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音乐艺术又是这一文化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殷商、西周的陶埙、古笛、钟磬古乐，隋唐五代的箜篌、琵琶音乐，还是明清以来的各地方乐种以及胡琴音乐等，它们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历史时期的音乐成就。中国民乐种类繁多，各具特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珍品。
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奴隶社会，我国的音乐就已有了较为发达的创造，据河南殷墟出土的乐器实物和甲骨文字记载，当时的乐器就已有钟、磬、陶埙、铜鼓、铃、龠等十余种，而且这些乐器制作精美，如编钟、编磬都是三个一组，很有科学性。
“八音”是我国古代根据乐器不同材质而分为金（钟）、石（磬）、土（埙）、革（鼓）、丝（琴）、木（柷）、匏（笙）、竹（龠）等八大类的总称。这说明我国在古代对乐器已有了相当的研究，也反映了周秦时期民族乐器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编钟，从西周三枚的组合到战国时期六十四件一套的组合来看，它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原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共有三层，更为惊人的是这套编钟以姑洗为宫，其宫音测定为256.4音分，它与钢琴上的中央C几乎完全相等，它的演奏性能好，音域宽，音色美，变化音比较完备，从世界音乐发展史的进程来看，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键盘乐器的出现还要早近两千年。
这一时期，琴、瑟的演奏水平已经高度发展并出现了著名琴家师旷、师文同时，周王朝在崇尚“礼乐制度”的朝纲治理中，音乐也有其专业的机构，从事这项“礼乐制度”的乐工在当时多达一千四百六十三人，并在音乐表演形式上可以说是诗、乐、舞三位一体同时发展，当时流传的“六代乐舞”如《云门》、《咸池》、《箫韶》、《大夏》、《大濩》、《大武》等集中了自黄帝时期到周代最重要的音乐歌舞艺术。
此时中国十二律的出现以及计算乐律的“三分损益法”的发明都使古代音乐进入到了一个成熟、完善的发展体系中。因此，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音乐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才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辩论。
从周朝开始，我国的器乐艺术已发展为吹、打、弹同时并举的形式。在演奏中既有小型多样的独奏，又有大型的宫廷乐队，如雅乐。
汉唐叫期是中国音乐史上最为辉煌发达的年代。汉代统一不久，由于社会安定繁荣，我国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还建立了对外联系，东到朝鲜、日本，南到印度，北到蒙古，西到波斯等地，特别是两汉武帝刘彻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并带回两域各国丰富多彩的音乐、歌舞和乐器。这时期由外域传入的乐器有横吹、羌笛、笳、箜筷、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筚篥、羯鼓等，都为中国当时的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据《乐府杂录》载，唐代的乐器约有三百种，这期间的九部乐、十部乐演奏形式与歌舞表演结合在一起，每一种乐舞所用乐器，都达到十几种或儿十种之多，由于唐代对边疆少数民族音乐和异域音乐的兼收并蓄，从而产生了我国盛唐音乐文化的昌盛与发展。像“唐代大曲”就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础上，继承了汉魏以来清乐大曲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大型歌舞曲，著名的曲目有《破阵乐》、《霓裳羽衣曲》等；琵琶音乐的繁荣则是吸取了西域曲项琵琶、五弦琵琶而发展起来的，从敦煌壁丽中我们便能看到它在当时乐队中的重要地位涌现出的著名演奏家，如曹妙达、段本善、康昆仑等二十余人，技法高超，为一代大家。
唐代是音乐艺术空前的繁荣和昌盛时期，教坊和梨园机构以及当时的民间艺术从业者，是这一时期最有艺术创造性的群体。这里面不仅有帝王、群臣，还有一大批民间乐人，正是这样一个群体的构成，中国古代最有艺术魅力的音乐文化才显示出了它大气磅礴和尊贵的地位。
自宋代以来的近千年里，民间歌舞音乐的成熟、说唱音乐的兴起和戏曲艺术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乐器的发展，这一时期我国在吹、打、弹的乐器基础上，逐步发展和补充了弓弦乐器，这为民族器乐今后以吹、拉、弹、打四种形式的完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之成为我国民族器乐富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角色。据《元史礼乐志》记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这里所说的胡琴与现今所用的胡琴已基本相近，在明清时期，这些形状各异的弓弦乐器基本上是伴随着戏曲音乐（板胡、京胡）、说唱音乐（四胡、坠胡）、民间音乐（二胡、高胡）的形成和发展而紧密相连的：它们在各种音乐伴奏中有着很高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民族器乐有了新的发展，音乐家刘天华创立国乐改进社制新曲，发展二胡、琵琶的演奏技术，探索民族器乐和系统教学法，为发展新型民族器乐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民间，以华彦钧（阿炳）为代表的一批有才华的艺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来提高民族器乐的表演水平，这时期他们创作出了《二泉映月》、《光明行》等传世之作，成为近代民族音乐的代表人物。
新中国的成立，给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旧中国战乱不断和腐败政府轻视民族文化遗产，有很多传统音乐和乐器逐渐失传，有些流传于民间，为了继承和发掘、整理、保护传统民族音乐遗产，自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先后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民间音乐会演，组织和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音乐艺术表演团体和音乐教育院校，使很多濒于失传的民族器乐曲、乐器、乐谱得到了拯救。被遗弃的演奏家也获得了新生，由此，民族音乐开始走向复兴之路。
民间器乐的搜集整理工作近五十年来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各地广为流传的广东音乐、河北吹歌、福建南音、舟山锣鼓、江南丝竹等民间乐种，在文字、曲潜及音响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存工作，特别是对古乐的整理工作还进行了专项研究。
建国以来，各地先后建立了民族乐队和更大规模的民族乐团，这种新形式的乐队和乐团，是在原有民间乐队的基础上改进后建立的。它不同于往日的丝竹乐队、吹打乐队，而是吸取了很多地方乐种乐队组合的特点建立起来的综合性乐队，并且，吸取和借鉴了西洋管弦乐队的编制、组合模式的经验，民族乐队共由四个声部组成，即吹、拉、弹、打的编制。
新型民族乐队的发展是经过了对各种传统民族乐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而得到完善的。这包括加强民族器乐的表现力，提高演奏技术，扩大音域、音量，增加完备十二个半音功能以便转调。在创作上，采用对传统乐曲进行改编、移植和创新来丰富民族乐队的表现手法，同时，还注重将西洋的创作技法和乐队建设经验纳入到民族乐队上来，使民族乐队的表现风格多种多样，既能演奏传统乐曲，又能演奏一些技术性比较高、思想性比较深、富有交响性的大型作品，这是民族管弦乐队近五十年来进行实践、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如根据传统乐曲改编的《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梅花三弄》，新创作的《长城随想》、《拉萨行》、《云南回忆》、《滇西土风》、《塔克拉玛干掠影》等作品，都比较有深度地在创作手法上展现了民族乐队作为一种新新型的艺术团体在接续传统、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艺术魅力，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喜欢，虽然新新型民族乐队起步较晚，但它经过民族音乐家们的努力，今天已在乐队规模、创作水平、演奏人才、乐器研制、音乐教育等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初步形成比较系统化、规范化的乐队表演体制。
民族器乐由过去民间的演奏形式转向舞台化的是演形式，这是历史的进步、时代的要求，它使得古老的民间音乐焕发了新的艺术力量。从民间和现代两种演奏技法的对比处理来看，民间器乐演奏法由于保留了原有的乐器形态、弦质、演舞手法和乐曲结构，使曲调古朴、典雅，音色非常鲜明，并富有个性化；而现代的民族器乐演奏法，是将中国传统民间乐曲完全纳入到一个按照配器法、规定演奏法，用新的改良乐器改变原始古曲结构来进行的，这种音乐非常具有时代感，在新的时期，民族器乐运用新的表演形式、新的音乐语言、新的演奏手法来展现当代人的新生活，从继承传统、开创未来的指导思想求考虑，这无疑对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