有意忽视。
由上面简述可知，“体液病理学”与“细胞病理学”是细胞生命体系的两个侧面，他们的综合——《体液细胞病理学》才是全面而正确的病理学。如果用其中一个去否定另一个，那必将把医学方向引到错误道路上去。我们把这一错误的发生看做“拐点”是有道理的。
我们把西方医学的病理学蜕变过程分三个阶段来评述：
第一阶段（公元前至1761年）
远古人类注意到分泌物和排泄物的异常与疾病有关系，逐渐产生了体液病理的思想。2400多年前，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70年），在当时是最有影响的一派医学代表，他将四元素理论（水土火气），发展为“四体液病理学说”。用身体完整而统一的观点看待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把疾病看作是全身性的反应，认为弥漫于血的各种液体现象要比单一器官重要得多。他认为，某种因子引起体液失常时，体内产生“病态物质”，使疾病经过三期：未成熟期——即体液因某种原因而变得不平衡；消化期——即身体帮助体液恢复正常或促使排除有害物质；转变期——身体动员自愈力抵抗疾病，使疾病好转或恶化。他认为，体液失常是全身性的反应，所以主张“自然疗能”的医疗方法，故常用催吐剂、泻下剂、利尿剂及放血疗法。500多年后，古罗马医学家盖仑（约130~201年），继承并总结了前人的思想，在科学不发达条件下通过大量观察，牢固确立了全身“体液病理说”。
体液病理学持续了两千多年，这是古代纯净心灵状态下的智慧结晶。其积极意义在于：①所有致病因子都是通过体液起作用的；②所有疾病必然是全身的病；③重视疾病过程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早诊断和早治疗；④重视提升身体的“自然能力”是纯洁、维护健康，关爱生命的具体表现；⑤这一远古智慧对于当前人类社会战胜心脑血管疾病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阶段（1761年~1858年）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革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一方面用机械唯物论思想衡量一切事物，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中积极追求利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摩尔干尼（1682~1771年）于1761年发表了《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的著作。他把病人临床症状与死后在尸体解剖中找到的病灶联系起来，这样，每种疾病与每种病灶就可以对号入座，还等于说找到病灶就是找到病因。所以书名就清楚表明了“疾病－位置－原因”三者关系，这样的病例在书中列出500个。摩尔干尼开辟了“解剖病理学”的病灶（局部损伤）概念，极符合医学利益，立即在西方医学中赢得一片赞扬声，欧洲尊他为解剖学的领袖和陛下，并为他树立了纪念碑。直到今天，西方临床医学仍然遵循着临床诊断就是找病灶的思想。
尽管这是创新理论，但他彻底否定了两千多年的体液病理学。莱顿大学的病理学家盖伯（1705~1780年）发表《医学病理学原理》，试图调解体液病理学与病灶病理学之间的矛盾，由于不符合医学本身的利益，很快就销声匿迹了。1857年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1813~1878年）明确指出，“内环境的稳定是独立自由的生命的条件。”“所有的生命机制不论如何变化，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内环境中保持生命条件的稳定。”贝尔纳关于内环境相对稳定是细胞正常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支持体液病理学的重要理论，由于不合医学利益口味，无法动摇病灶病理学的地位。
直到今天，世界医学还认为，摩尔干尼的《病灶病理学》是医学进步，是医学光明。其实，病灶病理学是人类认识疾病的大倒退，是生理病理学上的大谬误，它为西方医学利益迎来光明，却为人类健康利益迎来黑暗，而且是无比的黑暗！
请不要忘记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过程，从发生、发展到发作是致病因子全程起作用的过程。体液病理学的“病因”，集中、超前、微观，易控制，对人类健康有利；病灶病理学的“病因”，各异、滞后、宏观，难控制，对人类健康不利。事实上，全身的病延滞到最后，总会突显到某个部位和器官上，最终形成病灶，重视疾病的头比重视疾病的尾有利，再说，病灶不等于病因。当然，摩尔干尼从疾病的最后阶段认识疾病规律是对医学理论的补充和贡献，如果说用阶段规律代替全程规律，把局部理论当成全部理论，这种错误不应当由摩尔干尼本人负责，责任在于继承者的态度。现代西方医学至今死抓住“临床病灶”错误理论不放手，这种顽固坚持错误的态度，从性质上说是反科学和反健康的性质。
第三阶段（1858年~21世纪）
19世纪由于显微技术的改进，对细胞产生的认识，使人类发展面临一次重大机遇，由于资本主义局限性的影响，人类进程严重偏离了方向。西方科学由于不放弃以人为中心的科学模型，使生命科学陷入微观结构的核酸分子体系；西方医学由于不放弃医学私利，借用细胞病灶加深加固器官病灶错误，使千年病理学蜕变到严重错误地步。以致我们这个时代，对医学错误杀人现象熟视无睹。
1858年是重要拐点，这一年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1821~1902年）发表了《细胞病理学》著作。“一切细胞都由细胞发生”。“细胞的不正常活动是各种疾病的根源”。“一切病理是细胞的病理”。“一切病理表现都是基于细胞的损伤”。这些都是极重要的论述。根据生命定律可知，细胞体与细胞境（胞外液）相互作用才会表现为细胞生命，生理也好，病理也好，必是“体”与“液”相互作用的结果。1858年是生命科学正确理解生命的年代，是西方医学建立《体液细胞病理学》的年代。然而，心灵中的“劣根性”葬送了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在医学中，魏尔啸这个新权威争霸老权威，后来的权威又攻击魏尔啸权威，权威争霸战把人类健康道路引向歧途。
魏尔啸年轻气盛，无情的攻击对象是维也纳病理学家罗基坦斯基（1804~1878年）。他是坚持体液病理学的老权威，据说一生中进行过三万多次解剖，并仔细描述各种病理变化。他认为人体的液体成分发生障碍是疾病的基本原因。他说：“仅是病灶的扩大不能构成全身疾病。仅仅肃清病灶，而不消灭成为局部病理变化基础的物质代谢障碍，就不可能消灭疾病”。他最重要的著述之一《病理解剖学指南》体现了这一思想。尽管这是在机械结构论影响下的疾病体液观，但是符合疾病产生和发展的客观事实，距真理极近。他清晰的论证和严谨的推理是西方医学体液病理学的巅峰。显然他的体液病理学比摩尔干尼的病灶病理学高明。然而，魏尔啸用局部细胞病灶理论否定全身病的理论，认为体液流动无法看见，体液病纯属臆测，这样，“体液细胞病理学”这一即将交汇的整体病理真理被魏尔啸用细胞生理学的这个侧面否定了体液生理学的那个侧面。从整体来说，这好比是一个人用右手砍掉自己左手那样蠢。真理擦肩而过，并没有影响争霸的成功，罗基坦斯基老权威陨落了，魏尔啸新权威蹬上了德国医学的教皇地位。
在随后的150年里，世界的西方医学权威们劈头盖脸砸向“细胞病理学”。说来说去无非是：用细胞局部否定了人体整体；用细胞否定了神经系统作用；说细胞病理学陈旧了；等等。只承认细胞病理比体液病理更具有物质性，利用局部物质过程这一点强调病灶的合理性，进而说明，用外科手术或借助药物把病灶消除后可以导致恢复健康。
讨论千年病理学问题，若哪个学究真想从医学理论来认识，他必定得到一锅糊涂粥。资本主义性质的医学，发展动力不是医学真理，而是医学利益。权威们醉心于编织种种理论，都是借用“事实、科学、真理、理论”作幌子，实则为医学利益服务。人们看不透这一点就是太糊涂了！
进入21世纪，现代西方医学步入了现代化，我们若真要这样看，未免太傻了！就用本章节“病理学”这个主题考问一下现代西方医学，现在是什么病理学？既不是“体液病理学”，也不是“细胞病理学”，表面上看好像是“大杂烩病理学”，其实质是莫尔干尼的“病灶病理学”。莫尔干尼所指的“疾病”是指“器官病灶”。器官病灶——是西方医学——临床、诊断、手术、治疗、移植、检测、理论、研究、发展、赚钱等等一切实践活动的依据。这样看器官病灶就是现代西方医学的“灵魂”，有这个“灵魂”看上去像“人”，没有这个“灵魂”就会现出“鬼”的原形。道理十分简单，局限人体来看，人体只有“细胞”和“体液”两样东西（指甲、毛发、骨骼等都是这两样东西的生成物）。西方医学既不采用《体液病理学》，又不采用《细胞病理学》，更不想采用《体液细胞病理学》，无非是想保“灵魂”继续装扮成好“人”。
若不信，请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黏、高尿酸等等，病因、机制、症状在哪儿？当然在体液中，只有《体液病理学》救我们。再有：冠心病、脑中风、脑痴呆、佝偻病、免疫低下、骨质疏松、癌症、结石症等等，病因和机制在哪儿？当然在体液中，只有《体液病理学》救我们。今天，我们面临那么一大堆疾病，问题从始至终出在血液上，请问，我们抛弃“体液病理学”能行吗？
回眸2400多年前的体液病理思想，是何等的睿智，能不使我们惊叹吗？假如始终遵循体液病理学思想，掌握保持我们血液平衡和纯净的智慧，今天这么一大堆疾病还会如此猖獗吗？医学的核心智慧就是病理学，这样看千年的西方医学，在病理学上是倒退的。
医学错误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必然是人类的灾难。当然，我们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天，推给了地，推给了遗传，推给了不良生活方式，还有人推给了精神、心理、社会问题，迷惑世听，没人会想到这是医学错误造成的。这与医院的坏疽病一样，当初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医师脏手造成的。今天的疾病状态与历史有相似性，现代所谓的“文明病”其实是医学“脏灵魂”造成的。
西方医学只关心临床大病，病灶在哪里？病灶什么样？怎样除掉它？因此注重局部，忽视整体；关心宏观的“有形”变化，忽视微观的退行过程。这样，西方医学对寻找“致病因子”既缺乏热情也缺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