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我与张弓首先前往伦敦。当我代表《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向英图中文部主任吴芳思提出希望重拍缩微胶卷中不清楚的文书时，吴芳思她们很爽快地同意，但因需重拍的数量有一二千张之多，她们要研究如何解决经费问题。几天之后，伦敦大学艾兰教授来告诉我，她与吴芳思研究后，建议全部重拍社会文书，中英单位合作编辑，在中国出版。但要中方派人来挑选文书和拍照。至于经费问题，可采用交换图书资料的方法和中英人员互访方式解决，其余费用，他们将向英国文化协会和王宽诚基金会申请资助。我与张弓知道后，都喜出望外，没有想到她们会提出如此友善、积极而大胆的建议。这对我们来说，正是几代敦煌学人梦寐以求的宿愿，可以说是在当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极差的条件下，实是世纪难遇的机会。尤其是依英图的规定，从未允许外人入馆拍照藏品，这次竟然破例同意，据中文部马克乐女士后来所说，这可能会是“空前绝后”的。对他们的提议，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是否接受。如果同意，就要与他们尽快达成正式协议，及时启动协议的实施。但在我们出国前，既未向院、所领导申报此国际合作项目，也未在《敦煌古文献》编委会讨论过这种项目。如果采纳英方建议，必须根本改变《敦煌古文献》原来的编辑计划。经我与张弓反复商量、考虑后，认为不能放过这次难得的机遇，立即通过电话、书信分别向宁可同志和历史所领导汇报，希望同意这一合作项目，并授权我们与英方正式谈成合作协议。所幸不仅《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和历史所领导积极赞同，敦煌学会季羡林会长也非常支持，这使我们很顺利地与英方完成合作协议的商谈工作。
与在英国的顺利商谈不同，我们在法国的洽商却相当困难。这一方面与法国学者来华不能方便查阅国内所藏敦煌文献，意见很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对与我们的合作比较消极有关。当我们对时任该馆东方部主任的科恩夫人提出希望重拍缩微胶卷未拍清楚的部分文书的要求时，她当即回答说，这不可能，我们的缩微胶卷很清楚。我们随即给她看了部分照片的复印件，她才表示可以考虑，但费用须由我们负担。至于是否依照我们与英国的合作方式，全部重拍社会文书在中国出版，她表示可以今后再商议。后来我回到伦敦才知道，法国方面当时对与中国学者合作存在一些误解，故一度极力反对在中国合作出版影印本敦煌文献。以后，《英藏敦煌文献》第一卷出版后，科恩夫人和法国其他学者的态度有较大改变，但因我们忙于编辑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未积极联系与法方合作问题，最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她们谈成出版法国藏品。
《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工作主要包括文献的选拍、定名和图版处理。在这三方面，本书都与后来出版的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图集显著不同。尤其是仅编选非佛经部分，目前唯有本书采用这一难度极大的编辑方案。我们选择这一方案，除因经费、时间的限制外，主要还考虑到研究者使用的方便。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敦煌文献中的佛经文字，一般抄写比较工整，缩微胶片基本上可以看得清楚，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而佛经在全部敦煌文献中约占95％以上，重复的也非常多（英图所藏一万多号敦煌文献，按缩微胶片约8万张统计，佛经约占93％左右，研究者使用较多的非佛经、社会文书部分，只占7％左右）；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佛经或有价值的抄本，基本上收入日本出版的大正藏中。除此之外，我们还考虑，既然要做，就必须比过去国外、境外已出版的图版本，不论在图版质量或是编辑水平方面，都要有较大的提高。但是，这个方案容易出现和难于解决的问题也最多：选择标准不易界定，很难不漏选、漏拍，许多文书定名困难，文书原件字迹模糊不清者较多，难于保证图版清晰。为此我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一是将英、法藏品中的社会文书编成详细目录，每号注明文书的起讫；二是由曾全部阅览过英国缩微胶卷、对隋唐史研究有很深造诣的宁可同志前往负责文书挑选；三是由我国著名文物修复专家、具有丰富文物拍摄经验的王孖同志担任拍照工作。在英国的拍摄工作，最省钱、最快速的方法，是用135胶卷缩微拍摄，但王孖同志力主用120胶卷，才能保证出版的图版质量。对一些文字不清楚的文书，则采用加过滤镜和用红外线拍照方法；一些不能完全展平的文书，王孖采用了一些特别的文物处理方法。在图版的编辑定名方面，我们采用考古界用的标示文物原尺寸的方法，即在拍照时附拍比例尺同印于每图之下，可使研究者能准确计算出原文书的大小，有利于对一些文书的比较、拼合研究。对一些长卷文书，各图首尾的重行，一般在两三行左右，即便阅读，也便了解文书的前后连接。少数字迹太小的文书，则作特别放大处理；已确定可以拼合的文书，则予拼合印出。各文书的性质，原则上要求都给予一个定名，原文书有题的从原题，过去定名有误的据新的研究改定，过去未曾定名的据现有研究新定。
《英藏敦煌文献》出版时，不少人反映定价太高。在一次会议上，我解释了价格高的原因。本书在英国拍照时所用的胶片，是特别从德国订购的一万多张专用于拍摄文书的120黑白和彩色大胶片，而非普通的135小张缩微胶片，其价格远高于国产120片。拍照相机的专用镜头，也是在英国高价购置的。为保证印刷图版的清晰度和高质量，每张图片都是用制作彩色图片才用的电子分色机制版，其印制成本远比用放大的黑白照片制版高数倍，一些在原文书上都不易识别的字，经电分机处理后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我还告诉大家，不能仅看出版社投入的印制费用，还要看前期投入的经费。为支付工作组在英国进行的两次长达半年的拍摄费、食宿费和部分文书修复费，支付英图八次分别补拍各卷漏选、漏拍的几百号文书的费用，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国社科院资助十多万元外，英国方面也花费了六七十万元之巨。当时《英藏敦煌文献》的价格比国内同类图书价格看似高一二倍，但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是很便宜的，我在伦敦书店看见国内出口图书的售价，一般是国内价格的6～10倍。此书出版后，仅国外初期的预订数，就近200部，大出出版社的意外。此书出版发行的成功，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除国内各报刋、电视台纷纷报导外，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和夫人特邀请北京文化界著名人士100多人，在英国使馆聚会，庆祝中英合作成功出版此书。后来此书相继获得中国图书学会中国图书一等奖、国家图书奖一等奖、装帧设计奖等多项奖。
《英藏敦煌文献》出版的成功，引起国内出版界的重视。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积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相继出版俄藏、法藏、北京图书馆藏及各地散藏敦煌文献，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没有系统、完整、优质的敦煌图版本的历史，改变了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只有日本才具有出版国际水平图版本的观念，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国出版界博得国际赞誉。尽管包括《英藏敦煌文献》在内的各书，由于各种原因，存在漏拍、图版质量不一、定名有误等等诸多问题，但它对我国敦煌学的重大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当我们回顾敦煌学的百年历程时，都不应忘记应该感谢曾为敦煌文献图版本在我国出版付出巨大辛劳的中国出版人。
二
我国敦煌学要有很好的发展，除应做好敦煌文献、文物的整理、调查、考证等基础性工作外，就是要从各学科和社会历史、文化的方面，进行有开拓性、创造性的研究，我国应有一批出类拔萃、站在学科前沿具有国际影响的优秀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特别是30－40年代，在老一辈学者的艰辛努力下，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领先于外国学者。但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如前述国际、国内环境下，除在石窟考古、壁画研究，以及文学诗词文书、文献编目等方面有较大成就外，在很多方面是落在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之后。记得当年国内讨论均田制、租庸调和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十分热烈，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但是，正是在此时期，日本学者却在敦煌学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他们结合大谷文书的研究，出版一部部鸿篇巨制，将敦煌学的研究从传世典籍、文学的研究，扩展至社会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对魏晋隋唐历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均田制的研究，它被日本学界称为在“东方学”中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而我国学者的均田制研究、讨论，却不知道日本学者在敦煌户籍文书和大谷文书中的给田、退田文书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甚至到多年后的80年代，我国有学者还根据户籍文书上的永业田数，来研究古代种桑业在土地占用上的比例；有的仍将户籍登记人名下的“空”字，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是“逃亡”。
在发展我国的敦煌学上，要改变一些旧的“敦煌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门户之见。敦煌学发展到今天，已远远超出旧的“敦煌学”范畴和研究方法。有学者说：“不要孤立敦煌学”，“不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对待敦煌学”，正是指的这类问题，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能仅将敦煌石窟考古、壁画研究和敦煌文献的具体研究视为“敦煌学”，其他从各学科，尤其是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的研究，就认为不属“敦煌学”。当我们思考新时期我国敦煌学的发展问题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和各学科进行更深入、广泛和高层次的研究，应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