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军事家朱德很赞赏曹操在力量十分弱小时，敢于举兵讨伐残暴骄横、不可一世的董卓的行为。他在读到《武帝纪》的如下内容时：“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又说：“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遂引兵西进，将据成皋。”朱德批隧：“成大事者起兵以义”。尽管曹操出师不利，他还是批道：“敢战者成功，不敢战者不成功”。
点评：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实力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因素，即使你拥有了实力，拥有了“天时”、“地利”，缺少“人和”，你终究会一败涂地。只要拥有“人和”，即拥有了“人心”，树苗终究会成长为参天大树的。
4. 舟不想被水覆，就不要让水起漩涡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李世民是一位没有疑意的明君，明君之明，除了其它方面以外，最主要的一点能够以“仁治国”，深得民心，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就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也无法在与兄弟的争夺中走向皇位。李世民以宽、信、仁、慈的策略笼络了大量的人才，也确保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公元628年8月，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次年改元“贞观”，但他面临的政治形势却并不是那么妙。那时，农民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对各地区的统治还不稳固，加之连年灾荒，生产萧条，人口流动，许多农民军的头目还隐匿在民间，仍然是革命风暴的沃土。如何避免人民起来暴动，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牵涉到对人民的看法问题。
李世民即位后，一部隋朝的兴亡史向他提示出：人民好比是水，国君好比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道理。
李世民君臣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是：隋朝对人民“动之也”。怎样避免人民起来造反呢？关键是静止。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静之则安，动之则死”。
李世民目睹大规模的营造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于是他竭力避免过多的营造。为了减轻物资运输的压力，下令不在洛阳修造宫室。贞观四年他下令修乾阳殿。张玄素上奏说：“假如动工修乾阳殿，终究不过是大乱罢了。”于是李世民下令所有工程一律停止。
李世民执政的二十年中，为避免大规模巡视给人民造成更大的负担，他的活动大都在长安、洛阳一带。
李世民对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即位以后，对外关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贞观时代，周围有许多强大的敌手，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极严重后果。李世民君臣采取的总方针是“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行动上就是能谈和就谈和，能和亲就和亲，但决不屈服和投降，而且以坚强的武备为后盾。
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清静”，务必使天下无事。当然，“清静”的目的和实质是自己长保富贵，但在封建时代，一个统治者能够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心生产，对人民的剥削最大程度的控制在法制范围内，那就难能可贵了。
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他选拔人才的总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他的手下有农民起义军官，也有隋朝旧臣。
二、不计较思想亲疏。长孙无忌建国后曾提出辞职，但李世民坚持任用他为宰相；魏征曾跟随建成设计谋害他，但也得到破格任用。
三、不计出身和经历。在唐大臣中有不少小官吏，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将领。
四、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他认为：用人如用工具一样，工具各有各的用处。古代的贤君都从当代选才，从不会从别代选才。
五、注意官员品德，防止佞臣得逞。他要求大臣们正派，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
李世民身边最著名的谏臣是魏征，“居安思危”、“善始克终”是魏征要求李世民时刻不忘的座占铭。凡是影响居安思危、善始克终的言行，魏征总是尽力谏止。
唐制男女十八岁成丁，开始服徭役和兵役。李世民即位的当年，李世民听取封德彝的建议征乓从十六岁以上身体健壮的人中征集，但魏征坚决反对，他连举了一连串的例子说李世民说话不守信用。李世民听后不仅不恼反而奖赏金瓮一个送给魏征。
魏征针对李世民怕亡国的心理，时时用隋炀帝的失败教训来提醒李世民，使他从奢纵的道路上猛醒过来。
李世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虽然他是一个封建皇帝，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神秘的超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贤。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一言之不当就会招致万众解体，人民造反。所以他愿意常常自我反省，唯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心。把“纳谏”看作关系国衰人亡的大事。由于他虚心纳谏，收到了兼听则明的效果。
点评：
李世明反复强调“清静”，以民为重，务必使天下无事。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统治者，能够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居乐业，那就难能可贵了，创建一番伟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5.失人心者失天下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单就官方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来说，就足够一个读书人读一辈子，举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其治人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合。不过，其中最精髓的部分还是那些关于人心所向的结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西周建立之后，经武王、尤其是周公的努力，为其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传至成王和康王，国势益强，天下安宁，史称“成康之治”。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懿王之时，王室已经显露出了衰象。到了第九代君主厉王，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其原因直接与周厉王有关。
周厉王“好利”，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由此而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引起了朝野强烈的不满。所谓“专利”，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从中获利。当时的大夫芮良夫，已经看出了这种丑恶的行为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进谏厉王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其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
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
话已说到了“周必败”的地步，可对已经利令智昏的厉王，完全没有作用。他进而“以荣夷公为卿土，用事。”对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容国人没有责难，“国人谤王”，是所必然。
面对这种朝野上下沸沸扬扬的局面，周厉王采取了错误的对策——禁止一切批评的言论。他从卫国找来了一个巫人，“使监谤者”。非议者如被发现，即“杀之”。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但仍“道路以目”。周厉王只看到表面现象，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却很清醒，他看出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他告诉厉王说，这只是高压的结果，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道理很浅显，接受起来竟如此困难。结果仍是“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这种状态好歹维持了三年，一场壅之于口而发之于心的大风暴终于发生了，国人“相与畔（叛），袭厉王”，把他抓住，流放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后他就死在那里。这次事件，史称“国人暴动”或“流王于彘”。此后，西周王朝虽有“宣王中兴”，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击，衰败的颓势已不可挽救了。
点评：
能对时局作出敏捷的反应，不可谓不“勤”。但他只是把国家的权力作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奴役民众，大失民心，最终的下场当然就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