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只是细节问题，但是对于文章的标题我却很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叫做“黑暗时代的智慧火种”，因为在文中所叙述的各个时代大多充满了阿拉伯人的智慧，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是辉煌的时代，“黑暗时代”指的是什么？后来一遍又一遍地细读，发现蔡先生在他的文章末尾提到“1258年，正当欧洲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后初现曙光，蒙古征服者旭烈兀挟着祖父成吉思汗的余威，横行于两河流域，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居民，包括末代哈里发及其眷属”。于是有点明白了蔡先生取这样一个标题的意思，即在欧洲还处于漫长的黑暗时代之中时，东方的阿拉伯，具体而言是作为阿拉伯文化中心的巴格达，已经有了智慧的火种。窃以为如此高雅的立意却设置这样一个标题似乎不太合适，因为其中隐约透露出一种欧洲中心的视角，与文章本身所要弘扬的东方立场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当时的世界不只是欧洲的，不只是西方的，而更是东方的。当时的阿拉伯和中国才更能代表世界。可以说，阿拉伯阿拔斯朝时代和中国的汉唐时代是古代世界一个兴盛的时代，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双子星座，是全球文化的两座高峰，比肩并立于世界的东方。当时的阿拉伯语和汉语是流行最广的两种世界性语言，其地位丝毫不亚于当今的英语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地位。就像长安是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西域等各地纷纷来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样，阿拉伯人建立起来的巴格达、科尔多瓦等文化中心则不仅吸引了中东地区的商贾学人，而且还是欧洲学子负笈求学的首选之地。德国女东方学家西格丽德·汉克（SigridHunke）在《阿拉伯的太阳照亮了西方》一书中曾提到欧洲基督徒青年对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推崇。她提到公元9世纪一个生活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名叫阿尔法鲁的基督教主教曾感慨万千地说:“真遗憾！聪明的年轻一代基督徒却只懂阿拉伯文学、阿拉伯语言。他们如饥似渴地去读阿拉伯书籍，不惜用高价收集阿拉伯的书籍作为自己的藏书。他们大肆赞扬阿拉伯珍贵的典籍，同时对基督徒的典籍却不屑一顾，说它们根本不值一读。基督教徒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如今用这种语言给朋友写信的人连千分之一都没有。而阿拉伯人的语言却有多少人讲得那么漂亮，那么流利！也许有许多人用这种语言做起诗来优美、恰切得竟会超过阿拉伯诗人本身！”（仲跻昆:《阿拉伯:第一千零二夜》，第56页）当然这是在阿拉伯人占领下的安达卢西亚（即今西班牙），阿拉伯语成为主流话语的交际工具是很自然的。但正是在这样一种推崇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情况下，更多的欧洲人受到了阿拉伯文化的吸引。根据蔡文中的介绍，我们也看到阿拉伯的科学、文化成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可以说阿拔斯朝和唐朝已不是点点闪烁的智慧火种在延续文明的香火，而实际上是智慧之花在神州大地和天方阔野上遍地开放。这分明是一个光明敞亮的世界！既然如此，又何以是“黑暗时代”的火种？
立场的问题是我国当前外国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尤以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问题更大。我们究竟要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及其文化？是西方人怎么看，我们也跟着他们的视角看，还是我们自己认真地去看个明白？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愿意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苦于不懂第三世界国家语言，只好顺着西方的视角去看，因为他们只能借助翻译过来的材料，即便他们懂英文或其他的西文，也只能靠英文和西文材料，而这些材料是经过西方记者和学者精心选择过的，是为他们的西方利益和西方立场服务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这类学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西方的立场和观点。然而，西方看待东方、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往往用的是看“他者”的眼光，把非西方看成是愚昧落后、专制腐败的民族。这样的立场我们岂能苟同？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被西方看待的，难道我们也这样看待那些和我们同是难兄难弟的第三世界国家？
可是那些被西方立场同化了的学者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反而觉得自己站在了国际研究的前沿，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西方的观点，而且他们认为西方人的观点是对的。在沙特和美国关系趋向恶化，美国越来越多地攻击沙特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转述一位国内研究中东很有影响的学者说的一句话:“沙特的确是一个很反动的国家。”当我听到这样一句带有明显立场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歧视性的话时，第一反应就是:不懂阿拉伯语的中国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首先是美国人在说沙特是一个反动的国家，他加了“的确”两个字只不过表明了他对美国人论断的附和与肯定。如果他懂得阿拉伯语，他必然会读到很多沙特人和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语写的有关沙特与美国关系的文章，读到沙特人和阿拉伯人对美国人的看法，那么，他就会很慎重地作出自己的判断。
当我们的这些学者顺嘴说着西方学者说过的话，大谈特谈好斗的阿拉伯人时，他们是否知道阿拉伯人慷慨豪迈、勇敢忠诚的高尚品格？是否清楚阿拉伯人乐善好施、宰牲待客的优良传统？当我们的媒体和学者跟着西方媒体一起炒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时，谈的大多数是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但是他们是否研究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拉伯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否知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拉伯中下层老百姓中得到了多大的支持、有多么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是否清楚大多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是温和的而不是激进的？他们是否注意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创建慈善医院为穷人治病疗伤，赈济灾民，帮助赤贫者安居乐业的大量慈善行为？他们是否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还包含着复古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不同倾向？
当哈马斯的自杀性爆炸活动被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看成是恐怖活动时，我们的学者是否清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处于被占领的状态下？他们是否知道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巴勒斯坦人丧失家园、背井离乡、屈居难民营的苦难历程？他们是否应该了解一下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民族这一对闪族兄弟的历史，也顺便了解一下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肥沃新月地带的殖民活动以及他们是如何制造巴勒斯坦问题的？是的，我们要谴责炸伤炸死无辜平民的爆炸行为，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没有深仇大恨的人能甘愿与别人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吗？难道巴勒斯坦人都是亡命之徒？难道巴勒斯坦人真的都活得不耐烦了吗？
如果研究阿拉伯问题的学者都懂阿拉伯语，就可以比较来自西方和阿拉伯不同渠道来源的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会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人云亦云。伊拉克战争打响的头几天，笔者也追踪了CNN、BBC、半岛电视台、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的战争报道。我特别注意到了各个媒体的立场。就在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南部的时候，巴格达笼罩着战争的阴云，许多记者提前赶到了巴格达。西方的记者和阿拉伯的记者都把镜头瞄准了巴格达街头，但是他们的说词却有很大的不同。CNN和BBC的记者都说巴格达的街头依然很平静，汽车还在来来往往地行驶着，看不出跟平时有什么区别。而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却说，虽然汽车还在来来往往地行驶着，大街上基本上还和平时一样，但是学校已经停课，人们已经变得神经紧张，战争的阴云不可能不对巴格达人民产生影响！差不多的新闻背景，差不多的评论，但是其中的立场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后续报道中，半岛电视台更是彰显了坚定的阿拉伯立场，频频播放巴格达被大规模轰炸后的惨象，及时转播萨哈夫举行的发布会和萨达姆的讲话，宣传伊拉克的立场。巴格达医院人满为患，无辜平民被炸得断手断脚的惨烈画面，战争孤儿的哭泣，丧失丈夫和儿子的寡妇的号啕哀恸，普通老百姓的愤怒声讨，等等，都通过半岛电视台传遍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也传向了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也转播了半岛电视台的一些报道，但由于语言的原因和其他的因素，大多数的战争新闻来源于CNN和BBC等西方媒体。
蔡文中出现的问题，集中地体现了国内中东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国内有关中东的研究相对于其他的外国文化研究领域是大大滞后了，但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在作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又以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研究相对多一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人员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科班出身的，多集中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几所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一些研究机构。这类研究人员的优点是懂阿拉伯语，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但弱点是大多数人理论修养不足。第二类是对中东感兴趣的，主要用中文和英文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的优点在于理论水平比较高，专业学术的训练比较到位，但最大的遗憾是无法看懂第一手的阿拉伯文原文资料。资料来源的不同，造成了学术研究中的立场、倾向的巨大差异。中国中东学会举行研讨会时，常常出现“两大阵营”的对峙和论战:懂阿拉伯语的学者较多接触阿拉伯的报刊书籍，又基本上在阿拉伯国家学习或工作过一段时间，拥有比较充分的阿拉伯文化经验，在感情上倾向于作为弱者的阿拉伯，多站在阿拉伯的立场上讲话;而另一些学者由于过多地受到西方媒体报道和西方学者研究的影响而倾向于支持强硬的西方立场和以色列立场。
客观上讲，由于这一领域研究人员队伍中第一类研究人员数量相对较少，第二类研究人员对中东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想要进一步推动中东研究的发展，未来加入其中的年轻学者的语言问题是必须引起重视的，否则，研究中就难以避免像“艾布”问题和其他的误解。打个比方，中东研究就像一位戴着面纱的阿拉伯妇女，懂阿拉伯语的学者能够撩起面纱，看到她的真实面目，但不善于将这一真实的脸庞描述清楚，说给急欲了解阿拉伯的中国读者;第二类学者善于描述其所见到的事物，但他们却无法撩起那层薄薄的轻纱，看不到神秘面纱后面的真实。关于这一点，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安武先生亦曾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不懂原文的研究者对外国文化问题的学术探讨倒未必如隔靴搔痒，却如隔“袜”搔痒，虽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解除痒的困扰，但始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让人觉得不够痛快淋漓。
如何解决中东研究和其他第三世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严璗先生提出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原典实证方法论，归纳起来有五条:尊重学术研究史;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原典材料的确实性;实证的二重性;研究者必须具备健全的文化经验。对于不懂外语的学者来说，这五条中比较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是读懂原典，即原文材料，二是具备健全的外国文化经验。尤其是后一点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比较难。根据目前中国的情况，要做到在研究对象国学习、生活或工作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条件的。但这一点又的确是比较重要的，是使得研究能够深入下去的重要条件。严先生曾应我们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作了一次报告，题为:《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他在报告中举了一个外国文化经验重要性的例子:
法国杂志《星期四周刊》（19）91年1月31日至2月6日）曾经有一篇题为《给交战者上一堂语义课》的文章，分析了90年代初期海湾战争中布什与萨达姆之间“可怕的对话”。当萨达姆攻占科威特的时候，他估计美国是不会动手的。当美国人准备教训萨达姆的前夕，布什说了非常粗野的话。美国总统说:“我们要用酸菜塞满萨达姆的屁股！”萨达姆收听到了这句话，他只认为这是美国人吓唬他的，他不知道这句话表示的意义的严重性，原来，在第二次大战时，美国在正式动手对付希特勒时也说过:“我们要用酸菜塞满希特勒的屁股！”这句话的语义是表示美国人真正的愤怒了，真的要动手了！可惜，萨达姆好像没有理解它的语义，美国的坦克开进了沙漠。
由此观之，外国文化的经验有多么重要。如果伊拉克的情报人员和研究美国的学者能够将美国文化中的这种表达愤怒的方式解读出来，萨达姆可能会采取另外的措施，避免海湾战争对伊拉克的巨大打击，也避免随后长达10年的制裁，也许还能改变新世纪发生的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因此，严先生特别强调:“研究者必须特别体验本土文化与对象国文化在生活观念方面的差异并掌握这种差异。”
尽管我们的中东研究和其他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存在着问题，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随着高等教育和外语教育的发展，原典的问题和外国文化经验的问题对于未来新一代的年轻学者都将不成为问题，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神秘面纱后面的真实了。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