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乔治·萨里巴著丛郁译
引 言
科学史认定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腊（就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问题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问与笔墨官司），再到伊斯兰文明直到欧洲，科学经历了十分长足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印度与中国文化的一些边缘性的贡献。然而，随着科学史学家们对于这一庞大的话语体系的日益深刻的解构，他们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越来越难以给“科学”这个词加以语言学、文明与文化方面的界定了。诸如“希腊、阿拉伯、中国、印度”，甚至更贴切地说，“西方”等这些修饰语，在用于像“希腊科学”或“阿拉伯科学”这样的语境时，很快就变得过时和词不达意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应用这些修饰语的兴趣，而是因为人们新近认识到了这些修饰语中所一直蕴含着的霸权意义。这些修饰语曾一度被经常用于区分分析时的类别。在语言、文明和文化等这些特性能够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时，这些词语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就是这些相同的词语，它们已经不再具有当时的相同意义了。显而易见，特别是新近对于科学发展史这样一个庞大话语体系的研究，使得这些词语越来越难以取得以往那样的分析结果了。再加之，人们新近意识到像“文化”、“文明”、“语言”和“科学”等词汇本身已经不再是它们曾经是的那些相同的、固定的和公认的指涉语汇了。相反，这些语汇正日益清晰地显露出它们自身的不明确性和霸权性的理论框架。这种不明确性和霸权性已经使它们失去了往日的修饰意义。
鉴于当今对于微观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是由各个文化学科的史学家来完成的，所以对于科学史这一庞大话语体系的巨大挑战便尤其凸现。如同以往的情形一样，微观的历史之于历史的总体理论系统或者说历史的理论化具有直接的关系，有时甚至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微观历史有时会引发一些雄辩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的特性使得我们无论使用多少理论都无从解释它们。具体地来说，一些边界性的问题过去一直是在诸如“科学的转化”、“一种文化学科对于另一学科的影响”等这样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或者是在“科学与技术的传播”、“共时的发现”和“互惠性”等这样的体系下进行讨论。正是这些史学家们，当他们今天再探讨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发现以往他们所用的分析性类别已经不足以解释他们最新发现的现实了。这些边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文化学科的那些特别的界定性质也正在失去意义。然而，迄今尚未有新的理论框架能够有效地解释这些正在发生的现象。
在下面的文章里，笔者将详细阐述科学史学家们所面临的困境。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学者致力于文化学科的研究并且试图解决如下问题:所谓“希腊奇迹”的性质以及界定特性;科学革命的性质;西方科学的性质;以及诸如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兴起等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总是自相矛盾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那些被用于描述“现代”科学的界定特性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界定特性几乎总是被认为形成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因此这些界定特性便不断地转换为某种或多种描述性的复杂概念，诸如:自然的数学化，实验性，对于一般性符号和数学性符号的运用，科学的机构化，西方大学的兴起，以及科学的文化与法理的管约等等。
为了便于说明以这种方式撰写文化科学史的徒劳性，以及阐明上述分析性类别所引发的模糊性，笔者将援引某些微观历史中已成定论或者正在成为定论的结果。笔者将特别侧重于对于一个边界个案的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结果。而这一边界个案很快就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学科中变得模糊起来。这个边界是一个总是飘浮不定的边界，用来“划分”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和拉丁/西方科学的分界线。这一过程本身与在此边界两边工作的科学家的活动有关。这一边界大约可以设置在13和16世纪之间，而这些工作在边界两边的科学家们则很快便渗透到了对方的文化以及地理领域之内。这一过程也与如下两套文本之间的关系有关:一种是在通常被称做是伊斯兰世界中用阿拉伯文写就的文本;一种是在当今的欧洲用拉丁文写就的文本。对于充当上述角色的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们的生平的研究，以及对于某些文本的研究结果，在过去大约40年间得到了大量的积累，近来引起了热衷于研究文化科学中的边界问题的人们的注意。当然，这样大量结果的重要性仍有待于检验。仅就其数量和复杂程度来言，这些结果仍没有被在二手文献中得以消化。只有对这些文献消化以后，才有可能营造出一种声势，才有利于正确研究处于文化、文明和语言学等语境中的不同科学史。
为了全面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提供造成这一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最初问题产生的氛围，以便于重构出一种较大的调查环境。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构这一问题产生的背后所发生的复杂事件与情况的网络。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和拉丁/西方科学等名词的使用及其重要性。但是，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将时钟拨回到大约40年前。然后再考虑该如何面对当时对于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的性质、文艺复兴科学和“哥白尼革命”等问题的理解，以及自从那时起知识领域所经历的急剧变化。
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科学
在1957年至1984年之间，奥托·纽格巴尔、爱德华·肯尼迪、威利·哈特纳、诺埃尔·索德娄以及笔者等其他一些人一致认为，如果仅靠像欧几里得的《元素论》和托勒密的《伟大论》等古希腊的数学和天文著作中所提供的数学信息，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大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构建这一大厦所需要的，实际上也是哥白尼本人所利用的，是两种崭新的数学原理。而这两种数学原理却都是在哥白尼以前大约300年间被发现的，并为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明确地用来改进希腊天文学。
换言之，近40年来的研究表明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基础得益于希腊——主要是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其中的例外便是那两项重要的定理，它们是伊斯兰世界中那些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天文学家们的贡献。另外，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些定理所产生的背景是阿拉伯的天文学界。也就是说，向我们表明了一种批判和改良希腊天文学传统的语境。再者，我们也知道包含有这些定理的著作大都产生于13世纪或以后。现已发表的研究已经对这些著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包含有这些定理的阿拉伯语著作尚未被译成拉丁语，至少未曾像中世纪早期时其他阿拉伯语科学著作那样被翻译过。因此，我们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些著作的直接转换，也不能像解释其他阿拉伯语著作在中世纪早期被“翻译”成拉丁语那样来理解这种转换。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定理一旦被发现以后，便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广泛地应用着，其中包括早在哥白尼以前、与他同时代，甚至是在他身后，以阿拉伯语的文本形式应用过。
目前，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曾经运用这些定理、并以阿拉伯语写就的天文学文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阿拉伯天文科学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的目的正是批判、反对希腊天文学，并且试图建立起不同的传统，而不是去保存、修补它，或者像中世纪翻译盛行时那样不断地将它传播到欧洲。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并且由近40多年的研究所确立了。
那么，当我们想到哥白尼天文学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所谓“哥白尼革命”这样的概念时，（这一概念曾被托玛斯·库恩在他的同名的书中进行了精辟的诠释;“哥白尼革命”这个概念本身也凝聚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神）我们便不难想像到哥白尼的数学天文学与在他以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天文学家们之间的交融了。或者换句话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拉伯天文学与哥白尼天文学之间的模糊边界会是这样有趣了。
上面所提到的定理之一叫做“吐西力偶”，得名于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博学家纳瑟·阿尔丁·阿尔吐西（卒于1274年）。该定理是他于1247年首次提出的，后来于1259年至1260年间正式证明的。用较为一般性或者哲学性的语言来说，这一定理规定，线性运动可以由圆周匀速运动演化而成，反之亦然。这一新的模式向我们指明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与地球运动分类的总体框架。现在已经众所周知，这一定理在16世纪哥白尼的著作中又出现了，并且被用来解决最早在阿拉伯著作中所提到的同一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故德国科学史学家威利·哈特纳在一篇研讨文章中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哥白尼在其著作中的图表中所使用的几何点，就连发音都和300年以前吐西所使用的一样。实际上，他注意到在阿拉伯版本图表中被标以“Alef”的几何点，在哥白尼图表中这一对应点被用发音一致的“A”所标出;在阿拉伯图表中是“Ba”的地方，哥白尼图表则是“B”，如此等等。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于“吐西力偶”的了解已经相当多了。
第二个定理比较微妙，但是也很简单。目前，笔者称其为“厄迪定理”，是取自一个叫厄迪（卒于1266年）的人的名字。厄迪定理是他在大约1250年以前初次提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已经在其他地方有过论述。同样是这个定理在哥白尼的著作中也再次出现，用于和300年前厄迪著作中完全相同的目的。唯一不同的一点是，在厄迪著作中这个定理是被有意识地作为新定理介绍的，并且提供了完整的数学证明。而在哥白尼的著作中则是被理所当然地加以运用，并没有提供任何数学证明。
也正是由于这个定理在哥白尼著作中的被忽视，使得它日后成了开普勒和他的老师梅斯林之间对话的主题。开普勒曾专门就这个问题请教他的老师，问他为什么在哥白尼天文学中没有被证明。早在1973年的一篇文章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安东尼·格莱弗顿就非常精确地描述了梅斯林当初在回答学生开普勒的问题时提供这个定理的证明的情况。
为了能够清晰地凸现出伊斯兰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欧洲之间的模糊分界的轮廓，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哥白尼天文学的体系中这两个定理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容怀疑的。它们已经被非常有机地融进了他的天文体系，以至于如果要想将它们从中抽出的话，已经不可能保持哥白尼体系的完整性了。有关哥白尼天文学和阿拉伯天文学的技术文献业已表明，哥白尼所运用的这两个定理不仅从技术上与300多年前最初它们在阿拉伯天文体系中被提出和证明时完全一样，并且在伊斯兰和哥白尼天文体系中所各自发挥的数学和天文学功能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这两个体系中，它们都是在试图寻找不同于希腊天文学体系的语境中被利用的。
这些相似性不容被忽视，它们急需得到解释。如果仅把它们看做是不同文化间的科学思想的转换，它们便会形成一些不容争议的事实。这些事实将会引发形形色色的问题，而这些事实则与科学、文化和社会语境下的创造性质有关。而这种科学、文化和社会语境本身便缔造了某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它们指出了科学思想的某种可能的运动方向，即直到欧洲文艺复兴如此晚的时期才从伊斯兰国家流向欧洲。所有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公认的科学史，特别是西方科学史的“叙事话语体系”。另外，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边界的无奈，要求对于这种模糊不清的边界予以特别的思考。
也许有人很快便会指出，我们是在纯数学定理的层次上讨论问题。而这些定理是被用来建构具有表述特性的数学模型，去解释哥白尼“体系”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托勒密“体系”中关于行星的位置。迄今为止，尚未有谈到日心论这个哥白尼天文体系中突出强调的概念。但是也许仍有人会说，哥白尼的日心论本身就是以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基础为代价（在事后）而得以强调的。哥白尼在没有正式将宇宙中心从地心论转为日心论以前便建立和使用了这一数学的基础。有人还可以这样说，从数学角度来看，确立日心论只消将连接地球与太阳之间的最终向量颠倒其方向就成了。而在两种天文体系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数学问题则可保持不变。这个事实早已被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家们所熟知了，特别是像比路尼（卒于1049年）这样的博学家。他们将它看做是哲学问题，而本质上不是天文/数学问题。
也许有必要强调的是，哥白尼体系中从地球到太阳的转换在他自己的时代并不具备任何宇宙论意义。特别是在当时尚无宇宙向心力理论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解释这样一个宇宙体系的可行性。有若干部讨论哥白尼天文体系中日心论问题的著作。这一学说的形成，就笔者所知的情况而言，当时并没有在无宇宙向心力理论的前提下试图解决它的不可行性。
尽管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一直是在当时颇具有说服力的亚里士多德地心说的系统下进行研究的，但是运用同样的数学原理、同样的观察结果，这些伊斯兰科学家们已经能够与哥白尼一样来解释行星的位置了。当时他们所遇到的中心问题与日心说并没有关系，而是与希腊天文学缺乏内部一致性这个问题有关。笔者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数学结构，而这种结构并没有能够像在早已消亡了的托勒密天文学中那样，表达出它所应该表达的物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