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友涛，陈赟畅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全国每年约有1300万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其总趋势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民族地区到汉族地区，仅2003年流动人口总数已达1.4亿（1），其中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总数约2000万。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中，穆斯林约占1/10，达200万。他们一般都具有一技之长，善于经商，吃苦耐劳，喜爱城市，“围寺而居”，有一定组织性，爱群体行动，流动盲目性小，其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特征明显，深深打上了伊斯兰宗教信仰的烙印。本文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从群体互动论的视角探讨了流动穆斯林群体在东部大城市与回族社区的相互影响，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研究基础和本文的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的数量在不断增长。2000年以来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这种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流动少数民族（主要是穆斯林）和流动穆斯林的实证调查以及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学者们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和分析都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在同一文章中既有一定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又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探讨。代表性文章有：王琛、周大鸣的《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马强的《回族特色人才的迁移就业及城市适应——广州市宁夏籍阿拉伯语从业者田野调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陈晓毅的《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社会意义》（《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杨健吾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汤夺先的《论城市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回族为例》（《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和《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韩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理论月刊》2003年第1期）等。一些文章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回族穆斯林群体在地缘和血缘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共同信仰和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族群关系网。这是一种有形无形、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第三种社会网络系统”（2）；“城市民族工作最主要的不是怎样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而是如何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3）；要把城市少数民族“看作是拥有与城市汉族居民不同的传统文化、也拥有与城市其他迁移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体”等等（4）。
近年来，围绕大城市回族社区的形成、现状、发展进程、文化模式、存在问题等也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并产生了较大影响。马建钊的《广州回族社区的形成与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第4期），张鸿雁、白友涛的《大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功能论》（《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杨建新、杨文炯的《Jamaat城市中的独特社区——以对兰州市回族穆斯林的调查为视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马寿荣的《城市民族社区的宗教生活与文化认同——昆明顺城街回族社区调查》（《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高永久、张小蕾的《对天穆社区不同社会群体宗教生活状况的分析》（《回族研究》2007年第1期），张成、米寿江的《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回族研究》2007年第1期），高占福的《大都市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北京牛街今昔谈》（《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郭成美的《当代番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白友涛的《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流动穆斯林和大城市回族社区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发现，学者们大多关注流动穆斯林或大城市回族社区的适应或变迁研究，但很少关注城市流动穆斯林群体与回族社区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的研究。
本文研究视角为社会学的互动理论。在互动论者看来，社会存在于人们的互动之中，没有互动的人群就没有社会。人们之间的互动必然需要一定的场域和条件，没有场域和条件的互动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拟剧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和约定互动论等（5）。然而传统的互动论（可称为“个体互动论”）存在明显缺陷，如只关注人们微观行为的研究而不重视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只关注互动场域、工具和背景的研究而忽视互动的主题以及互动对于双方影响的研究，只关注个体之间的互动而忽视群体之间的互动研究等。本文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流动穆斯林与大城市回族社区的关系，在个体互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群体互动思想。本文使用的群体互动思想虽还不十分成熟，但是提出了认识社会的一个新视角，权作抛砖引玉。
群体互动思想的主要思路是，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更是由群体构成的。只有理解了群体的互动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群体互动论”的假设前提是同一个群体的人们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不同群体中个人的交往实质上就是这些群体的“代表”之间的交往，因此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和认识。群体互动是中观层次的，对于群体互动的理解，有利于对宏观层次的阶级或阶层互动的理解，也有利于对微观层次个体互动的理解。群体互动思想关注的是互动的主题以及互动对于双方的影响。
从“群体互动论”角度来看待大城市流动穆斯林和回族社区，我们发现，大量流动穆斯林来到大城市对回族社区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促其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流动穆斯林因长期生活在大城市回族社区，也受到回族社区的很大影响，其自身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两种文化都十分有利于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大城市在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必然的道路选择。
二、大量穆斯林迁入前回族社区主要特征和调查情况
南京、上海等城市是中国东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占有一定比例。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南京有7万多穆斯林，上海有6万多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具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有着相对稳定的居住地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回族社区。近年来，流动穆斯林数量成倍增长，已经成为回族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京是回族“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历史上王岱舆、刘智等先贤在南京进行的“以儒诠经”活动对回族乃至整个伊斯兰教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上海松江回族社区有700多年的历史。南京曾是全国重要的穆斯林报章杂志的发行中心，上海曾是中国朝觐穆斯林重要的集散中心和伊斯兰文化中心。随着城市的变迁，特别是近年来的拆迁改造，这些曾经有着重要影响的传统社区形态正逐渐被新型的泛地域化的现代社区所取代。
在大量流动穆斯林进入之前，大城市回族社区呈现了如下一些重要特征：
1.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冲击下，传统社区形态逐渐解体，穆斯林人口逐渐分散。南京七家湾是回族相对集中的社区，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市改造的冲击下，大部分回族民众已经离开原有的社区生活中心，分散到全市各地。虽然社区中心的草桥清真寺拆迁复建，但是周围的回族民众已经不多了（6）。上海的沪西清真寺附近回族也同样大多拆迁离开了。城市拆迁改造对于城市回族社区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2.部分回族民众接受现代科学知识，远离宗教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多数回族年轻人淡化了宗教信仰，回族文化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过去由于伊斯兰思想和文化影响，回族生活习俗无不打上宗教烙印，离开清真寺就没有办法生存。而现在多数人已经不再把上清真寺看作是“必须的功课”，甚至有些人数年不去清真寺。许多人不再了解自己民族和宗教的基本常识。回族文化模式正在向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中外优秀文化的“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转变（7）。
3.回汉通婚已经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由于从小就和汉族一起上学，成人以后也主要和汉族民众一起工作，加上回族原有封闭的社区生活空间被打破，回族青年婚姻已经不再可能维持“族内婚”。随着回汉通婚的扩大和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部分回族的生活习俗发生了较大改变（8）。
4.清真寺的功能被弱化。传统社会清真寺既是穆斯林沐浴洁身、进行宗教活动、交流感情的中心，又是举办宗教教育、传播宗教常识、培养宗教职业者的讲坛和经堂，还是穆斯林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生活以及公益事业等社会活动的场所，其功能是多样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的“左”倾思想影响，宗教被看作是“封建”、“腐朽”的“历史文化遗存”，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回族民众的正常宗教生活遭到干涉和阻挠。清真寺的社区中心地位下降，功能弱化。
为了解流动穆斯林与回族社区的相互影响，我们于2006年7月至2007年1月，在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8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回族社区进行了有关调查。一共发放了1600份问卷，回收问卷1400份，其中有效问卷1226份（9），有效率达87.6%，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近百个深度访谈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询，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调研得知：流动穆斯林大多以男性为主，样本中男性流动穆斯林有994人，女性为232人，各占被调查总数的81.1%和18.9%。样本中青壮年（21）—45岁）人口相对集中，共有850人，占到总人数的69.3%。从民族成分来看，以回族为主，有1061人，占到被调查总数的86.5%。篇幅所限，一些具体数据只好省略了。
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以后大多通过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在回族社区寻找安身之所，或者在清真饭店打工，或者一家人开个小饭店，如拉面馆。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富裕，处于艰难的生存发展之中。他们要不断地面对“残酷”的现实，寻求生存之道。他们大多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给城市和回族社区带来了新鲜活力。
三、流动穆斯林对大城市回族社区的影响
1.流动穆斯林数量的不断增长为回族社区增加了宗教氛围。流动穆斯林迁出地通常是具有浓厚伊斯兰教文化气息的穆斯林社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来到大城市后，绝大多数保持着正常的宗教生活。穆斯林宗教功课与清真寺联系紧密。调查结果显示，332人（占27.1%）闲暇时间“去清真寺或做宗教功课”。关于流动穆斯林去清真寺的频率，“每天去”、“每周去”、“每月去”、“每年去”、“特殊情况去”的人数分别为141人、495人、71人、170人、287人，各占被调查总数的11.5%、40.4%、5.8%、13.9%和23.4%。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回族社区清真寺日常能够保证几十人礼拜，“主麻”日可以达到几百人至数千人，参加伊斯兰教重要节日活动的人数能达到数万人，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部分城市回族青年不会礼拜，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限于表面。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回族社区之后，一方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本地的穆斯林群体——在清真寺中营造浓厚的宗教氛围吸引其回归“教门”。另一方面，流动穆斯林能够将自己对宗教文化的理解，对宗教礼仪的实践通过一对一的交流传播给部分本地回族民众，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及宗教仪式，并带动他们在闲暇时间坚持礼拜。流动穆斯林还通过日常交流将伊斯兰教文化和思想传播给他人，使更多的人了解伊斯兰教，其中一些人受到伊斯兰教魅力的影响而皈依。在流动穆斯林的影响下，深圳、上海、南京都有许多汉族穆斯林参加宗教活动。这些做法促进了大城市“教门”的发展。
2.大量“天课”、“乜贴”为清真寺职能发挥提供了物质支持。一切文化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城市民族宗教管理部门要求清真寺发挥职能，团结广大穆斯林参加到和谐社会建设中去，为此清真寺必须“以寺养寺”，并实现“自养”。清真寺经济来源中除了既有寺产收入之外，穆斯林的“天课”、“乜贴”就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回族社区的逐渐消失和大量回族青年远离宗教，一些清真寺难以实现“自养”。
流动穆斯林大量进入城市后，这种状况得到了一定缓解。他们热爱清真寺，将清真寺当成家，并且为此贡献着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研问卷显示，有51.6%的人“每年都交纳天课”。流动穆斯林中还有一批国外来的穆斯林，他们在东部大城市投资做生意也经常捐献“乜贴”。结果，主麻日的乜贴数量大为增加。以上海沪西清真寺为例，主麻乜贴已经从2003年前的每天4000—6000元发展到2006年夏天的每天8000—13000元。清真寺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改善内部环境、增加基础设施，为穆斯林群体提供更好的服务。南京流动穆斯林捐款资助苏北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少的清真寺建设，仅2007年5月两次去宿迁清真寺就捐款1万多元。另外他们还经常组织宗教交流活动，带领部分穆斯林去南京东山、山西长治、西安、银川等地参观学习等。
3.通过组织化，协助清真寺恢复功能，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流动穆斯林通过救济、互助等形式在内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流动穆斯林群体主要来自西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穆斯林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从民族自治地区进入东部大城市之后，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流动穆斯林对清真寺十分依赖和信任，他们通过伊斯兰教协会和清真寺的帮助，成立带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登记流动穆斯林信息，实现了自我管理。在上海的清真寺中经常有外来的流动穆斯林组织义工，参加清真寺建设，帮助清真寺打扫卫生，在伊斯兰教节日期间帮助维持秩序，参与宗教事务管理。2006年4月，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协助流动穆斯林成立了“西北联络组”。这些自发形成的组织有效解决了流动穆斯林人口难以统计、难以管理的问题，协助恢复了清真寺的一些功能，为城市社会的和谐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