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死，他的第三子玄烨即位，就是康熙皇帝。康熙即位之时，刚刚7岁零9个月，年龄很小，顺治死前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招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
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因年纪大了病死，遏必隆勾结鳌拜，惟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州第一勇士”，性格暴躁，为人武勇，极难制服。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己，曾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对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在处置苏克萨哈时，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他无罪，鳌拜就大声争执，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害怕，只得同意鳌拜把苏克萨哈凌迟处死。
面对鳌拜的专权跋扈，康熙决定除掉鳌拜，他知道如果下令捉拿鳌拜，自己肯定不是鳌拜的对手，因为鳌拜掌握着军权。于是，只有采取忍耐之计，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他心中非常清楚，弄不好，自己将会很危险，以强示弱是最佳策略。
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神色有异，急忙向前检查，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身携刀是满族人的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1667年，康熙14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除掉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16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了，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顿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尚且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13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把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
当康熙擒住鳌拜后，使得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目瞪口呆。在这件事上康熙忍了8年，终于一举夺权，还了天下一个清明政治，如此看来他比“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的忍术还要高，还要深。
点评：
在对待鳌拜的问题上，康熙一忍再忍，直到时机成熟，才一举铲除了鳌拜，如果不是忍的不露声色，不要说开创“康熙盛世”了，性命能否保得住尚在两可之间。如果没有忍耐的意识，即使一点小小的冲动，也将会毁掉一个十足的希望。
5.屈辱之下的“史家绝唱”
司马迁之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体已死，精神不灭。在耻辱的狂击之下，他没有倒下，反而被推上了光辉的顶峰，他忍住了对男性最惨无人道的摧残，创作出了傲睨古今、凌轶百代的《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生前的职务，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
西汉时代，太史令还兼有皇家天文台台长的职责，诸如天文、气象、历法、星占等涉及“天”的迷信与科学事宜，都归太史令掌管，它需要有“文史星历”专门知识的人才能充任。司马迁正是这样的理想人选。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在改历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和才干，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和信任。事业上的成功使司马迁的心情十分舒展，他有更充沛的精力去考虑将父亲的遗命变为现实。他认为应该像父亲说得那样，继孔子之后，在历史著述上作一番努力，于是，他决心承担起这个艰巨而又神圣的使命。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
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准备建造他那文化史上最辉煌的大厦时，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他推进了深渊。
这场灾难的导火线是李陵一案。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精于骑射，有祖父李广遗风，谦虚下士，为人守信，不贪财，有口皆碑。汉武帝曾派他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领地二千余里，侦察地形。回来后任骑都尉，率兵士五千人，在酒泉张掖一带，镇守边防。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初秋时节，汉武帝再一次要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立功封侯创造机会，命他率三万骑兵出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并命令李陵同行，替李广利管理军粮、军械等辎重。李陵因瞧不起这位无才无德、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将军，不愿意接受这个差使，便在汉武帝召见时表示，希望能独自带兵去兰干山以南活动，这样可以分散匈奴军队的注意力，以减少对李利所部的压力。汉武帝听后不悦，并说朝廷再也派不出骑兵让他独当一面了。李陵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认为朝廷可以不必增派骑兵。他原来所带领的五千步兵，都是荆楚勇士，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一定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直捣匈奴的巢穴。在李陵的一再请求下，汉武帝勉强同意了他的方案，同时派驻守在居延的强弩都尉路博德为其后卫。不料这位老资格的将军却不甘心作为李陵的接应，便心生一计向汉武帝上书说，现在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敌人兵强马壮，恐怕不适宜与其交战。还是让李陵留下来，等到明春，我与他各领五千骑兵一起出击，定能捉住单于。汉武帝看到这份奏书十分生气，怀疑李陵说下大话却又害怕，指使路博德编出这些理由。于是诏令李、路立即出兵，不得违误期限。
李陵接到诏令后随即领兵从居延出发，北击匈奴。最初，李陵所部长驱直入，深入敌境未遇抵抗，进展相当顺利，便派部将回报。汉武帝接报后十分高兴，朝中诸大臣无不举杯祝贺。岂料，就在这时，内部出了叛徒，有个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将李陵没有援军、射矢将尽的机密告诉了单于。单于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领重兵，将李陵军逼入狭谷团团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数十倍于汉军，大有一举歼灭汉军的气势。陷入敌军重围中的李陵军英勇奋战，且战且退，经过十几天的浴血激战，歼敌一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矢尽粮绝，五千壮士死伤殆尽，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
再说贰师将军李广利，虽然领有精兵三万余人，一路上未遇匈奴主力。但这个庸将一向贪生怕死，只与匈奴军遭遇了几次就损失折将，落荒而逃。
汉军连遭败绩的消息传来，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汉武帝见两路兵败，更是食不甘味，坐立不安。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便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大臣们深知李广利作为汉武帝宠姬的哥哥在朝廷中的地位，不敢对他有更多的责备，于是将兵败匈奴的全部责任和气愤全倾注到李陵一人身上。有的甚至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
在场的司马迁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几天前还在盛赞李陵功劳的这些人，今天却又痛骂李陵想置他于死地。相反，对败将李广利却不敢责备，胸中很觉不平。因此，当汉武帝召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但我了解他平时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才。他侍奉双亲很孝敬，待人接物讲信用，平时廉洁奉公，不贪图和索取分外的财物。能分别尊卑长幼而礼貌待人，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常常想着奋不顾身地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含蕴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范。作为一名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今他一有过失，那些平时贪生怕死，只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私利之徒，却任意夸大、制造吓人的罪名强加于他，对此我实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况且，此次李陵只率领不足五千的步兵深入胡地，前锋已攻入单于的王庭，这就如在虎口边设下诱饵，勇猛地向强大的胡军挑战，与占据有利地形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不屈不挠。连续奋战十几天，歼敌人数大大超过自己军队的伤亡数。胡人的首领都为之十分震惊，他们征调了左贤王、右贤王所部，几乎出动了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倾巢而出对付李陵的进攻。李陵率部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迟迟不至，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尽管如此，只要李陵一声号令，疲惫不堪的士卒又会振作精神举起空的弓弩，奋不顾身地与敌人展开搏斗，直到最后一息。
李陵未遭覆没之时，有使者前来报告战况，朝廷上下的王侯公卿们无不向主上举杯祝贺。时间仅仅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主上为此不思茶饭，无心上朝廷理政，大臣们大多担忧害怕，不知所措。看到主上如此悲痛伤心，我虽地位卑贱，但还是不自量力，想献出自己之愚见。我以为李陵对部下能做到与之同甘共苦获得部下的信任，拼死出力，如此品格，即使古代的名将亦属少见。李陵如今虽已兵败被俘，但从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可以料想，他是在寻找适当的机会主动归汉。事到如今已无可奈何，但他打击敌人的大智大勇和立下的战功，已足以彰明于天下。早想将这些想法向主上陈述，只是没有机会，适逢这次主上亲自召见询问，我借此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之心，堵塞那些对李陵过分怨恨的言辞。”
李陵兵败降敌是不足取的。司马迁以李陵平时的为人和功绩替他开脱、辩护，其理由很难站得住脚。然而，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陈己见，其主要用意也许并非要替李陵辩降，而是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以求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一方面宽慰汉武帝的心，另一方面希望他能公正对待将士的功过成败。
然而，司马迁的这番言论，却引出了历史性悲剧后果。被安了个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按照汉代的法律，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是用钱赎罪，大约需交50万钱，当时通行的是五铢钱，50万个五铢钱，约合黄金五斤；另一条是甘受宫刑。司马迁平时的俸禄并不丰厚，家境也很平常，父亲一生做了几十年的太史令，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根本没有能力偿付这笔巨额的赎罪金。
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作人的尊严，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节。于是他想到自杀，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使他欲罢不能，这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史记》，这是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怎能忍心让它半途而废呢！
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司马迁不禁彻夜难眠，思绪万千。他想，自己的先人并没有立过赫赫的功勋，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那不过“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对于那些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来说是无所痛惜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会产生误会，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有大有小，如果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摈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偷生，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宫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
宫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受刑后的司马迁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这种非人境况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几乎天天与《史记》结伴，或在脑中酝酿，或不停地记下一些考虑成熟的片断。大约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才获释出狱。
司马迁出狱后，也许是汉武帝良心发现，觉得对他的处罚确实过重，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很快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贴近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表面上看，其地位要高于太史令。他的经常性工作是将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地位颇为显要。他以带罪之身，得以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连他多年的好友任安也有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