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从“企业社会责任”上进行创意。义乌总工会决定从启发教育生产者与经营者明确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入手，强调只有各自“责任到位”才能使双方“权益到位”。陈有德指出：“当前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思想认识上的‘三个误区’，让工会工作的社会‘调节器’和‘稳压器’作用凸显出来。”因此，一要教育经营者改变“建工会只替职工说话，专与老板过不去”的错误认识；二要引导务工者改变“只要权利维护，不讲义务尽责”的普遍认识；三要从工会“依法办实事，依法办好事”入手，改变只靠“厂规厂纪”制约人的做法，要多从感情投资，改变企业与职工关系上，使双方都增强对工会的信任感这个基础上，做实“权利与义务”的“大文章”，让共同的“社会责任”意识渗透到企业、职工的心坎上去。
这个创意，体现了陈有德20余年来农村工作的一贯做法，他把“人情投入”看成是做好工作的第一要素。这是陈有德的“高明之处”、“成功之处”和“过人之处”。
其二，从建立地方政府“领导责任”体制上进行探索和创新。陈有德说：“工会领导应以‘源头参与’为立足点开展工作；地方政府领导应以强化地方政权建设、促进社会稳定为出发点支持工会工作；企业领导应以稳定自己的劳动用工，促进企业发展来重视工会工作。”这是陈有德苏溪试点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义乌工运事业的开发和创新。
在苏溪镇的联合工会试点建设中，实现了工会工作的新突破。苏溪镇党委、镇政府、镇企办、工商所、财税所、派出所、土管局、供电所、信用社、市总工会形成前所未有的“十家”单位联合议事，联合行文，联合致“私企工会组建公开信”，联合成立工作组，联合上门服务，刷新了“社会化联合”的新亮点；同时，这种“社会化联合”，使企业经营者明白“抓组建、促发展”，构建和谐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形成了全镇上下“齐抓共管一起上，真抓实干促和谐”的强大社会氛围。
工会工作的这一创举，为总工会构建“工会工作新格局”和“工会维权社会化”的新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这种“社会性”意识的支配下，陈有德果敢地冲破传统思维定式，在苏溪镇联合工会试建中，大胆实现了镇党委分管工业的书记、镇企办主任、镇工商所长、镇工委主任分别兼任联合工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要职，各系统、各行业企业中层管理骨干、车间主任等以企业工会主席身份担任了联合工会的委员；公司、企业都有代表性的厂长、经理被诚聘为联合工会特邀委员，形成了“市县工会、地方政府、基层企业”三方领导相互协作的“共管机制”。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会领导体制”的创新。
其三，从“党工团共建”的组织机制上进行实践和创新。陈有德认为，“以党建带工建”的办法有利于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党员的作用。在试点中，陈有德以“敢”和“放”为动力，要求苏溪镇的各家企业老板各显神通。
义乌市中南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开帝制衣有限公司等工会以“企业就是我的家”为主题，开展了党员、职工“以厂为家，爱岗敬业”教育，从建立企业利益共同体上进行实践。
浙江中天制衣有限公司、华神制衣有限公司等“以党工团共建”为抓手，开展了“优胜劣汰，效益第一”为宗旨的市场经济新观念教育来建设企业利益的共同体。
浙江“幸运马”和“好派”服饰有限公司等一批上档次、规模较大的企业，实施了工会定期与不定期思想政治工作“动态式”管理与教育。他们除制定正常的职工班组、车间学习制度和季节性例会集中教育外，遇有特急性加工任务，或职工思想产生某些倾向性时，工会即随时召开职工会议进行集中教育和认真解决。有时全体会议，有时部门、车间座谈会，通过群策群力的办法把劳动矛盾、劳务纠纷解决在萌芽之中。
上述这些“突破常规”“敢作敢为”“敢为人先”的做法，最终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在建立劳务纠纷处理“应急小组”上进行“求真务实”的探索和创新。
陈有德认为，镇联合工会应以帮助企业和职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努力办实三件事：一是密切联合镇党委、镇政府、上级工会把工会维护和工会工作的政策落在实处；二是努力帮助企业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企业发展和建设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协助企业解决一些难点问题；三是当年关、春节或某些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劳资矛盾发生时，即以政府、工会协同组织的应急小组人员，积极上门服务，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加以解决。陈有德说：“作为企业工会，说十句好话，不如办一件好事；作为联合工会，走十家企业，不如办一件实事；镇工委、镇联合工会和企业工会要把做好各种劳动矛盾的协调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陈有德认为苏溪试点首创的“六必办”矛盾调处的工作机制，可以在全市推开。
这“六必办”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当天办；分内的事情主动办；法律规定的事情严肃办；政策允许的事情及时办；跨部门的事情创造条件办；难点、重点、复杂的事情组织协调、共同商量办。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苏溪镇的“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试点在实践中凸显了空前的社会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8月苏溪镇成立联合工会以来，全镇私企劳动关系发展态势很好，彻底消灭童工使用现象：彻底改变了三五人以上群体上访事件；个别上市劳动局监察大队反映情况的也只有5人次。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现象，创苏溪镇有史以来最佳状况。
超越自己才能勇往直前
有人说，人的价值在于超越自然，也有人说在于超越别人，陈有德却说：“超越别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超越自我。”这就是陈有德人生轨迹中的闪光点！
如果说苏溪镇联合工会的筹建是陈有德“超越”的注脚；那么“义乌市非公企业工会试点工作的推广”则是陈有德“自我超越”的一个最好例证。
1999年11月18日，义乌市首家新经济乡镇联合工会在义北工业重镇苏溪镇挂牌成立，金华市总工会、义乌市委、市政府及全市各乡镇党政一把手全都参加了这个工会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会。会议结束后，全体党政领导合影留念。历史定格了闪光的一页。
作为苏溪镇的新经济组织的首届联合工会，在委员们的建议下，陈有德也准备留下“难忘的一页”。但是当他前往邀请金华、义乌市市委领导时却被婉言谢绝了。虽然当时话未明言，但陈有德心里却忐忑不安，似乎感到这个“新生事物”有某种“超越”和“突破”，或者自己有什么“失误”，陈有德开始对自己有点不自信了。
嗣后，陈有德曾与笔者一起细品过这个“插曲”的缘由：①陈有德在大会联合会报告所挺酌为新建非公企业“双维护”中发挥工会作用的提法，语意超重；②联合工会让镇街工业分管书记、工商所、派出所、企管办等领导兼职工会干部，这是史无前例，带有某种“规范”的超越；③特邀企业界几位厂长、经理为“特邀委员”，创意“过犹不及，不合时宜”；④“党工团”在非公企业共建，时机尚未成熟，虽然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已把“个体私营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非公企业主的身份未定，能否列入党建尚是未知数……总之，对试点工作的“四大创意”，领导还心有余悸，共同的感觉是义乌工会的“创新”有点“离谱”……然而，面对领导的“压力”，陈有德却觉得这“压力”可以变为“动力”。他心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就是我最好的理由，虽然有些规定、某些规章没有定论，但是对人民有利，对企业经济发展有利，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有利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突破？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我铁定的心是永远不会变的。”于是，陈有德坚持走了三步棋，终于跨越了“自我”。
第一步：让“过河卒”发挥作用。在1999年11月18日苏溪镇联合工会成立后，他指令工会组宣部于1999年的12月8日对苏溪镇下达了［1999］45号《关于成立义乌市衬衫厂等191家有一定规模的非公企业工会第一届委员会的批复》，让已经过河的卒运动起来，在下水游泳中练就勇气和胆略，学会游泳，战胜自我。
第二步：出“车”将军，迫“将”出阵。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当时的中共义乌市委领导做了专题汇报，并按照工会与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议规定”，他“有理、有节、有据”地提出申请，请求召开“市委书记办公会议”，认真听取一次“工会工作”的专题汇报，要求把“苏溪镇的试点经验”在全市非公企业中全面推广，获得了市委多数领导的认可和通过。
第三步：“兵贵神速，分头击破。”陈有德和笔者接连熬了7个夜晚，草拟了《新建非公企业工会组建实施意见》，同时提出申请，要求以义乌市委名义下发；同时，建议在佛堂蜜蜂集团公司召开全市试点工作推广现场会。
市委同意这一做法，并下达了市委发［2000］7号、8号文件，既同意了《新建非公企业工会组建实施意见》，还组建了以义乌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为正副组长，各局、镇街13名正副局级领导为组成成员的“非公企业工会组建领导小组”，实现了义乌工会工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跨越。
面向大众消费定位的顶级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
着名服装品牌“皮尔·卡丹”的缔造者皮尔·卡丹，是法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服装设计大师。1992年，作为唯一的服装设计师入选精英荟萃的法兰西学院，成为终身院士，不仅如此，他还建立了以服装、餐饮、家具等几十种产业组成的卡丹帝国。
皮尔·卡丹先生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传奇首先在于他的奋斗历程：从赤手空拳几乎是一无所有到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大师；他的传奇还在于让高档时装走下高贵的T形台，让服装艺术直接服务于老百姓；他的传奇在许多人看来是他的商业成就，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像皮尔·卡丹先生那样的先例，集服装设计大师与商业巨头于一身，他的商业帝国遍布世界各地。
在全世界，不管是名门望族还是普通百姓，都以穿他设计的衣服为荣。
从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到世界服装业的霸主，他走过的路程是艰难而崎岖的，几经沉浮，才有了今天的荣耀。
1922年，皮尔·卡丹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近郊。父母以种植葡萄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家迁往法国。当时皮尔·卡丹只有两岁。他父亲不会法语，在法国找工作相当艰难，家境也很贫困。
从很小的时候起，卡丹就表现出对服装异常的敏感和兴趣，尤其是在设计方面显示出了极高的天赋。他经常痴迷地注视着百货商店的橱窗，比较新款服装，还在本子上画一些新奇的样式，自娱自乐。
1934年，卡丹开始在一个小裁缝店当学徒，从此，他迈出了服装设计的第一步。从1945年起，卡丹先后在巴黎的“帕坎”“迪奥”时装店搞设计。5年之后，他在巴黎时装界闯出了名堂，终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法国高级时装是一个限制极严、顾客有限的特殊行业，整个巴黎只有有限的服装企业称得上高级时装公司。这些公司全部都是为贵妇名流服务的，有的衣服甚至只生产一套。针对这种情况，卡丹却不甘墨守成规，他认为高级时装只有面向众多的消费者才有出路。因为只有扩大消费面，才可能使它产生普遍和广泛的影响，才可能经受更为有效的考验。
而当时战后的法国，经济迅速复苏，大批普通妇女开始冲出家庭的樊篱，融入社会生活之中，整个欧洲的社会消费大增。卡丹敏锐地捕捉住这一机遇，毅然提出了“成衣大众化”的口号，把设计重点放在一般消费者身上，让更多的妇女和男士买得起、穿得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不管是从社会意义上看，还是从服装本身的意义上看，它都算得上一个划时代的壮举。
“成衣大众化”在商战中是出奇制胜的妙计，而在服装界则是一种创造性的改革。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本身，它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消费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