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序曲不朽的丰碑
《圣经》是西方文学辉煌的序曲，也是希伯来文化的不朽丰碑。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仅这句话，就让人一生只有一次的顿悟的心灵，竞被引领了去，并为此而产生了绵绵无绝期的灵感，从而使你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顶礼膜拜。这便是《圣经》的魅力所在之一。
诚然，《圣经》以其文学感染力，把我们带入了更加令人惊奇而神往的境界。那是一个人文景观的世界，也是人与神相互交流的世界。
《圣经》，其实是由诗歌、短篇故事、小说、戏剧、小品文等作品组成的纪传体文学。尽管作者众多，手法不一，但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洋溢着希伯来浓厚的古典文化韵味，使在千古流传中日显无穷的魅力。
特别令人难于言表的是，在《圣经》的许多言词中，总似乎给人某种微妙的感觉，尽管有部分感觉已由先知揭示过，但当你掩卷沉思后仍觉未尽其意。在物理学家牛顿上百万字的手稿中有这么一句话：《圣经》是“全能的主设定的密码文字”。因此，牛顿希望能“解读神性之谜，天命之谜，天命所定的过去未来之诸谜”。引动他心灵感晤的是，也许正是上帝耶和华那个让人怦然心动的召唤——
“摩西，你到山顶来。”
摩西，这位侠义之士、流亡精英领袖也就急忙上山去了。接着便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奇迹——他与神交换了意见，并带回了神授的《十诫》石板。
这次神与人的历史性晤面，是犹太人的殊荣。至于人变成神的耶稣，却在复活之后频频与人晤面，则是人类的殊荣。
然而，正是由于耶稣的复活，构成并加重了《圣经》文学的幽深及玄奥（对此，本书第十九讲将有详细的探讨）。
从此，犹太教《旧约》与基督教《新约》竞在珠联璧合中，将统一的《圣经》文化扩张到东西方，从而奠定了一个不朽的文学典范。
1．亡国而后作，巍然立高山
《旧约》是希伯来人在亡国以后经编辑、陆续增订和修整而成的，很有点像司马迁在《史记》中诉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之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自从犹大王国灭亡（公元前586年，比以色列晚亡138年）以后，其君王和臣民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达700年之久。他们用饱含血泪的文字，写完古希伯来史最后的篇章。这700年恰恰是他们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流浪于异国时期，他们辗转在儿个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却也从他们那里学习了一些新的文学形式和概念，从而促进了文学的成熟和繁荣。他们在灾难中编纂的历代文献，既是犹太教经典，又是民族的文学遗产。这些希伯来文学的财富，后来被收入基督教经典，一部分又被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所吸收。经过各国人士的努力，已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其流行之广、影响之深，是无与伦比的。中东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许多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等，都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学遗产留传给后人，而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希伯来文学遗产之所以能比较完整地保留到现在，就是因为它吸收了中东各古国文学的精华并加以创造。
《圣经》文学的发展，起初是口语相传，后来才由流亡作家（一般都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不断完善的。我们现在讲的《圣经》文学主要是正经——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新约》的合订本。从文字的角度看，这不同时代和不同版本的作品都各有特色。但就其影响力和接受力来看，决不会出现像“李杜诗篇万里传，至今已觉不新鲜”那样的情况，而是始终散发着无穷的文学魅力。
（1）《摩西五经》
在《摩西》五经中，《创世记》是十分重要的文献。属于《旧约》诸篇之首，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想而知。原来的书名叫“太初”（Bereshith），取卷首第一句（太初上帝创造天地）的第一个词。爱尔兰诗人叶芝对这一词汇表现出相当的迷恋：
在被风摧的老树阴里，
静坐在古老的青石上，
是脉搏乍然跳动，
让我顿悟“太一”的存在，
顿悟人生如同幻影。
《创世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1章到11章，是神话传说，从创造天地、创造亚当夏娃到营造巴别塔；第二部分为12章到36章，是关于氏族时代族长的传说，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故事；第三部分为37章到最后的50章，是一部辉煌的关于约瑟的史诗。
《出埃及记》等四卷书是关于摩西的史诗。《出埃及记》写摩西的成长以及他领导人民走出埃及，直到立法，为上帝和人民立约，颁布十条诫命。《利未记》颁布献祭等宗教仪式的礼仪，立亚伦和他的子孙利未人为祭司。《民数记》写摩西领导人民离开西奈山，在出发前进行人口普查，颁布各种律法。他们向迦南南边的加低斯巴尼亚推进，在那里派侦察人员探明迦南地的虚实，虽不能从那里进入迦南，但在那里呆了很多年，又准备从约旦河东岸进军。《民数记》描写了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中行军的艰苦，以东地区毒蛇为患、在河东山谷的苦战，都写得生动感人。其中还收入一些民问歌谣和民间故事，文学价值很高。
五经的最后一卷《申命记》（Deuteronomy，“第二律法”之意）是颁布修订过的律法。但关于律法的内容主要在5章至26章，全书是写摩西在出埃及的最后阶段，以风烛残年面对隔河的迦南目的地对众演讲，说自己不能继续领导大军进入迦南，只得把重任交给约书亚。演讲言辞恳切，是希伯来文学修辞的典范。全书由三篇演说词构成。以下四章是摩西最后的言行，是后来追加的。该诗口语化浓厚，犹如在念台词，逼真切实，如看了如下诗行，你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台词：
“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与我们的神。
“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哪！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腹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惟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莎士比亚是个语言天才，他受到《圣经》的文学形式、语言及精神意识的很多启迪。我们不妨看看他的名剧《麦克白》的台词：
她反正要死的，
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
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
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
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
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
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
短促的烛光！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
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
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
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
它充满着喧嚣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申命记》的发表年代据说是在公元前7世纪，也就是《列王记下》23章所记载的约西亚王实行宗教改革时期（公元前621年）。约西亚借摩西的名义，说是在修理圣殿时在殿中发现的。他是个天才的宗教家，有独创的能力。他要破除自然神，破坏对原始宗教的遗物亚舍拉女神的木柱像和石柱像的崇拜。他把民族神人格化、抽象化，用爱为纽带。奉耶和华为精神上的惟一真神。这种思想是受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影响；其文体和用语也是公元前7世纪的，与《耶利米书》、《约书亚记》，《士师记》和《列王记》等相似。《申命记》的出现，是希伯来宗教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2）先知书
先知书又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又有《以塞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小先知书也有12卷。书中记载，这些先知以不同的方法（如勉励、控拆、辩论、讥讽、比喻、箴言、哀歌等），挺身而出为神发言，勉励背逆的选民悔改归向神，使他们免受神的刑罚、获得神的赐福。同时，先知还告诉他们不要敬拜巴力和其它偶像，不再欺诈，更不要继续依赖外人的帮助。
自公元前13世纪至前5世纪，以色列人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听到先知教诲，因为正是这时——自前8世纪中叶至前6世纪中叶——他们丧失了民族独立，沦为异族的阶下囚。这幕惨剧怎能发生在一个自诩为耶和华子民的国家中呢？更何况其国民都是伟大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国家由伟大的摩西创建并被赋予耶和华的律法，还曾有伟大的国王大卫统治——大卫的王权曾被许诺永远保留呢？在这种情势下，先知们挺身而出，解释此事的缘由，告诫人们将来还会发生什么，并说明满足了耶和华的哪些要求，就能得到拯救。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的先知言论给现代人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研究圣经的史家通常都称此时期为“预言时代”。
一般认为，预言时代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当时提哥亚的阿摩司来到北国京都撒玛利亚，开始抨击他目睹的宗教腐败和社会不公。其时，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的北国到处一派繁荣，而先知却发现，繁荣的代价是穷人的苦难，官方宗教已无力使富人对不幸的邻居施以恩惠。阿摩司警告说，这个对社会不公和宗教败坏毫不介意的国家必将遭到审判。与阿摩司约略同时，何西阿以类似的观点向北国发出预言；此后不久，以塞亚、弥迦也向南方的犹大王国宣讲相似的信息。他们都认为，仅仅遵奉宗教仪式，并不足以取悦耶和华。可以说，阿摩司传达的如下神谕代表了所有先知的看法：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
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我并不悦纳；
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正义如江河滔滔。
（《阿摩司书》5∶21～24）
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沦陷于亚述的铁蹄之下。在那些矢志忠于以色列上帝的人们看来，此事正是上帝审判的表现——恰如先知们已警告过的那样——审判以色列国民的叛教。
除公元前8世纪这4位伟大的文学先知外（以“文学”称之，是因他们的作品都被收入《圣经》），还有3位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和前6世纪讲演的重要人物：耶利米、以西结和《以赛亚x书》第40至第55章的作者（学者们称其为“第二以赛亚”）。耶利米开始其预言生涯时，强调了早期先知们的重要议题之一：犹大国民参与异教崇拜仪式，尤其各种奢华的典礼，是对耶和华的明显背叛。但耶利米一生的主要功绩，还是对国民的谆谆奉劝，这奉劝纵贯巴比伦人进犯犹大国和耶路撒冷城的全部凄惨岁月。公元前597年，一批民众首次被掳至巴比伦；此后，前587年，圣殿、圣城被焚毁，更多的人惨遭劫难；最后，前682年，犹大人第三次被掳。在此期间，耶利米接连不断地宣讲：巴比伦人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胜利是上帝对犹大叛教的审判——因而国民必须接受征服。这种信息当然不受犹大首脑的欢迎。这也使耶利米在当权者手中备受磨难。耶利米说，被掳之民应安居新住所，勤奋自强，为掳掠者的兴盛而祈祷，因为囚居的时日必将漫长，未来的以色列后代必得要抚养。
以西结也曾向这座不幸之城的居民发出预言，他显然是以巴比伦俘囚一员的身份讲道的。他似乎于公元前597年京都第一次遭劫时被带往巴比伦，在那里成为先知，以写作向耶路撒冷传送信息。总的说来，其传达的信息与耶利米相仿：耶路撒冷已撕毁圣约，背逆耶和华，因而必然招致毁灭。但以西结最关注的是揭露以色列违抗耶和华的滔天罪恶，因而很少像耶利米那样论及耶路撒冷最后年代的现实政治。较之耶利米，以西结在更高程度上表达了对未来的信念，认为有朝一日，以色列将作为一个民族而再度复兴，重新恢复古代的疆域，建成一个理想国度，并与耶和华再次建立契约关系。以西结令人振奋地描绘了以色列的远景，恰如他严酷地揭示了以色列的现状一样。
公元前6世纪的第三个伟大先知是所渭“第二以赛亚”的无名氏，他是《以赛亚书》第40章至第55章的作者。这些章节有时被称为“以色列的劝慰辞”（TheConsolationofIsrael），明显写作于波斯王居鲁士前538年应允被囚的以色列人重返犹大之际（这时波斯已取代巴比伦而成为新的霸主）。第二以赛亚的信息大半是欢快的，它们欢呼囚居生活的结束和民族的新生，称以色列人将在耶和华的引导下，胜利地穿越沙漠，返回故乡。以色列不仅为自己的罪恶，也为所有民族的罪恶而服役，如今期限已满，以色列成为耶和华忠实仆人的荣耀时代已经到来。然而，第二以赛亚的欢快信念显得过早。居鲁士颁布允许回归的敕令后不久，耶路撒冷的确重建起一个犹太社团，但直到数十年之后，一个取代所罗门圣殿的新建筑才告落成，而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以斯拉时代，大批囚居者们的后裔才真正得以返回。
我们已谈到预言时代的七位伟大人物：公元前8世纪的阿摩司、弥迦、何西阿、以赛亚和前6世纪的耶利米、以西结、第二以赛亚。此外还有一些先知，他们在前6世纪之前、前6世纪期间或其后不久讲演，其言论（连同阿摩司、弥迦、何西阿的言论）收录于今传的“小先知书”（或犹太圣经中的“十二卷书”）中。所有这些先知有一共同之点：他们皆因各自时代的危难挺身而出，并以某种不变的原则看待这些危难——背逆耶和华必招致毁灭，毁灭过后将有少数遗民存留。通过这些遗民，耶和华将在许诺其祖先们的土地上永远重振自己的子民。
先知书中采用了大量的诗歌形式，就难免引出一个问题：古代先知们真是诗人吗？他们真以现存的诗体形式讲述预言吗？当然，无人能回答他们如何讲论，因为我们无法将书面语言还原为口头语言。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假设先知书中的文字就是先知们在某些特定场合讲论时的书面记录。他们或许确以诗体讲论，采用了高度程式化和形象化的语言。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诗体形式是他人附加的，做此事者或是重复先知话语、将其传给后代的人，或是最初把它们笔录成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