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这样描绘陈景润的内心世界：“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对于陈景润的贡献，中国的数学家们有过这样一句表述：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全世界智力极限的总和。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陈景润小故事
陈景润出生在贫苦的家庭，母亲生下他来就没有奶汁，靠向邻居借熬米汤活过来。快上学的年龄，因为当邮局小职员的父亲的工资太少，供大哥上学，母亲还要背着不满两岁的小妹妹下地干活挣钱。这样，平日照看3岁小弟弟的担子就落在小景润的肩上。白天，他带领小弟弟坐在小板凳上，数手指头玩；晚上，哥哥放了学，就求哥哥给他讲算数。稍大一点，挤出帮母亲下地干活的空隙，忙着练习写字和演算。母亲见他学习心切，就把他送进了城关小学。别看他长得瘦小，可十分用功，成绩很好，因而引起有钱人家子弟的嫉妒，对他拳打脚踢。他打不过那些人，就淌着泪回家要求退学，妈妈抚摸着他的伤处说：“孩子，只怨我们没本事，家里穷才受人欺负。你要好好学，争口气，长大有出息，那时他们就不敢欺负咱们了！”小景润擦干眼泪，又去做功课了。此后，他再也没流过泪，把身心所受的痛苦，化为学习的动力，成绩一直拔尖，终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三元县立初级中学。在初中，他受到两位老师的特殊关注：一位是年近花甲的语文老师，原是位教授，他目睹日本人横行霸道，国民党却节节退让，感到痛心疾首，只可惜自己年老了，就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他看到陈景润勤奋刻苦，年少有为，就经常把他叫到身边，讲述中国5000年文明史，激励他好好读书，肩负起拯救祖国的重任。老师常常说得满眼催泪，陈景润也含泪表示，长大以后，一定报效祖国！另一位是不满30岁的数学教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知识非常丰富。陈景润最感兴趣的是数学课，一本课本，只用两个星期就学完了。老师觉得这个学生不一般，就分外下力气，多给他讲，并进一步激发他的爱国热情，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强大，自然科学不发达是万万不行的，而数学又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从此，陈景润就更加热爱数学了。一直到初中毕业，都保持了数学成绩全优的记录。
祖国光复后，陈景润考入福州英华书院念高中。在这里，他有幸遇见使他终生难忘的沈元老师。沈老师曾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当时是陈景润的班主任兼教数学、英语。沈老师学问渊博，循循善诱，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有一次，沈老师出了一道有趣的古典数学题：“韩信点兵”。大家都闷头算起来，陈景润很快小声回答：“53人”。全班为他算得速度之快惊呆了，沈老师望着这个平素不爱说话、衣衫褴褛的学生问他是怎么得出来的？陈景润的脸羞红了，说不出话，最后是用笔在黑板上写出了方法。沈老师高兴地说：“陈景润算得很好，只是不敢讲，我帮他讲吧！”沈老师讲完，又介绍了中国古代对数学贡献，说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早于西欧1000年，南宋秦九韶对“联合一次方程式”的解法，也比瑞士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500多年。沈老师接着鼓励说：“我们不能停步，希望你们将来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比如有个‘哥德巴赫猜想’，是数论中至今未解的难题，人们把它比做皇冠上的明珠，你们要把它摘下来！”课后，沈老师问陈景润有什么想法，陈景润说：“我能行吗？”沈老师说：“你既然能自己解出‘韩信点兵’，将来就能摘取那颗明珠：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那一夜，陈景润失眠了，他立誓：长大无论成败如何，都要不惜一切地去努力！
与华罗庚的师生情
痛掉华老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访日期间心脏病复发，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猝然倒地，结束了他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消息传来，举国悲哀，抱病的陈景润更是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1985年6月1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去的。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他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陈景润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又怕他摔倒，只好由三个人一左一右驾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40分钟里他一直在哭，在流泪。
华罗庚对陈景润有知遇之恩，陈景润视华罗庚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之间的隆情厚谊在数学界传为美谈。
稿件结缘
1956年，厦大李文清请数学所关肇直转交华罗庚一份稿件。华罗庚接到了这个和自己相似的、饱经苦难、经历沧桑的青年的来稿，看后十分惊喜地称赞这个青年，肯动脑筋，思考问题深刻。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和华罗庚一样家喻户晓的陈景润。
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陈景润如是说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
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
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华罗庚指导学生的方法是以自学为主，指定一些要读的书，参加一些讨论班，并平均两周和学生谈一下专业。在一个权威人士的带领下，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探讨同一个课题，是华罗庚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才十分显着的特点。
生活关怀
华罗庚的好友赛尔伯格曾经说过：“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贡献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像，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现在已无法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罗庚如果不曾回国，陈景润的命运和遭遇必定与现在不同。
正当陈景润利用数学所的有利条件埋头工作时，1958年，全国科教系统开展了所谓的“拔白旗”政治运动，在全所大会上华罗庚、张宗燧等人被指斥为“大白旗”。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华罗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陈景润也因此受到牵连。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文革”风波
“文革”时期，四人帮曾派迟群找陈景润搜集华罗庚的黑材料，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成果”。其证据是，1957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但是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言中已经写到，“作者趁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
陈景润婉言拒绝了迟群。他单独找到华老的学生陈德泉，据实对他讲：“迟群要我揭发所谓的华老师盗窃我的成果的问题，怎么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陈德泉一下又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他试探着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盗窃你的成果？”陈景润果断地回答：“没有。”陈德泉暗暗舒了一口气：
“那你就据实说吗，反正实事求是嘛。”
陈景润或许讲不出过高的政治理论，他也不会用华丽的词藻表达自己对老师、对祖国的爱，但是他的良知告诉他，搞科研没有错，尊敬老师没有错。他认定决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决不做恩将仇报的事。当有人再次来让他揭发华老师的剽窃罪状时，他断然拒绝了。来人威胁他：“我们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陈景润坚决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证据，还要我揭发什么！”正是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善心，陈景润保护了自己的老师，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后来，华罗庚和陈德泉外出，路过陈景润住的医院，陈德泉建议去看望一下陈景润。由于避嫌，华罗庚没有下车，他委托陈德泉问候陈景润。陈德泉回来后，转达陈景润的话说：“华先生永远是老师，迟群说的完全没有那回事。”
情谊永存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老家道别、请教。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坐在一边的华师母忍不住插话说：“景润是够用功的，刚才你没回来，等你的几分钟，他还拿出书来看呢。”华罗庚赞许地看着学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华罗庚对自己的得意弟子也是关爱有加的。1984年当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时，华罗庚十分激动与难过，他说：“总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华罗庚1985年出访日本前，曾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弟子陈景润，并对他说：“王国湘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谁知，这一面竟成了陈景润与老师华罗庚的最后诀别。
永尊恩师
陈景润对他的恩师的评价是很高的。1973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称赞他的导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希望他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认为他在应用数学方面花了太多功夫有点可惜。
华罗庚很少评价他的学生，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学生，评价不当容易引起误会。他最多只是在个别谈话时偶尔讲几句。华罗庚曾单独对王元说过：“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当王元提起他学生的一些其他纯粹数学结果时，他仍然重复一遍：“最使我感动的是（1+2）”。
人生目标
1991年北京电视台“祝你成功”栏目记者曾问过陈景润，“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陈景润说：“是奉献，不是索取。”
原子能时代的开拓者——迈特纳
奥地利裔瑞典物理学家。1878年11月7日生于维也纳，1968年10月27日卒于剑桥。她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1907年去柏林大学随普朗克进修理论物理，并和0.哈恩合作研究放射性，直到1938年受纳粹迫害移居瑞典。
1926年柏林大学聘她为特邀教授。1960年退休到英国。迈特纳的主要贡献大多是同哈恩合作完成的：发现了镤并予命名，研究了核同质异能现象和β衰变。1938年，哈恩和F．斯特拉斯曼发现铀经中子轰击后出现钡，迈特纳和她的外甥0．R．弗里施于1939年提出核裂变概念，以解释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的实验结果。核裂变和随后裂变链式反应的发现，为核能的应用开辟了道路。
很少有人知道，把“核裂变”一词引入科学词典的人是一位妇女——莉泽·迈特纳博士。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妇女是第一个认识到原子可以分裂并且释放出巨大能量——原子能的人。由于她的开拓性的工作，一个原子能的时代开始了。
1878年11月7日，莉泽·迈特纳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虽然父母两人笃信犹太教，但是他们的八个孩子却都施行了洗礼，被培育成基督教徒。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孩子们在那些反犹主义盛行的日子里受到保护。莉泽·迈特纳当学生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在1902年发现镭的报道，从而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由于一心想从事物理学这一专业，她在1901年进入维也纳大学。这件事听来容易，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人们一定记得，在那个时候，教职员和学生中间有一种反对妇女上大学的强烈情绪。确实，当时一名女大学生在人们心目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为了不使自己偏离自己的目标，莉泽终于在1906年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能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批妇女之一。
毕业后的一段时期里，迈特纳博士仍待在维也纳，并对放射性这一新科目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个兴趣后来成为她终身的工作，引导她打开了原子能领域。
但是，在那个时候，科学工作和进步的中心是柏林，而不是维也纳。很多伟大而着名的科学家都聚集在柏林，把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吸引来。因此，1908年，莉泽·迈特纳来到柏林，在举世闻名的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博士指导下学习理论（普朗克博士开创了对现代物理学有着重大意义的量子理论，为此，他于1918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来，迈特纳博士成为普朗克博士在柏林大学的助手。
在跟随普朗克博士工作期间，迈特纳博士遇到了奥托·哈恩博士，以后，她同哈恩博士合作了30年。哈恩博士当时正在寻找一名物理学家来帮助他研究放射性的化学。但是由于时代的偏见，妇女是不能在化学研究所工作的，而哈恩博士就是在化学研究所进行他的工作。因此，哈恩博士和迈特纳博士就在一个地下室里找到一间木匠的工作房，他们就在那里设置了他们的实验室。作为化学家，哈恩博士的兴趣在于发现新的化学元素和它们的性质；而迈特纳博士则关心这些新元素的放射性。两个人在放射性领域里都做着开创性的工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托·哈恩和莉泽·迈特纳正在紧紧追踪着一个新元素。但是随着战争的到来，哈恩博士被应征入伍。迈特纳博士志愿充当奥地利军队中的一名x光护士，她仍然是奥地利的一个公民。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就继续他们的合作。到战争快结束时，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们向科学界宣布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