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还是哥白尼本人（可以从他早期天文学著作Commentariolus的前言看出）都没有突出强调日心说。正相反，他们当时所讨论的问题却与托勒密体系是否可以完整地表述亚里士多德宇宙说有关。对于日心说的讨论正是到了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阶段，即16世纪以前，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刚才指出的托勒密天文学传统的物理与数学方面的不一致性。哥白尼和伊斯兰世界的先驱们都试图清除这些不一致性，其中包括使地中海两岸的天文学家都感到头痛的著名“equantcircles”问题。正是这些“circles”在哥白尼的Commentariolus的引言中曾被明确地强调过。也正是这些“circles”向我们指出，托勒密体系的确蕴含着一种物质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与刚才提到的用于描述宇宙的数学模型并不一致。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述我们身边的真实物质天体世界？
旨在解决托勒密困境的研究先是在伊斯兰世界后是在哥白尼的著作中展开。这一发现在近40年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诸如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或者用当今流行的话语说，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两者之间边界的渗透性或者说模糊性尚未被直接提出。
诚然，如果从模糊边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观点之间的游动性便如同在那两个定理中的那样，变得十分有吸引力。显而易见，这种可能性向我们表现出文艺复兴科学传统和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传统的独立意识。更进一步讲，它甚至表现出“地域性”科学与“世界性”或“宇宙性”科学的概念。这些概念目前经常被在一些情况下用于描述文化性的边界，或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用于消除这些边界。
假如从阿拉伯科学向西方传播的角度，或者从阿拉伯科学对于西方科学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对于阿拉伯和文艺复兴天文学历史的一些重要研究总是围绕着哥白尼得到那两个定理的渠道展开。因为问题已经不再是哥白尼是否意识到了他的伊斯兰前辈们的著作，而是像索德娄和纽格巴尔在他们最近已经成为经典性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是他“何时、何地并以何种方式”吸收着他们的著作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纽格巴尔在他的研究中已经为两条定理中的一条确立了一种可能的渠道。他在希腊拜占廷手稿中发现了两条定理中的第一条，即被称做是“吐西力偶”的那个。他认为，含有这条定理的希腊手稿是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被传到意大利的。显而易见的是，一旦到了意大利，这部希腊手稿或者说其内容很容易引起哥白尼的注意;因为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时哥白尼是意大利北部的常客，曾一度居住在那儿。
关于科学思想从伊斯兰世界向欧洲的传播方式问题，在被提出时涉及到那两个定理。这使人联想到它对于在近40年间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讨论方式带来的灾难。首先，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哥白尼本人能够阅读阿拉伯文，从而能够直从伊斯世界的研究中受益，或者说从伊斯兰文明中的阿拉伯语出版物中受益。其次，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阿拉伯语的出版物曾被翻译成哥白尼所谙熟的拉丁语。再者，众所周知哥白尼能够阅读希腊语，因为他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个训练有素的“文艺复兴”科学家，他曾经断断续续地在意大利北部居住和学习大约有10年的时间。因此，他曾经接触过纽格巴尔所发现的那个希腊手稿的可能性至少可以被认为是可信的。或者说，当时纽格巴尔曾提出，后来又被索德娄和纽氏更加突出强调过。事实上，索德娄和纽格巴尔在他们合作的著作中作过大胆的陈述，认为这些阿拉伯定理在大约1500年时的确在意大利流传过，所以哥白尼完全有可能从他在意大利接触的人中了解到它们。
为了再一次说明文化学科研究的无奈性，我们应该集中研究由纽格巴尔发现的希腊拜占廷手稿所引发的问题。由于在希腊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定理，它是否应该被认为是“希腊”科学的一部分，或者应该将它看做是“伊斯兰/阿拉伯”科学的一部分，因为被“翻译”成希腊语而照抄在手稿中的那个定理是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中被首次提出的。那份拜占廷希腊语手稿的作者被认为在14世纪初叶时到伊斯兰国家去过，而他这次旅行的明确目的就是去了解伊斯兰/阿拉伯天文学的最新成果，然后用希腊语报告他的调查结果。在他的调查结果中就包括我们所讨论的“吐西力偶”。那么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完全有权利问:后来的希腊语拜占廷手稿中的科学到底应该是谁的科学？
从以书写文本记录思想的传播的角度来看，关于哥白尼可能从希腊手稿中接触到“吐西力偶”的发现完全可以很好地解释那个定理的传播可能是通过希腊语的渠道。但是，第二个定理则没有这样的运气，因为在希腊语手稿中并没有关于它的记录。所以，关于它从阿拉伯语传播到哥白尼的渠道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
欧洲图书馆中阿拉伯语科学手稿的作用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们将讨论一些尚未探索过，也没有在文献中讨论过的渠道。笔者认为，在以前之所以没有人想到过这些渠道，是因为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生活的性质有普遍的成见，想当然地认为现代科学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完全独立地发展的（文艺复兴科学与古希腊传统的关系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欧洲众多图书馆里现存的各种阿拉伯语手稿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对于文艺复兴科学的独立性的怀疑（至少可以说就天文学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足以开辟关于科学思想在伊斯兰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间的传播的新篇章。
这一证据足以说明，哥白尼和他的同代人为了利用那些阿拉伯语手稿的内容，没有必要像在中世纪时那样将文本从阿拉伯语完全地“翻译”成拉丁语。它特别向我们证明，哥白尼的同代人（稍微早于他或稍后于他）中有一些非常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可以阅读阿拉伯语原文资料然后将其内容传达给他们的学生或同事，此时的哥白尼正在试图改进希腊天文学的数学基础。这一情形显然和那位希腊拜占廷科学家在14世纪初时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区别:将他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科学文本中所发现的资料用希腊语报告回去。这样也就使得“希腊”科学与“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我们甚至可以问:希腊拜占廷科学是否能够被称做是“希腊”科学？
无论是从模糊边界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划分”伊斯兰世界和文艺复兴欧洲的另一边界来看，不管这样的科学是伊斯兰世界的科学还是希腊拜占廷科学，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科学，人们必然要问:是否有一个适当词来概括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科学，即含有这些定理的手稿首先以阿拉伯语文本问世，然后才被“翻译”成拜占廷时期的希腊语，继而才被有机地在拉丁文本中使用。人们大可不必大肆渲染这样的词汇所造成的困境。
如果这一问题仅仅局限于两个定理出现在阿拉伯语文本和哥白尼文本中的时间先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去理会它，而只将它视做是局部的或者是有限的“传播”，完全是历史中所时常发生的巧合。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避免去思考这一事实在15世纪后期和整个16世纪及其以后所给欧洲的知识界带来的更大复杂性。但是，如果将此与哥白尼著作和一位叫做伊本·阿尔沙迪（卒于1375年）的大马士革天文学家的著作之间的许多相似性联系在一起的话（在索德娄翻译并编辑的哥白尼的Commentariolus中有详尽记载），或者将此与医学和数学中的类似现象联系起来，那么这一事实便急需详尽的解释。我们以前用的传统的方法，例如将它视做是纯粹偶然、独立的发现，或者是文化科学等等，都将失去作用。
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中让我们将哥白尼理论中月亮的特性与伊本·阿尔沙迪的进行比较，或者比较他们理论中关于水星运动的模式。两者在纽格巴尔和索德娄的文献中都有大量记载。我们也可以在天文学以外的学科中找到同样的例子。例如:对于血液在肺部的流动情况的描述是首先出现于大马士革一位名叫伊本·那非斯（卒于1288年）的医生的阿拉伯文著作中，这位医生的生活年代和发现那两个定理的天文学家基本同期，他的这部医学著作是于1241年前写成的。关于血液肺部流动的相同描述又在16世纪哥白尼的同代人迈克尔·斯维特斯（15）11—1553年）和瑞尔多·科隆堡（15）10—1559年）的著作中出现。同样，让我们再来看哈维和安德里斯·埃尔帕格斯的例子。哈维是血液循环理论的发明人，毕业于意大利北方的帕多亚大学，该大学医学院将他视做是其成员之一。而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著名威尼斯医生安德里斯（卒于1520年），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在大马士革以威尼斯领馆医生的身份居住了近15年。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他掌握了阿拉伯语，重新翻译了埃威斯纳的哲学与医学著作，以及伊本·那非斯的关于血液肺部流动的医学著作。安德里斯的译本目前仍存于波伦亚大学，不过，其中并不包括血液肺部流动的部分。
在数学领域，让我们来看斯蒂文（约1600年）的十进制分数的概念和早在10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于阿拉伯语数学中的同样的关于分数的概念。同样在数学领域，还有16世纪时在欧洲各地关于代数的争论和最近季奥瓦纳·西佛罗迪的关于代数起源于阿拉伯世界的观点。在科学仪器领域，让我们来看9世纪时巴哥达最初制造的星盘版本和16世纪前二十几年间小安东尼奥·桑格娄（卒于1525年）的版本。桑格娄当时是罗马圣彼德大教堂的建筑师之一。
当所有这些事实被摆到桌面上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些无处不在的事实感到惊奇。这些实例给那些试图继续从文化角度来思考科学的人和那些倾向于将这些问题归类为传播问题的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些麻烦使我们认识到，文化科学中所使用的那些分类至少是十分草率的。
科学探索中的游历者
至此，应该提一下那些被认为对“传播”有贡献的人，这样才有利于进一步说明问题，下面将谈到与我们所讨论的科学的传播有关的两个16世纪的科学家。他们是:法国人圭拉姆·柏斯代尔，生于大约1510年，卒于1581年;另一位是伊格纳迪斯·尼玛塔拉（拉丁名字叫尼希密斯），他是安迪奥克的叙利亚雅哥拜特教堂的主教。我们不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于1557年做的教堂主教，于大约世纪末（15）90年）逝世，度过了充满成就和冒险的一生。
关于法国人柏斯代尔，我们对他的早期生活了解甚少。但是，他肯定接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而且还曾一度学习过东方语言，比如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由于他对于东方语言的涉猎，他曾因此非常有名。据说，弗朗索瓦国王一世（15）15—1547年）曾召他陪同法国大使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法庭与他们谈判1536年法国奥托曼联盟协议。柏斯代尔在当时显然还负有特别使命去为国王搜集东方语言的手稿，国王可能认为他也可以作为东方语言翻译。
看来，他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出使，而且也的确曾经搜集过东方语言的科学手稿已经是不容质疑的了。因为这在一部阿拉伯天文学手稿中有一处注释可以证实。整个注释明确指出，他1536年就在君士坦丁堡，这也就是协议实际达成的那年，可以认为他也就是这时购买的那部手稿。他当年或次年返回时显然将手稿带回了法国。这部手稿与上千部其他手稿一起，目前存放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东方手稿收藏部。
我们还知道，柏斯代尔在1548年和1551年间还曾去过一次东方，收集了其他一些手稿。但是，迄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时间和地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那部巴黎手稿的内容是关于理论天文学的。在150札手稿中的空隙处有他作的笔记，这足以证明柏斯代尔曾经仔细地研究过手稿。这部巴黎手稿中的注释即是笔者日后的研究题目，目的在于弄清它们的性质与范围。
另一部也是由柏斯代尔注释过的阿拉伯手稿存放在梵蒂冈图书馆，与其他上千部手稿一起成为欧洲最有名的东方手稿收藏之一。另外，这部梵蒂冈手稿也是天文学方面的，或许这也是柏斯代尔会注释它的原因。事后发现，这部手稿正是那个叫纳瑟·阿尔吐西的天文学家的著作的翻版。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吐西力偶定理的确也能在这部手稿中找到。
综上所述，这两部手稿的实例证明在哥白尼时期的确存在用某种哥白尼能够阅读的语言写成的非常翔实的关于阿拉伯天文学的著作。现存于博德里安图书馆（牛津）和罗伦蒂纳图书馆（佛罗伦萨）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图书馆的手稿都有其他类似形式的注释或隔行翻译。简单地说，柏斯代尔的例子决不是唯一的。
前面已经提到，柏斯代尔的博学曾经得到过法国皇家的赏识。由于这个原因，在他第二次从东方回来以后，他被任命为当时叫做“皇家学院”、后来叫做“法国学院”的数学与东方语言教授。还有另外一部属于他的哲学手稿，现存于莱顿大学图书馆，可能也是他去东方时购买的。他在上面签名的头衔是“皇家数学教授”。然而，由于他自身禀性的原因，他没有能够保持住自己在皇家的地位，只在皇家数学教授的位子上坐了几年。嗣后，他似乎辞去了职位而重新开始了一些有案可稽的欧洲游历，特别是去了意大利和维也纳，后来当然又回到法国。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他手稿中的注释。如果我们认定他在教学中使用了它们，是否有些太牵强附会？因为，特别是在那部巴黎手稿的开始部分，有许多条注释和一些最基本的天文学概念的定义有关，看上去似乎他本人也刚刚开始学习天文学。那么，即便是假定他曾在自己的宇宙学著作中使用了它们，是不是也有些太牵强附会呢？现在的问题是，柏斯代尔所创立的那门科学究竟应该被叫做是什么呢？毋庸赘言，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对于我们所说的“阿拉伯/伊斯兰”科学或“法兰西/拉丁/西方”或者“文艺复兴”科学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