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学孔夫子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精神，通读敦煌文书，从中挑选各个专题，一个一个进行深入研究。“学问之道在纯熟。”反复研读，搞得滚瓜烂熟，一定能有新发现、有新发明，然后再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史的大背景下，更广阔的视角进行考察，加以系统化，我想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做学问没有终南捷径可走，只有靠长期坚持，埋头苦干。浅尝辄止，是不会成功的。
年轻的同志刚刚从事敦煌学，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搞敦煌学。
第三，中国敦煌学要一代一代继承下去，要老中青三者结合，而以年富力壮、学有成就、学有根底的为骨干来挑大梁，为项目主持人。只有大批的中青年学者为学术带头人成为主流，敦煌学才算兴盛发达。这种状况已经来临，并将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敦煌学前途光明！
同志们，努力吧！祝你们成功！
回忆·思考·期待
——从《敦煌古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谈起
宋家钰
宋家钰，男，1934年12月生，2009年9月21日去世，四川成都人。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敦煌研究组组长、《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常务编委，《英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委，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主编《英藏敦煌文献》第7－11卷、《佛教斋文源流与敦煌本〈斋文〉书的复原》、《S．11287唐睿宗敕书试释》、《“敦煌学中心说”引起的反思》等。
南京师大刘进宝先生邀约部分学者撰写“敦煌学笔谈”，各抒己见，展望我国新世纪的敦煌学。这是当前我国敦煌学非常及时、需要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虽称不上完全意义上的敦煌学研究者，但曾长期关注敦煌学，参与组织编辑过《敦煌古文献》、《英藏敦煌文献》之类的工作，实难却谢进宝先生盛情之约，故草此杂感性短文。文中涉及某些往事，实为观今鉴昔，就事论事，非欲有所指摘，尙祈读者谅之。
一
敦煌学在我国要获得很好的发展，需要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是研究者能方便查阅、研究敦煌文献、文物。整理、校勘出版本国的珍贵古代文献，是近代西方国家在其工业化发展时期就基本上完成的工作。日本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时期，也同样如此。当我国在1899、1900年相继发现甲骨文与敦煌文献、绢纸画时，日本已将正仓院等处收藏的相当于唐代的古文献排印成多卷本《大日本古文书》，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不仅方便日本学者，也方便外国学者的研究。反观我国，《甲骨文合集》是因郭沫若的关注和尹达、胡厚宣等一些老一辈学者的重视、努力，报经中央领导部门批准，才于上世纪60年代（以下所称50、60年代等均指上世纪）启动大规模的汇编工作，中经“十年浩劫”的停顿，至1978－1982年始陆续全部出版。敦煌文献则经外劫内盗，散藏世界各地，早期的文献整理研究，主要靠少数中日学者远渡重洋，从伦敦、巴黎手抄笔录、少量拍照，其中部分刋布的辑录本，皆被学者视为稀珍之籍。50年代大英图书馆首先将六千余号文书拍摄成缩微胶卷公布于世，继后在60和70年代，北京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也将馆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公布。这使敦煌文献的研究条件大为改观，促进国际敦煌学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全面整理海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工作，就我所知的情况，在80年代以前，如50年代制定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纲要，60年代初在香山首次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70年代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都未将其列入规划中的要目。直至80年代初，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牵头申报组织整理敦煌文献，《敦煌古文献》始列为“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由于各种原因，《敦煌古文献》也仅完成部分工作而结束。
导致我国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长期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认识上和学术政策上的问题，也有敦煌文献主要散藏西方国家和西方各国对我国长期的封锁，还有我国经济上的落后与学者难于出国考察、交流等。而敦煌文献整理的滞后与国际交流的欠缺，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我国的敦煌学除在少数方面有所成就外，在许多方面都落在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之后。例如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录文的校勘、文书的拼合、文书的互校等。在无缩微胶卷之前，只有在收藏单位查阅过原件的学者才有可能做此工作；在有缩微胶卷之后，虽然录校工作大大方便，但有许多文书，特别是社会文书，不清楚的仍然很多。历史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编辑出版的《敦煌资料》，就是主要据缩微胶卷和王重民等先生抄录的录文编成，由于许多文书未能查阅原件和充分吸收国外成果，而存在不少错误。池田温先生后来编著的成名之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其中的文书录文之所以成为最佳版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亲至英、法、中和苏联查阅校勘过许多文书原件。其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山本达郎主编的分类辑校、有图版录文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英文本，从1978年开始陆续出版法律卷、籍帐卷、契约卷、社邑卷四大册。参加编校各卷图录的日本学者，有的曾亲至英、法重查原件，并有新的发现。在90年代以前，可以说，在日本学者已经涉及编录出版的敦煌文献部分，我国学者在相同的文书整理方面，除少数文书的录校和文字的识读外，整体上我们很难超越日本学者已做到的水平。
80年代开始的《敦煌古文献》编辑工作，有的学者就感到因缩微胶卷不清楚很难完成工作。张政烺师承担传世古籍文书的录校，他就多次对我这样说。1985年我接任历史所敦煌研究组组长，组里已完成《敦煌资料》的重编、校订工作，正与出版社联系，准备出版。我看后觉得基本上未超出池田温、山本达郎等所作录文水平，而一些我们应当改正的地方，却也因未查对原件，难于最后判断。特别是对一些文书性质的分析、认定，我们应比池田温等学者过去的研究有所进步。但这需要根据原件进行研究。当时《敦煌古文献》编委会的隶属关系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转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历史所敦煌研究组承担秘书常务工作。这时我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文书的录校整理上，改变长期落后于日本学界的状况。《敦煌古文献》编委会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向有关领导部门申请15000美元，请英图、法图等收藏单位重拍部分缩微胶卷不清的文书，但未获批准。在我接任敦煌组工作时期，国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正逐渐恢复，中国社科院与西方一些国家签订学者互访协议，历史所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也建立了学者互访关系。于是我就重校《敦煌资料》，向所、院申请赴英、法考察敦煌文献，获得批准。此时苏联科学院代表团来华访问，也与中国社科院达成学者互访协议，其中包括苏方主动提出的与我们合作整理出版彼得格勒所藏敦煌文书的计划。由于当时我们已准备前往英、法，后来我院派往苏联访问的代表团中没有敦煌组的人员，未能在苏访问时期与对方进一步磋商苏藏敦煌文书的整理计划。这也反映出当时有关领导对苏藏敦煌文书的重要价值缺少了解，错失我们可以极少费用就能获得整理出版苏藏敦煌文书的机会。
当时不仅国内有关领导部门对全面整理出版敦煌文献的意义缺乏了解，国内出版界和有关收藏单位也对此认识不足。在80年代以前，国内各收藏单位所藏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拍摄过缩微胶卷外，基本上都未将藏品影印出版。其中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是认识上和体制上的问题。如北京图书馆的藏品，长期缺少经费进行全面修复保护工作，有的卷子纸张很脆，难于展开。我曾两次陪同国外学者前去查看几件敦煌文书，有的打开时，就眼见卷子纸片脆裂掉下。因为这个缘故，北京图书馆不得不严格限制查阅文书。其他收藏单位所藏，大概也是同样原因，采取相同的限制措施。我们比较理解国内收藏单位的这种做法，但是外国学者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蓄意对外国学者封锁，而在英、法，不论本国或外国学者，都一视同仁，允许任意查阅敦煌文献。我们后来在伦敦与大英图书馆商谈合作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时，法国有学者特别打电话给大英图书馆，表示强烈反对，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中国不让来华的西方学者方便地查阅敦煌文书。我们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借阅敦煌文书时，就受到“特别”待遇：每天只能借阅10件，并要在阅览室工作人员台前可监视的座位前阅读。后来虽因与他们熟悉并相互了解后，取消了这种“待遇”，仍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80年代以前，我国的出版体制没有改革时，大型古籍图书的整理出版，如无国家的支持，一般很难出版，自然更难谈到敦煌文献的全部影印出版了。在此时期，国外与台湾却不断有相当可观的敦煌文献图版本出版，如：1978年日本出版大渊忍尔编日文本《敦煌道经图录编》，1979年日本出版池田温编著日文本《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8－1989年日本出版山本达郎主编英文本《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1982－1984年日本出版英国美术史学者韦陀编包括英国、印度所藏敦煌绘画的英文本《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收集品》，1983年苏联出版丘古耶夫斯编俄文本俄藏《敦煌汉文文书集》，1983－1986年日本出版香港饶宗颐编辑日文本法藏《敦煌书法丛刊》。台湾研究敦煌学的学者虽少，但他们却能在此时期出版两部重要的敦煌文献图版本，其一是1976年出版潘重规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其二是1982—1986年出版黄永武编140册的《敦煌宝藏》。后一书虽然未曾得到收藏单位的授权合法出版，图版的质量和许多社会文书的定名不尽如人意，但因它是第一次将中、英、法三国的藏品汇编影印出版，不能不令内地学者感到敬佩和震动。当时在内地要出版敦煌文献图版本却非常困难。记得我从英国回来后，1988年相继与北京、上海等地七八家大出版社商谈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没有一家愿意在无出版补贴的条件下出版此书。他们要的出版补助，少的需20万～30万元，多的达50万～60万元，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一大笔资金。当时出版社还是旧体制，每部书的起印数，最底都得印二三千册，而像《英藏敦煌文献》这样的大型图集，不可能销售这么多部。我们也曾向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申请出版资助，得到的答复是应由中国社科院来解决，显然并不将敦煌文献列在古籍整理范围。
直到1989年初，我才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谈成，由该社出版《英藏敦煌文献》。该社之所以同意出版，一是得到有远见卓识的时任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单纪夫同志的鼎力支持，一是接受了我提出的采取商业运作的建议，即参考国际上重要学术图书出版定价方式，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按实际可销售数印书、定价，当时决定印400部（15卷），每部售价国内外相同，均为16000元。此价当时在国内引起一片哗然。从当时国内书价来说是较昂贵，但既是商业性运作，我们又无出版补助，出版社要承担投资风险，在争取出版物有社会效益的同时，应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还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国内许多人不了解的。《英藏敦煌文献》这个项目是怎么产生的？《英藏敦煌文献》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图版最清楚的版本？为什么会获得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赞赏和国际学界的肯定？其间实际经历重重困难，有几次几乎中途夭折。多年后，伦敦大学艾兰教授见到我说，如果知道此书的拍摄、编辑、出版有如此多的困难，我们当初决不会提议和赞成合作这个项目。为让学界了解这段经历，下面略述一些当年的情况。
在《英藏敦煌文献》出版以前，日本、台湾出版的图版本，基本上用的是缩微胶卷。以日本、台湾的经济水平，为何都不重拍哪些不清楚的文书？这显然有经济上、学术上和收藏单位的版权等复杂问题。日本出版的社会经济文书选集图版，论数量并非很多，但日本学者却主要采取编校者前往英法校核原件的方法，而非重拍。这样做，不仅经费、人力节省，而且可更优地作出录校本。它的另一个不言而喻的长处，就是录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凡是未见过原件的，都只能采用其录文，即有所疑，也难置喙。要重拍文书确实很难，所以我们后来也理解日本学者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不仅当时，就是现在，我国学者也不易做到，尽管我们今天的经济条件和国际关系与过去大大不同。据1987年我在英国、法国了解的情况，当时拍摄一张文书照片，在英国要六英镑（当时约合人民币50元左右；近年已涨至每张20英镑，合人民币200多元），法国的价格更高，这还是按学术著作价格收费。如果拍摄的数量有几千张，时间须要一年以上；英图中文部没有人力专门负责挑选文书，需学者自费前去，或出资在英国雇人来做，其费用，年工资要上万英镑。如由国内出版社与他们签订出版协议，还须付给版权费。学者自费前往工作，每月的食宿等费，至少需要600多英镑。我想，正是这种情况，是日本、台湾未轻易去重拍的重要原因。当时国内普通教授的月薪，不过二三百元；一张来往英、法的飞机票，要12000～14000元。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国内筹集这么巨额的经费；同时，国家外汇储备很低，用汇审批极严，即使国内能找到这笔钱，也不可能批给如此多的外汇。正因为这些原因，当年我前往英、法时，《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嘱托我与英、法收藏单位商谈，能不能用交换图书资料方法，请他们重拍部分照片。英、法方面是否会同意，我在行前对此并未抱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