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春
中世纪阿拉伯人在地理学中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阿拉伯和拜占庭帝国的紧密联系使其很早就接受到了古希腊地理学家的遗产。而伊斯兰教规定朝觐天房的制度及礼拜时必须面向克尔白的规定，又从宗教上促进了中世纪穆斯林对于地理学的探讨与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地理学因此得以迅速进步与发展。准确的经纬度、测绘制图，特别是彩色地图和世界地图的绘制，以及有关区域地理、航海地理、地球的概念、知识是中世纪穆斯林对世界地理学的重大贡献。
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立，使中西交通大开，随着大批回回人的东来，阿拉伯伊斯兰地理学，即回回地理学，乃随之传入中国。
回回人札马剌丁，或称扎马鲁丁，伊利汗国人，是元初回回地理学东传中一位重要人物，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生平事迹及何时入华，史无详载，但《元史》和《元秘书监志》中，却记载了他在天文学与地理学方面的成就。
元朝统一全国后，疆域扩大了，行政区划也有较大变更，所谓“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朝起自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元初各郡邑图志因战乱已残缺不全，且元以前中国地图就西北来讲，也仅绘到今新疆地区，所以这时迫切需要编辑、绘制一部符合元帝国实际疆域的、全国性的地理志和天下总图，以备国用。史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札马剌丁言:‘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皇嘉纳，命札马剌丁暨奉直大夫、秘书监少监虞应龙等搜集为志”。札马剌丁遂与虞应龙奉旨开始负责修纂事宜，定志名为《元大一统志》。编修工作分两阶段进行，前一阶段，历时15年，纂成于大德四年（13）00年），共755卷，483册。后因继续得到云南、辽阳等处的材料，又进行增补，大德七年（13）03年），全书正式完成，前后共18年，计1300卷，600册（3）。
我国的地理总志，最早、最原始的首推《禹贡》。从班固《汉书》开始，正史中又出现总志性质的《地理志》。单行且体例完备的地理总志，则始于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它成为后世总志纂述的典范。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都承其余绪。而除《元丰九域志》为官修外，其他均出于私家撰集。官修且用《一统志》这一名称概念则始于札马剌丁负责修纂的《元大一统志》，其名称、体例为后来明清两代地理志所因袭。《元大一统志》是我国古代由朝廷主持编纂的第一部规模较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它内容翔实，规模毕具，在分量上比以前私家撰集要大得多，卷帙之富，是以前中国地理志所不能比拟的。虞应龙故而称其“比前代地理书似为详备”（4）。
如此规模的地理总志，元廷却以回回人札马剌丁主其事，可见其在当时地理学领域之重要地位。《元大一统志》按例在每一路卷首绘有彩色地理小图，另外，又绘制一幅彩色“天下地理总图”，分卷各路地图内，还兼有西域回回等地之图。这些特点显然是中国以前地理志中所没有的，特别是所绘“天下地理总图”，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元以前中国已出现彩色地图，但绘制这样全国性的彩色大地图还属首次。从文献记载看，这一总图无论从地理范围，还是绘图技术，都是空前的。这一成绩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札马剌丁及其东传的回回地理学知识。据《元秘书监志》载，秘书监札马剌丁于至元二十三年还曾奏过下项事理:“奏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理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札马剌丁是《元大一统志》的首倡者和编辑业务及学术上的主要负责人，这一记载说明，绘制总图也是他先提出的，而且当时他已拥有含中亚、波斯及阿拉伯地区的西域“回回图子”，故这一“天下地理总图”应该是出自札马剌丁之手。况且他掌握当时先进的回回测绘学中地理总图的绘制知识，因此，绘制一幅完备的地理总图应该不难。另外，札马剌丁对全《志》大德四年完成的755卷本，可以说是自始至终负责到底的。早在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剌丁就曾进《万年历》，并制成西域仪象七件，至元十年（1273年），他以司天台提点充秘书监，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官集贤院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查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集贤院既然有提调学校、征用人才，及掌管国子监事务等权力，故札马剌丁所处位置足可使其能够担负起修纂《元大一统志》的重大使命。至正六年（13）46年）十二月，中书右丞别儿怯不花率省臣奏:“‘是书（《元大一统志》）国用尤切，恐久湮失，请刻印，以永于世，制可。”并令中书平章政事铁木耳达实传旨许有壬，序其首。许有壬序曰:“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后来的《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收录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等境域内以前地理志中未载的许多地名，应该说有赖于《元大一统志》中的知识。
《元大一统志》绘制“天下地理总图”之知识与方法，对元明两代中国制图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为史地学家所重的《元经世大典地图》，很大程度上即受到《元大一统志》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本身可能就出于回回人之手。清人沈曾植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所作《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书后》中指出:“元代地图多出西域，大典之图，北不及海都所封，东尽沙洲，西北月祖伯封地（钦察汗国）阔略，而独详于回回故地笃来帖木儿、不赛因二人所封（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其必为回回人所绘无疑也。”胡逢祥先生在《〈元经世大典地图〉探源》一文中，“也认为大典图底本源出西域回回人”，很可能为“至元中修《元大一统志》时伊利汗国所进‘回回图子’，不过在收入《经世大典》时曾稍加‘修饰润色’罢了”。
此外，《元大一统志》编成不久，元人朱思本就于至大四年（13）11年）至延七年（13）20年）间，参考、借鉴这一成果，并依据本人旅行所得实际资料，绘制出一幅大地图。此图不分幅，名为《舆图》。继朱思本之后，元代地理学家李泽民和僧清濬也曾受益于札马剌丁之“天下地理总图”，前者约于至顺元年（13）30年）左右绘成一幅《声教广被图》，后者则于元明之际制出《混一疆理图》。这两幅图于明建文元年（13）99年）被朝鲜使节金士衡携往朝鲜，并于建文四年（14）02年）由朝鲜人李荟和权近合成一幅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该图长五尺，宽四尺，图内中国城市名称和朱思本《舆图》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此图的西方部分共有近100个欧洲地名和35个非洲地名，且非洲陆地形状很准确地绘成三角形。此外，非洲北部的撒哈拉，与中国地图上的戈壁沙漠一样被绘成黑色;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所处位置上则绘有一个塔状物，以代表亚历山大城著名的灯塔;地中海的轮廓绘制也很规范。
可以看出，此图绘制者所掌握的有关西方地理知识是相当广博的。而此前9世纪时，阿拉伯著名学者花拉子密就曾在《地形》一书中绘有一幅用文字详细说明的全球大地图，该图把地球绘制成几个包括大陆在内的海洋，如罗马海（地中海）、波斯海（印度洋）等，图中西边的子午线已准确地穿过加那利群岛。12世纪时，出身于西西里的穆斯林地理学家易德里斯又引用大量的实际测绘材料，绘制出71张详尽的北半球各区域地图和一幅圆盘形世界地图。现黎巴嫩存有一幅纳速拉丁·吐西1331年绘制的圆盘形世界地图，此图与易德里斯的圆盘形世界地图联系紧密。图中所绘陆地形状与今北半球的地形几乎完全相仿，它表明中世纪穆斯林对世界已知部分的陆地形状及其地区已了解得相当清楚。故看来朱思本、李泽民、僧清濬等广博的地理学知识无疑“是通过和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的接触得来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因此认为:“这几位地理学家显然都曾经由于中国当时和西方的穆斯林、波斯人、阿拉伯人如扎马鲁丁（Jamaal—Din）等之间的接触而受益匪浅。”
“也许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扎马鲁丁1267年来北京时所带来的地球仪有关。”。
据波斯史家拉施德《史集》载，札马剌丁曾工作于中亚著名的马拉格天文台。《元史》称，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剌丁制西域仪象七件以进，其中有“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也即地球仪。中国人对地球概念的认识，即始于札马剌丁这一“西域仪象”。“苦来亦阿儿子”为阿拉伯语kuraharz的波斯语读法Kura—iarz的元代汉语音译。“苦来”，意为“球、苍穹”，“亦”表示属格意义，“阿儿子”，意为“陆地、土地、国家”。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球面以所绘绿色代表水，占其十之七分，又以三分白色为陆地，这与现代地球仪水陆比例70.8%:29.2%基本接近。而且其中所绘可度量距离远近和面积大小的小方井，也即现代意义上的经纬线。可见，苦来亦阿儿子代表了当时回回人对地球构造先进、科学的认识水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球的形式来形象地说明人类居住的大地是球形，并且以图的形式，在球面上表示出相对位置和大小”。此前，在中国迄今没有见到其他有关地球仪的记载，而《元史》记载表明，它确实在1267年由回回人札马剌丁制造完成，这被世界科学史界认为是有关地球仪的珍贵记录。易德里斯早在12世纪曾制有一银制的地球仪，札马剌丁的木制地球仪是否和易德里斯的银制地球仪有关，尚无线索，但二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联系。
通过札马剌丁的地球仪，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地理学中先进的经纬线概念和世界为球形的知识传入中国，并大大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近代学者柳诒徵先生因此指出:“元明间人，犹未究心于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