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刚从日本开完国际佛光会理事会后返回，听说在松山的台北道场与在台中的东海道场各自为我在十九日的行程中，安排了午宴，正在互相僵持不下，因为两间别院都在阴错阳差的情况下，分别约了演艺人员与新闻记者，在中午时间与我“素斋谈禅”。我知道以后，立即打电话给两家道场，给予承诺。是日，我依约分赴二地，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超速行车，从台中赶到台北松山，既没有让道场失信，也没有令客人失望。事后，二寺的住持前来道歉礼谢，我听了，莞尔一笑，心里想：“没有关系！因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后来，我无意间和弟子们在闲聊时提及此事，不料这句话竟然在徒众之间传诵开来，成为一桩趣谈。其实，话虽简短幽默，但绝非偶发即兴之语，而是我毕生以来与人我相处之道。
即以“素斋谈禅”为例，这是我想出来的方便，意在一方面使各阶层人士借着与我对谈禅道的机会了解禅的本意，从而觅回心灵活水的源头，一方面也让社会大众前来认识新落成的台北道场。四十九天的“素斋谈禅”下来，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所以至今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又应各界要求，在各个别院普遍展开。我本来已经行程忙碌，于今更形紧凑，许多徒众都笑我自找麻烦，然而我还是自觉有理，因为寺院道场功能的发挥很重要，引导社会大众去执除迷也很重要，相形之下，我的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为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举办的“书画义卖会”及“老歌义唱会”，是与“素斋谈禅”同样轰动一时的活动。其实我原本只是想借着托钵兴学方式筹款，然而自从申请建校通过的消息一经传出，文艺界、演艺界都前来表示支持，因而发起这两项活动。尽管我素无绘画雅好，更无演艺歌唱兴趣，我还是到各地亲自搜集，而且只要一有时间，就到藏画室里欣赏字画，有时一待就是数小时之久。义卖当天，我更是带着感恩的心情来到现场，与拍卖高潮同起伏。老歌义唱时，我坐在前排，心想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什么歌最好听，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说：不唱歌的时候最好听！但是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存在，大众的欢喜很重要，文艺界、歌唱界，及各地热心赞助的人士，他们那份共襄盛举的善心好意更是重要，这时，我的爱好、我的欢喜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去，我每次接获些微供养，总是涓滴归公，捐给常住。自从佛光大学建校以后，我一收到信徒的红包，就想到佛光大学。近来听说弱势团体的发展空间备受阻碍，我又将去年一整年撰文出书的稿费、版税、单银，以及红包供养等共计三百万元，通过监察委员王清峰的安排，赠给六个弱势团体。
有人问我：“佛光山的建设所费不赀，大学的工程需款更巨，既然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捐给别人呢？”我何尝不知常住的困难，但是弱势团体的存在，对于整个社会也有其重要性，更何况如果我们能够借此抛砖引玉，启发大众关怀互助的良知良能，对于人心的潜移默化，更富含重要的意义！尤其，当我回想早年来台之初，那种捉襟见肘的窘状，使我更能肯定这笔钱所带来的鼓舞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回忆当年的我，虽然有心振兴佛教，奋起民心，然而因为经济拮据，所以只得节衣缩食，省下毫厘，累积到相当数目时，才用来购买图书法物；我还撰写文稿，编辑佛教杂志，每当印刷出版，就连夜赶工包装，好让读者及早享受法喜。为了借教育培育僧才，我在千难万难之下，开办佛学院。
当时老师不好请，我给予各种优惠礼遇，甚至深更半夜伫立在头山门，等候远道而来的外请老师；经费不足时，我到太平间、殡仪馆通宵诵经，以贴补学生食宿支出，我在山下煮面供众，来筹措研究部办学资金。那时我因为忙于奔波筹款，而没时间去医治腿疾，也忘了背部隐然作痛的内伤，后来竟然不药而愈。“教运兴亡，佛子有责”，我的确非仅口说，而是真心把教运的兴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我的为教忘己终于感召了一批青年佛子，志愿和我同心协力，共为续佛慧命而奋斗不懈。刚当上台湾印刷厂的经理吴先生，跟我出家，共创“佛教文化服务处”，后来随着我南下高雄，帮忙开山辟岭，使我无后顾之忧，那就是佛光山现在的住持心平法师；曾经是宜兰女中高材生的李小姐，负责教务，因为有感于办学的种种辛苦，而发心剃度出家，参与诵经行列，那就是现在美国西来寺开山的慈庄法师；放弃社会高薪工作的张老师，负责佛学院训导，每天在课余时间外出帮忙面包店包装月饼糖果，那就是现在的慈惠法师；慈容、慈嘉也将自己在幼稚园教书所得，全部奉献出来，贴补佛学院开销。大家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还要编印、校对《觉世》，处理文物的流通，可说是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我们师徒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感，以佛教的前途为重，以个人的利益为轻，佛光山以文教为根本，培养不少人才，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而得以在三十年间迅速发展。
开山以后，我们应信徒食宿上的需要，陆续建设朝山会馆、麻竹园、檀信楼；应信徒咨询休憩上的需要，设立东禅客堂、信徒服务中心；应信徒信仰上的需要，相继兴建大悲殿、大智殿、地藏殿、普贤殿；最近更应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禅堂、抄经堂、礼忏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大名山菩萨道场。
就在开山期间，我念及年迈的功德主们多年以来对佛教的贡献，所以为他们兴建佛光精舍，邀请他们来此安养天年；后来附近居民经常将一些失怙的孤儿送来山上，我又发心建筑大慈育幼院来养育他们；接着这个信徒要求我们办一所中学，那个信徒建议我们开一家幼稚园，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就这样地成立起来；其他如佛光诊所、万寿园，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为前提，一一兴设，使得佛光山又成为生、老、病、死都能与诸佛菩萨长相左右的人间净土。
当初我自觉个人不重要，所以纵然经费有限，也设法满足信众的需要，勉力兴建各项设施，不料却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对弟子们说：“光荣应该归于佛陀，成就应该归于大众。”
正因为时时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设上尽量满足众生的需求，在寻常时，也总是竭尽心力，表达对大家的一片至诚。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杨锡铭发心为幼稚园画壁画，我整日像学徒一样跟着他，为他准备画笔、颜料、调色板、米达尺，待他休息时，还不忘奉上茗茶鲜果，后来，他被我的诚意深深感动，因而皈依三宝，佛门又增添了一位金刚力士。
才华横溢的《幼狮杂志》主编朱家骏，为我编辑《觉世》、《今日佛教》时，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和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怕他着凉，每次都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他有感于我的关怀爱护，不但用心编辑，使《今日佛教》带动了教界杂志的进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来学佛。
十年后，我来到高雄，市姑、六姊（苏陈秀琴）、永记油漆行的张云罔雀、裕隆印刷厂的曾进等人，也都因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们谈论佛法，而结下甚深法缘，从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开建，迄今三十余载，护法护僧，从不退心。近年来，高雄县前县长余陈月瑛女士，因为有感于每次来山时我的热心接待，自己参加国际佛光会不说，还把女儿余玲雅、儿子余政宪都一起拉来加入，成为会员。多年来，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别人觉得你很重要，就必须先觉得别人很重要。
过去，我因为感到沙弥是菩提幼苗，为“四不可轻”之一，非常重要，所以盖了一栋栋很好的校舍给他们读书。后来觉得男众的智慧、果断，具有无限潜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区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他们兴建一座融和古今的北海道场。继而又想到女众的忍耐、柔和，对佛教的贡献功不可没，所以也为她们建设现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只为自己在传灯楼走廊的过道上，加盖一间起居室，不知不觉地住了十余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开山寮，参观者无不赞叹，此虽非生性俭朴的我心中所愿，但是也说明了尽管自觉不重要，只要肯为人着想，自然会有人发觉你的重要，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应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后人重之，这正合乎佛法里所谓“因缘果报”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简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时，佛印禅师以佛眼视众生，所以苏东坡在他的眼里，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众也如同佛祖一般地尊贵。
常常这个弟子向我建议必须要见某甲，因为某甲对道场贡献很大，希望我当面赞扬褒奖，以资鼓励；那个信徒也来和我推荐一定要见某乙，因为某乙具有未来性，希望我能将他度入佛门。其实，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为重要，他们的建言如果获得重视，心中就会非常地欢喜，所以尽管行程紧凑，我也安插时间，依言接见，不予拒绝。凡此，都必须先要觉得自己不重要。
有时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里阅书报，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这个单位的主管请我前往巡视指导，那个道场的住持也邀我为住众开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务都很重要，徒众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关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时间处理；我的生活，自有办法能力调节。于是我只好又将自己的时间分割给他们，把书报、文章搁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处理，因为他们都很重要！
尽管一些弟子们不忍见我终日繁忙，因此经常建议我参照公务人员朝九晚五的办公方式，并且只依照预约的日程行事，不去理会临时的邀请，然而想到多少徒众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声鼓励，我虽然不重要，但是却很有价值，又何忍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争，精进不懈，为的不过是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当中，因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观念来待人，不知结了多少人缘，免除多少纷争，给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欢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你对我错”，人人果能如此，人间何愁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一九九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