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松
1997年，对我国说来，以香港回归而举世瞩目，也是重大历史事件集中的一年。值此临近跨世纪的岁月，西安伊斯兰教文化研究会敏锐地发现，今年正好也是胡登洲太师归真400周年，并且决定以此为研讨会的重点，围绕胡太师及经堂教育这一中心议题征集论文，确实是及时而有纪念意义的举措。
由于这次研讨会主题明确，范围具体，焦点集中，又向各地发出了征稿通知，肯定会有不少材料新颖、考证慎密、剖析深刻、质量很高的佳作涌现。对于在中国伊斯兰教教育史上有卓越贡献的胡太师，我曾经拜读过若干已经发表的有关他老人家生平、传略以及开创经堂教育的文章，除了由衷地敬仰他源远流长的丰功伟绩外，使我感到遗憾和愧疚的是一向对胡太师缺乏研究，特别是手头没有积累、占据必要的素材，当然无法提供像样的论文以应征。我想，即便是采集到大量零碎材料，联而缀之，梳理成篇，也有可能彼此雷同，倒不如将自己平素的一些杂感写出来，向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求教。
一、开拓性的功勋不可磨灭
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奠基人，穆罕默德·阿布杜拉·伊勒亚斯·胡登洲，有鉴于约在唐永徽二年（651年）从西域始传华夏的伊斯兰教，历经900多年，延续、发展到他所生活的明朝中叶，已呈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危机，胡太师“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深切感到兴教办学、培育人材之刻不容缓，便吸取和总结了前人传播伊斯兰教知识的经验，参照我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方式，创办了经堂教育，亲自实践，设帐讲学，首先在家庭住宅中小规模试验，随后便移入清真寺而扩大招生，讲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序幕已经拉开，航向已经指明，喜讯不胫而走，穆斯林群众奔走相告。不久，“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于是，“学人寥落”的状况开始扭转，“传译不明”的忧虑得到缓解，“阐扬无自”的苦恼有所减轻，“经文匮乏”的困难正在逐步解决。
胡太师开拓性的功绩，无论是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环境考察，还是从400多年以来的发展演变衡量，都是辉煌灿烂、不可磨灭的。他的远见卓识，他的胆略气魄，他的改革实践，都是可歌可颂、值得大书特书的。“万丈高楼平地起”、“饮水莫忘掘井人”，经堂教育的大厦，是胡太师带头铺垫的基石；浇灌幼苗的渠道，是胡太师率众开辟的源泉。回顾并琢磨数百年全国各地教门兴衰进退的历程，多与经堂教育之顺逆成败息息相关，也就不难意味到胡登洲对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的贡献确实应该青史永垂。
二、持久性的影响不容低估
承先启后的经堂教育，如果从胡太师开始算起，400多年来，尽管在全国不同地区，在东西南北，发展情况不尽相同，也不大平衡，而且各具特色，但从基本上说，依然保持着当初的（或原始的）胡登洲形态的经堂教育本色，可谓“源远而流长”，其生命力是强大的，其影响面是广泛的，其延续性更是悠久、漫长的。
经过长期的实践与发展，经堂教育逐步形成了特定的规格、体制和模式，从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教材性质、教学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至于它是从怎样摸索、试验到如何循序渐进成熟、成型的？什么时候才开始具备完整体系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施行？虽然不容易详细考证，但流传数百年至今而依然轮廓分明的情况，却足以说明其持久性影响之不容低估。
（一）培养和造就了数以千万计的一代又一代“阿洪”、“伊玛目”，成为400多年来为弘扬伊斯兰文化、维持教门本色不变而前赴后继的中坚、骨干。从开初的亲授弟子冯少川、海东阳，到再传弟子兰州马、摆阿洪，以至清代活跃于各地的山东常志美、陕西周良隽、云南马德新、河南张万东等，甚至包括现代四大著名阿洪哈德成、王静斋、达浦生和马松亭，全都经受过经堂教育熔炉的冶炼、熏陶，追本溯源，共同的鼻祖都是胡太师。试想，无论是人烟稠密、五方杂处的通都大邑，还是山水互望、鸡犬相闻的村庄小寨，凡有穆斯林居民和清真寺建筑的地方，该有多少称职的、德才兼备的掌教“阿洪”、“伊玛目”持续不断地坚守岗位，兢兢业业，信念坚定，百折不挠，传播宗教知识！有如田径比赛中的接力长跑一样，必须把手中代表着神圣使命的接力棒及时、稳妥地往下传送，保证教门永不间断，才有可能呈现今日的情景。
（二）设置并形成了一整套教学目的明确、教材配备适当、考察标准划一的经堂教育模式或体系。且不说以启蒙、普及一般民族宗教知识为主的经堂小学，光就被统称为“大学”的高等经堂教育而论，比如完成学业、举行“穿衣挂幛”仪式（毕业典礼）、取得掌教阿洪资格的基础是，必须修完被严格规定的多种课程（习惯上称为“十三本经”）。其中首先是确保以最根本的经典为主体，包括阿拉伯原文《古兰经》及有权威性的“经注（台弗西尔）”和《哈底斯》（圣训）；其次是按照上述经训作为必要依据而制定的教律、教法。为了突破语言障碍，准确无误地领会经文精神，还设置了不少语言教材，如词法、语法、修辞等等；此外，还要学习一定比例的文学课程，如《真境花园》（“古洛司坦”）。教材中有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编写的，因此，必须兼学阿、波两种语文。可见内容相当丰富，更何况要学好这些功课，还会涉及历史、地理、数学、天文、历法等许多知识。要触类旁通，拓宽领域，根底扎实，特别是强调身体力行、严守经训，注重实践功修，方能出色地担负掌教的重任。致使按照这套体系培植出来的成员中，德高望重、出类拔萃的“尔林”、经师，代不乏人；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者，所在皆有；亦有学识渊博、造诣深湛，能用阿、波、汉文编写教材，从事著作或译述者，其成就和影响更引人注目。
（三）运用且推广了大量经堂语中广泛通行的特殊词汇、术语，其中包含源于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音译，再加上一些含义特殊、自拟自创，只有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才能理解的“汉语词汇”。以上这些词汇夹杂在一般谈话之中，综合配搭、组装成句子，基本结构其实还是汉语。不仅仅在民族宗教礼仪中运用，而且普遍使用于日常生活的交谈中，外人听起来，虽然分明讲的是汉语，却感到莫名其妙。这不是局部地区的方言土语，也不是个别行业或某一阶层的黑话隐语，更不是为保持绝密、严防泄露而编造以供少数人在特殊场合使用的暗语代号。在“大分散、小集中”散布于全国城乡的回回民族内部，这些特殊语汇及用它们组合的句子，无论是长城内外，还是大江南北，是平原山区，是闹市僻壤，早已约定俗成，尽人皆知，用不着翻译解释。交谈起来，从容自如，心领神会，对答如流，倍感亲切。本来，这些语汇是阿洪们在经堂教育的课堂上，在清真寺宣讲教义、说“卧尔滋”之际经常使用的，影响极大。越传越广，久而久之，似乎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回回民族内部交往中的共同语言——用特殊词汇作为替换词渗入汉语句式结构的“回回式汉语”。令人惊叹的是在前苏联现已各自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东干族，其主体是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7年陕西、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后裔，他们在移居中亚地区600多年后，迄今已传到第四、第五代，尽管已久经社会背景、语言环境、国情民俗诸方面的沧桑巨变，而今，已有自己的文字，他们虽然不识汉文，但讲起陕甘话来，乡音不改，同样夹杂着大量与西北地区穆斯林完全相通的阿、波语经堂语词汇。于此可以想象经堂语的生命力之大！
（四）发明与试用假借阿、波文字母拼写汉语的“小儿锦”。对通用汉语而不识汉文的阿洪、“海里法”说来，这是一套“为我服务”、帮助书写、记录备忘、简单方便的“汉语拼音方案”。“小儿锦”是伴随着经堂语教学相继出现的产物，虽然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或拼音符号，后来的发展也没有达到科学、健全、规范的程度。但在实际生活、学习与斗争中，它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有人用它记录经文的译意，有人用它写日记，在反清回民起义中，有人用它通信，传送机密情报，还有人编辑过《“小儿锦”词典》。在经堂教育中，“小儿锦”也许只能算微不足道的副产品。但也应该算得上是一项历史比较悠久的“发明创造”。众所周知，在我国文字拼音史上，古代用“反切”，实际是以汉字注汉音，程序较复杂繁琐；现代改用符号拼音，无论是用罗马字母拼音，还是用拉丁字母拼音，都要比阿、波文字母拼音的“小儿锦”晚得多。毫无疑问，“小儿锦”就是明、清时期在中国穆斯林中开始试用的汉语拼音符号。
综上所述，抚今追昔，胡登洲及其兴办的经堂教育，数百年来的客观效果与社会影响，岂能低估？这，恐怕胡太师本人，当年也会始料莫及吧！
三、现实性的变化不宜忽视
回顾历史，必须充分肯定经堂教育的光辉成就，似乎也有必要面对现实，研究和探讨今后的经堂教育何去何从，对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清醒、理智地作认真分析。
目前，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在我国已呈现多样化特点，仅仅就办学而言，有“土洋结合”，新、旧方式并举，“两条腿走路”，尽力谋求革新，通过各种渠道实验，如寺办、民办、公办等等，情况不一而足。
（一）正规的、新型的公办伊斯兰教经学院先后在北京和若干省（区）的省会或首府建立。这是高等学府性质、高中毕业方能报考的院校，虽然与经堂教育在课程设置等方面有近似之处，它培养的学员也有一些掌教阿洪，但严格说来，不能将它与原来的经堂教育完全等同。这毕竟是高等学府，入学新生已经有相当扎实的学习基础与文化素养，起步很高。这类学院师资条件、教学设备比较好，学生在录取入学和合格毕业方面有其衡量标准，升级、留级、补考、退学方面也有统一规定；加上丰富的图书资料和实习参观等活动安排，可以见多识广，开阔视野。多年来，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在从事研究、翻译、教学、外交、经贸和民族宗教工作等战线多有建树。
（二）传统的、老式的寺办经堂教育仍然在一些有条件的清真寺进行。主要是培养“满拉”、“海里法”，并从“穿衣挂幛”的毕业生中选拔掌教阿洪。其教学内容、讲授方式以至诵读经文的语调，大体说来都一仍其旧，保持固有本色。
（三）改革的、试探的民办中阿文学校正在各地相继出现。多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员（普通初、高中毕业生），课程设置强调阿、汉文并重，引进了新教材，教法力求改革，期望焕然一新。办学目标不是专门培养但也不排除担任阿洪。
如前所述，公办经学院是纳入国家计划的正规学府，如果说与经堂教育有一定联系的话，它应该是方向、旗帜，对如何办好经堂教育有更多的启发和指导，但它与这里要探讨的胡登洲及其经堂教育议题有别，因此，只侧重讨论寺办经堂教育和民办中阿文学校这两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