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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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传统民族乐器(3)

关于铜制响器在我国的流传也比较久远,相传钹最初是由西亚这些嘲家传入到我国的,大约在东汉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而属于天竺乐的一些响铜乐器也随着宗教的传播流入我国中原地带。《隋书音乐志》就记载了由天竺乐而来到中国的乐器就有铜拔(钹)。在隋唐宫廷音乐中也有一些铜制打击乐器的使用。

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典《妙法莲花经》也记载了有关这些打击乐器的使用情况。看起来,铜制响器打击乐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已将它用来作为精神信仰、文化交流、音乐娱乐的器物去使用。清代的《大清会典》中就记载了一些打击乐器在宫廷清乐中使用的传统,而且,还对一些像钹、铙等乐器住形制上的尺寸规格都进行了描述。例如,说“钹、铙歌清乐皆用之,左右合击,面径六寸四分八厘,中隆起一寸二分九厘六毫,径三寸二分四厘”。

中国的响铜打击乐在历史上有很多种用途,古代八音的乐器分类中称为“金”的就是指这些铜制打击乐器。这些乐器在历代的帝王统治者们看来,它们的声音响亮、洪大,有些还能震撼人的心灵,所以,在古代的战场上有些打击乐器也做当成号召指挥作战、摆兵布阵的军事工具来用,如我国古代沙场中有“鸣金收兵”这一指挥号令。还有历代的帝王权贵们,每当出行于街市巷尾时,总免不了要用大锣这种乐器来“鸣锣开道”。

一方面,用锣的声响可以驱赶街市的人群,以利于这些头面人物行路畅通;另一方面,以大锣沉稳而轰鸣的响声表达了一种权力的威严和肃穆的气氛。看来,锣在中国不仅仅是音乐中的一个乐器,它被古老的中华文化赋予了很多社会功能而显得古朴凝重。中国的大锣在近代以来就被世界各地的西洋管弦乐队所运用。世界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就一直在使用武汉锣厂制造的大锣。1979年,卡拉扬率领乐团来中国进行演出,特意要求为他们制造一面直径一百三十二厘米、重四十五点五千克的大锣,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制造这样大的锣。多年来,世界上各个交响乐团都为能有一面中国造的大锣而感到荣幸。

大锣的声音洪亮而低沉。在音响上乐师们讲究要调门纯正、音色正。它的声音穿透力强,一锤之音犹如雷公震吼,其声势远传数里,久听不绝。我国著名的吹打乐合奏曲《将军令》,乐曲开始就有几声震耳欲聋的大锣声,使音乐犹如将军的号令之声,千军万马势不可当。

(第七节)琴

民族器乐艺术源远流长,很多人在了解民族器乐的历史和人物故事时大多最先听到的便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这段被世人传为佳话的故事讲述的就是古琴音乐。在《列子汤问》中就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琴家俞伯牙与善听的钟子期以琴会友的传说。当伯牙弹奏古琴来表达志在高山的意志时,子期便答道:“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好啊,巍峨高耸有如泰山)。”当琴声宛如清泉流水声时,子期则感慨地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好啊,浩浩荡荡好似江河)。”

从这段故事中我们看到,早在两千多前,我们的先贤哲人就开始用音乐来沟通情感。用各种乐器来表达人们朴素的精神世界,这是古琴音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古琴这件古老的弹弦乐器最早是五弦形式,据《礼记乐记》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而在汉代《风俗通》中又说,古琴由五弦变为七弦是文王和武王为了使当时的王侯大臣们与帝王能有一个君臣合一的和谐之道而又添加了二根弦,以表天地合一的大同之美。这样正符合上层统治者们所倡导的“大弦为君、小弦为臣”的音乐统治思想,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音乐和乐器在统治者的思想和意识中,它们都是用来束缚和教化人们行为和意志的,音乐也成为历代君王了解当时社会政治动向的一个渠道。《吕氏春秋适音》篇中说:“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其大意为:凡音乐都是与社会政治相通的,听到这里的音乐,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的风俗人情,知道了政治统治,你也就会了解这里的君王是怎样的一个人了,所以音乐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齐国人叫邹忌,他见齐国国君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听音乐、看歌舞,使朝政都荒废九年了。一天,邹忌带着琴去见国君威王,并说自己会弹琴特来献艺。威王赐他座位请他演奏,而邹忌将琴拿出放于桌案上很长时间只是做出弹奏的样子,而并不出声。威王就问为什么不弹出声呢?邹忌说:“我不但会弹琴,而且对如何制琴以及弹琴的道理也十分懂得。”说完仍不弹琴,而威王说,那就请你说说琴的道理吧。邹思就从制琴的方法一直谈论到弹琴的修养,但仍然始终不予弹琴演奏,威王此时不耐烦地说,你说了这么多很好的道理,尽管有些我听不太懂,但我认为是对的,可是,这些大道理都是空洞的,你不演奏给我听,我又怎么知道这些道理的作用和实际意义呢?此时,邹忌十分认真地说:“我把齐国比成一张琴,先说要如何治理国家,但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这样不行,就像我现在只讲大道理而不落实具体的弹琴一样,大王您是永远也听不到美妙悦耳的音乐的。大王您登基都九年了,也说过不少治理国家的道理,但您很少去做,而且,百姓们等您治理朝纲都等得不高兴了。我今天来您这里弹琴只比划不出声,这和大王您扶国而不治,不是出自同样的道理吗?”正因为邹忌的这番苦谏,威王后来广纳各方意见,兴利除弊,使得齐国后来强盛起来。

在现代社会政治体系中,人们一般将音乐艺术归类为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这是由艺术所承载的社会内容和它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发展,将音乐用来了解民风和政治倾向目的,这在中国音乐思想体系中历来都是有其传统的,古代民族乐器的社会功能就反映了它的另一种形态价值。

古琴的乐器形制有许多种,历代的名称主要有仲尼、伏羲、联珠、落霞、焦尾等,现今流传于世的名琴也有很多。

春秋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又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音乐家,他不但善弹古琴,而且还有很高的表演技艺,他曾向师襄学习弹奏《文王操》。他对音乐的感受力和修养非常人所能及,当他听到《韶》乐的演奏之后感叹“三月不知肉味”。因此,他晚年将自己的政治志向致力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追求中,在他教授的“六艺”中,“乐”就是弹琴。

古琴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国士文化而发展的。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儒道礼教思想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社会历史中形成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古代的士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群体,远在春秋时代,士的社会地位就已确立,而且还是“四民之首”,即士、农、工、商。然而,士由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和自身的思想学识,远在春秋时期,士与琴就已成为他们生活、思想、意志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琴自古以来就与士阶层的文化产生了渊源。就琴乐的意境和它所具有的功能来看,琴乐已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一种集中反映。中国民乐中最有代表性的雅乐性乐器——琴,已伴随中国的士文化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历史上,琴乐作为中国音乐发展中一个特殊的艺术形式,社会赋予了这种乐器极高的地位,汉代史学家班固(32—92)在他的《白虎通义》中便说:“琴者,禁也。所以禁止邪淫,正人心也。”这就是说,古人大多将琴这件乐器用来陶冶人们的心灵而使用,它可以驱除人们思想上的淫邪之气。

在当时士阶层中,很多人以琴赋歌,即弦歌,这是用琴自弹自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如《诗经》中的《大雅》与《小雅》就是用一些琴歌的形式来弹唱的,后来人们称它们为“雅歌”。

琴乐还可以通达情谊,树立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中将青年男女之间的相爱或友谊比喻为琴瑟弹奏出的音乐一样和谐而深厚。西汉时期富有传奇色彩的司马相如(前179—前117)与卓文君就是因琴乐《凤求凰》的传情使他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演绎了一曲动人的爱情故事。

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就是由狂饮高歌的七位名士,以弹琴论乐,诗赋酒歇为情趣所结成的一个集艺术、思想、政治为主题的群体,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这七个人性格各异,而以阮籍为首,人称酒狂。阮籍是东汉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他所创作的琴曲代表作也叫《酒狂》。乐曲如同阮籍自身的写照,曲调结构严谨,段落跌宕,音乐语言生动,全曲节奏犹如醉酒之人的痴狂之态。此曲在今天依然能听出它的狂放气度,是中国民族器乐中最能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及性格的作品。《酒狂》是阮籍的人物写照,在魏晋那个时代,很多有思想、有志向的一代骄子们由于理想中的社会离自己太远,所以,他们这批以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各界名士认为醉酒的不雅行为不但不俗,而且还可以明志。就琴曲《酒狂》的题材内容来看,以酒论酒、借酒消愁、纵酒抒怀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神奇秘谱》对此就这样写道:“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事实上在那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用酒来逃避现实是他们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最佳生活状态。

古琴的功能不仅可以用来“明志”,而且,还能用来表达一种思维方式和心态。在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有一个“空城计”的典故,就是描写了诸葛亮利用古琴这件乐器击退魏军的故事。诸葛亮在城门之上面对大军压来,安详、自在地弹奏七弦琴。这里,古琴的音乐似有千军万马的威武之声,使得魏军司马懿闻听琴声似有杀气而退兵离去,可想而知,当时的险情千钧一发,但古琴在这里却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特定的环境中,古琴音乐起到了震慑敌军的作用,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对古琴的运用已是十分分的普及、如果说,当时的古琴并不流行,人们也不太了解这种乐器所奏音乐的用意,魏军对蜀军的战斗那可就是另外一种局势了。

古琴音乐历史悠久,曲目繁多,历代都有一批著名的琴家出现,使这件乐器得以久传不衰,人们熟悉的《梅花三弄》、《阳关三叠》从古琴的传谱上来考证,他们也至少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梅花三弄》最早是明朝初年朱权在《神奇秘谱》中刊印了此曲,并说该曲来自原东晋桓伊为王徽之吹奏的笛曲,其名为《梅花引》或《玉妃引》。《梅花三弄》共标有十段曲,是一首标题音乐,原谱为琴箫合奏。“三弄”之意就是此曲的第一主题反复出现三次,表现了梅花住寒风中迎风怒放、幽香远传的形象,我国古代在艺术追求上讲究人的高傲品格,这也常常被用来隐喻人们保持高尚品质和气节的思想。

《阳关三叠》的传谱更是多样,最初都是配有歌词的琴曲。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有《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最初并没有“三叠”之名。当王维写出此诗后就被编入了当时的乐府中使用,由于此曲是描写一种离愁之情,在唐代是十分流行的一种歌曲,很多诗人也以此名而撰写同类情怀的诗篇,如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都从不同角度赋诗赠歌《阳关》。历史上由唐代谱曲的《阳关曲》到了南宋时期就已失传,我们今天已很难知道当时此曲的真实唱法,到了宋代人们才根据乐曲诗词添加三叠,但三叠如何叠法,后人说法各异我们现在所弹奏的《阳关》琴曲都是根据清代《琴学入门》的传谱而来的。

古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缩影,古琴音乐凝聚了中国文人雅士在思想审美上的主张,它孕育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培养了中国艺术的高尚情操。俞伯牙与钟子期的传说在中国古代为人们的思想与生活交流创造了一段千古佳话。长江中美丽的要塞之地武汉便是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它在长江与汉江交汇之处,东靠龟山,西依月湖,在这三面环水的幽静之处,有一座古宅殿堂,屋前有一座汉白玉方形石台,相传伯牙鼓琴遇知青即在此,后来人们便称它为古琴台,历代一些文人名士也以此而挥毫赋诗今天这里已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人们不仅住这里看到一些精美的古式建筑,而且,还能欣赏到一些书法艺术精品,如清代宋湘束竹叶蘸墨汁书写的《琴台题》就是古代书法艺术中的佳作。

古琴音乐不仅在我们的历史中成就了无数知音妙曲,而且,它还是我们人类通向太空与宇宙交流的一个重要有声语言。1977年8月20日由美国发往太空的人类宇宙探索飞船“旅行者一号”就携带有一张能保存十亿年的金唱片,其中就有中国近代琴家管平湖演奏的琴曲《流水》,这首乐曲是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先生推荐出来的,他认为“这首乐曲表现的是人的意识与宇宙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