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涉足“敦煌学”以来，30年间，我一直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2007年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为那份著名的《常何墓碑》（伯2640）作“校诠”。按理说，这份东西，前面已有六七家进行过整理，我就没必要再去浪费时间了。可是，我自觉才疏学浅，这份墓碑以及其他一些同类文字并不那么好理解。我不能否认，前人为这份墓碑的整理已经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且收获颇丰，但并非没有继续深入工作的余地。试举一例。原文第115至116行有如下文字：“十二年（638年），入为右屯卫将军。端肃有闻，缴巡无怠；文棍载穆，武帐斯清。”其中“文棍”的“棍”字诸家均从原卷。但“文棍”不辞却显而易见。显然，这里文字应该有误。可是错在哪里呢？我注意到下句是“武帐斯清”。“文”与“武”对，则此“棍”字应与“帐”对。思索再三，觉得这个字或当作“幌”，指有文采的帏幔。再去寻找书证，晋代袁宏《拟古诗》有句“文幌曜琼扇，碧疏映绮襦”。由此可知，“文幌”可以成立。弄来弄去，原是传抄中将“幌”字误作了“棍”字，造成意难索解。举此一例，可见校勘敦煌文献之难。附带多说一句，这件墓碑的校注工作，我要特别感谢师兄赵和平教授。交稿时，大概还有30多个人名、典故未查到出处，我均以“待详”作解，有点偷懒。赵师兄在审稿时却一一指出，要求我逐一解释。这样，在师兄的督促下，这些原本“俟详”的问题不仅多数获解，而且产生了那篇通读《伯远帖》的文字（《〈伯远帖〉与伯远考》，《书法丛刊》2008年第3期），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
如果说上面所举是文字内在的问题，那么敦煌文献也还有一些外在的问题。大约在1993—1994年间我与荣新江教授共同整理了敦博本禅宗南宗文献，其中的《六祖坛经》主要由我负责。后来，台湾潘石禅教授与我各自分别指出英藏《六祖坛经》（斯5475号）的“方音通假字”现象。我曾将自己的看法向敦煌学家、佛学家周绍良先生谈起过。周老未能同意我的认识。他说：你如果认为这里面有方音问题，那就要说明，这些方音字是如何产生的。我当时说，工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承认存在方音替代字的事实，第二步再解决产生方音字的原因。按理说，周老的要求足以促成我更深入的思考。可是，我后来忙别的内容去了，未能深入去做。直到周老去世（2005年），我都未能回答他的提问，未免抱憾。恐怕我自己终其生也不能回答周老的提问了，只好有待于来者。
从上面所说可见，虽然近30多年国人在“敦煌学”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尚不能认为自己对敦煌文献的理解就已经很到位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语）。
三、寄语未来的“敦煌学”学者
按理说，中外“敦煌学”界“大佬”不少，像我这样的小萝卜头尚无资格讲什么“寄语”之类的话。但我毕竟在这个圈子里混了30年，也将此生的主要精力献给了这份事业，感想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把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写出来供年轻人参考，也许并不是坏事。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经历着亘古未有之变局。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的生存问题显得非常实际和紧迫。2009年，那么多的大学生、博士、硕士遇到了就业困难。作为过来人，我们总不能不体察年轻人的苦闷与求生的紧迫性吧？不久前，我参加一项学术活动，针对一些大学毕业生急于谋生的现状，一位颇有头脸的人物在发言中大讲奉献，批评年轻人急于“变现”。我自己觉得，讲奉献没有错，而且应该提倡，但年轻人急于“变现”也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试想，如今高校在“教育产业化”的驱动下，收费很高，一部分学生毕业时已是债台高筑，家中如有老人和病人，就更是急于用钱，否则，连生存都困难，还谈什么从事研究工作呢？再说，研究学问尤其像“敦煌学”这样的学问，用以了此浮生或许可以，若用以作为谋生手段便颇不容易。无怪乎中国古人有“穷不学文，富不习武”的说法，显然也是出于求生存的考虑。也许有人要说，你邓某人出身贫寒，不也从事了“敦煌学”这样的学问吗？实在说，我们那代人有其特殊性：上学不必交学费（指大学），且管饭吃；毕业后必须服从分配去就业，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力，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大异其趣，无法进行简单类比。因此，我们要体谅今日年轻人的难处，否则就会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另一方面，必须说清楚，从事“敦煌学”这样的学问，可能一生，至少是前半生要过清苦的日子。年轻朋友，你想好了吗？你受得了吗？我的意思是说，想好了再进入这个领域，不然会浪费你的青春，“事后悔”没有意义。
不过，我也毫不怀疑，未来中国又会出现一些类似于清儒钱大昕那样有钱又有闲的学人。“有钱”就不必为生计着急上火，“有闲”指有时间，即不想当官，以求学问寄存浮生的生活方式。其实，这样的人做学问最合适。若果我的推测不误，不要太久，就会出现这样的学人和“敦煌学”家。果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学术幸甚，“敦煌学”幸甚。
上面是对年轻朋友在择业方向上的提醒，下面想对已步入“敦煌学”界的年轻朋友说几句。
我和我的师兄赵和平教授以及同时代的一批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读研究生的。1979年，我入北大读硕士研究生时，已过了30岁，和平兄已过31岁。与我同室的马世长和晁华山二学兄是学考古的，已年过40（1963年大学毕业）。这说明，我们步入“敦煌学”领域时，已经很晚，年龄偏大了。今天恐怕很少有这种情况吧。无怪乎宿白教授说我们是“从第六层楼开始盖起”。意思是底子不牢固。我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可是，我们这代人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个人能负这份责任吗？我相信、也愿意未来的“敦煌学”学者不再有这种情况。我把这点陈年旧事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人能打好底子。“根深才能叶茂”，是师尊张广达教授经常引用的邓恭三先师的话，足供与来人共勉。
敦煌文献多为写本，而且出自我国西北边陲。这就必然带有书写特征和地域特征。就书写特征来说，有两点需特别注意：一是有大量俗体字存在，甚至一个字有几种写法。在这里，陈寅恪先生说的“读书先需识字”尤其重要。宋以后，各种文献多以刻版或活字印刷问世，字形多被整齐划一。但写本时代，字型却五花八门，要求认字的功夫便升高了。其二，古人在写作或转抄时，用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都有其特定含义，不能轻忽。只有弄清其本始含义，才能对原文产生“同情的理解”，进而认识其原来的真实用意。就地域特征来说，由于出自中国西北，那些本地产生的原始文本就很可能有“唐五代河西方音替代字”，我在邈真赞一类文字中找到五十几对。即便是由外地传入的文献，如《六祖坛经》，原本产生于今广东地区，西北人在传抄中也羼入了方音替代字，我从英藏本中找出了24对，100余处，几乎占全文的1％（敦煌本《坛经》全文1．24万字）。这些由手写和地域发生的书志学的问题，与每位学者的研究专题关系不大，但它们却是带共性的问题，谁都会遇到，且不能回避。因为“敦煌学”本来就包含文献学与专门学科两部分内容。文献学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将自己研究的专门问题搞深入，搞好。
拉拉杂杂写了如上的内容，望同仁们指教。
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
王素
王素，男，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1981年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编委。主要论著有《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合著）、《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等。
20世纪是敦煌藏经洞开启后敦煌学由滥觞到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北京四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献尚未完全公布，但凭借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在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和敦煌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为人所共知，无须赘述。
21世纪伊始，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三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献已经完全公布，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完全公布按计划也将于近期完成，中国和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及大专院校散藏的敦煌文献的公布据说也已完成大半。在此情况下，敦煌学当前还有哪些工作需要进行，关系到敦煌学如何继续发展，自然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对此，我有三点想法。
一、敦煌文献的调查仍须继续推进
自敦煌藏经洞开启，敦煌文献逐渐流散，学者就开始了敦煌文献的调查。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搜寻，敦煌文献的公私收藏，可以说已经大致清楚了。但敦煌文献的调查，是否就可以告一段落，不需继续推进呢？我以为不仅仍须继续推进，而且还须加大力度。这是因为，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固然为数不少，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更加为数众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可以说还远远没有穷尽，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譬如：2007年12月18日，日本新潟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关尾史郎先生给我来信（E_mail），特别提到在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青海文物》中，发现了一件题为《唐敦煌经卷》（图版129）的敦煌写经，是1984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捐赠的，认为可以据此证明中国的青海也藏有敦煌文献。又据同信告知，2007年12月6日～13日，关尾史郎先生与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教授小口雅史先生前往波兰的克拉科夫和德国的柏林调查，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立图书馆，听说该馆藏有三件敦煌写经，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阅览（另参关尾史郎先生所写访欧日记，刊于关尾史郎先生个人网页：http：／／sekio516．exblog．jp／）。据说小口雅史先生正在就此申报项目，准备再次前往。而我们对于中国的青海和波兰的克拉科夫是否藏有敦煌文献，可以说一无所知。
另外，2007年，日本东洋文库的内陆アジア研究班申报了一个名为“敦煌、吐鲁番汉语文献の特性に关する研究”的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组织了两次“中国唐宋文物视察团”（唐宋文物考察访中团），对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进行调查。2008年3月6日晚，我应邀参加了第二次“中国唐宋文物视察团”成员、著名敦煌学家土肥义和先生和著名吐鲁番学家片山章雄、石田勇作等先生在北京专门为我准备的宴会，席间座谈，了解了该视察团对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进行调查的一些情况，深感日本同行调查工作之全面和细致。我想，如果我们不急起直追，不用多久，日本同行对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情况的了解，就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了。
如所周知，无论从事何种科学研究，都需要全面掌握信息和资料。为此，我以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应担当重任，组织专门力量，申报关于敦煌文献调查的重大项目，至少应先对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和梳理，完全、彻底地弄清自己的家底。只有全面掌握敦煌文献的信息和资料，才能更好地把握敦煌学的继续发展的脉络。
二、敦煌文献的公布还须再接再厉
前面曾经提到：21世纪伊始，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北京四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献已经完全公布或即将完全公布，中国和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及大专院校散藏的敦煌文献的公布也已完成大半。可以说，敦煌藏经洞原藏文献的绝大部分已经为我们所知了。然则，我们是否可以安于现状，对敦煌文献的公布不再继续关注呢？我以为不仅仍须继续关注，而且还须再接再厉。这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及大专院校散藏的敦煌文献，凡是尚未公布的，一般都是有一定难度的。譬如：
北京故宫博物院散藏的敦煌文献，实际上很早就为学界所知，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同行一直难窥全豹，甚至一份完整的藏品目录也见不到。2006年1月，我正式调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工作，在柴剑虹先生的督促下，才与同事合作，完成了一份“目录”和一份“提要”（即：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173～182页；又，同氏《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提要》［写经、文书类］，《故宫学刊》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561～581页）。但谈到整理、公布，仍决非易事。因为，同年，我领衔申报了一个名为“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为期三年的项目，很快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的批准，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然而工作开始，就遇到调研、摄影及部门间沟通等多方面的困难。其中经历的曲折艰辛，不足为外人道，这里也就不说了。总之，要想将故宫博物院散藏的敦煌文献整理、公布，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