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弘历公元1711年－公元1799年）。
公元1735午，深受祖父康熙喜爱的弘历。在父亲雍正帝病死后，登基称帝，是为清高宗，又称乾隆帝。
乾隆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从小在祖父康熙的身边长大，深受康熙勤政爱民的影响，他非常羡慕祖父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因此乾隆自幼就立下了创造一代伟业的雄心壮志。
乾隆帝自号“十全老人”。他喜欢游江南。“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这是乾隆帝第六次下江南后写下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江南的无限眷恋之情。
乾隆帝弘历1736年继位。他第一次南巡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第六次南巡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前后相距33年。
乾隆帝下江南最主要的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沿路经过的地方，乾隆帝均下令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减免赋税，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前来接驾的官员，乾隆帝也一一接待，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更是嘘寒问暖，赏赐裘衣、貂皮等珍贵物品，以此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这些人均感激不尽，一再向乾隆帝表示为国尽忠之心。
乾隆帝知道江南一带素来就是人杰地灵之地，读书应试、考取功名的人非常多，于是下令增加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生员名额，以便当地有更多的人考取功名。乾隆帝还开放《四库全书》江南三阁，允许各地学子前来阅读抄录。这些举措受到江南地区文人的欢迎，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乾隆帝六次下江南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他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次南巡中，乾隆帝有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五次视察了黄河治理工程，为当地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第一次南巡时，乾隆帝来到洪泽湖视察水利工程，听当地官员反映，高家堰与蒋家坝之间的黄河大堤只有三座大坝，排泄不畅，每年到了夏秋之交，雨量增加，大坝排水不畅，洪泽湖水位就会上涨，很容易发生水患。乾隆帝视察之后，与宮中的水利专家商量了好几次，最后决定增加水坝，以缓解压力。这样又增加了两座水坝，五座水坝分别命名为“仁”、“义”、“礼”、“智”、“信”，以示皇帝的洪恩浩荡，以后再遇洪水时，五座水坝可以同时排水，大大减少了洪水泛滥的可能性。
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最后一次南巡时，下令继续修建浙江海宁州的范公塘石坝，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农业发展。
南巡之中。乾隆帝还多次视察徐州附近的黄河大堤，在这里先后修筑了全长约70多里的防洪石堤大坝，解决了当地的水患问题。
视察水利是乾隆帝南巡中最成功的一个举措，为百姓带来不少益处，为江南水乡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帝南巡，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游山玩水，饱览山川美景，其出行奢华程度惊人，尽管沿路各地政府均为其准备好了一切，但每次他仍然要花掉大量银子。乾隆帝每次都率几千人马，浩浩荡荡地从京师出发，到杭州后再返回。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利，乾隆帝下江南大部分行程都是坐船。水陆行程共计约6000里左右，每次历时三四个月之久。陆路行进时，乾隆帝坐在十六人抬的大轿上，大队人马追随其后，蜿蜒几里。水路行进时，乾隆皇帝所乘的龙船更是豪华无比，共有五艘，被称为安福舻、翔凤艇等，制作工艺极其精美，后面随行船只大大小小足有1000多只，首尾相联，旌旗飘扬，犹如水中长龙。
乾隆帝前四次南巡都带着皇太后、皇后、嫔妃等人，这些人更是奢华无度，爱讲排场，所到各地索取各种珍奇物品，耗费钱两数量之大，难以计数。
沿途各地方官员更是极尽奉承之能事，准备好当地所有的珍奇物品，进贡给皇帝，以表其“忠心”。还专门建造行宫、花园供皇帝享用，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共建造了30座行宫，都是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天上楼阁一般。一路上吃的用的更不用说了。尽管乾隆帝三令五申严禁各地铺张浪费，但各地方官员为了博得他的欢心，无不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投其所好。
乾隆帝是位文化型皇帝，有清一代，文治方面在乾隆朝达到鼎盛，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历时10余年修撰的《四库全书》，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
从1741年开始，他就早已下旨访求天下藏书来充实宫掖，所以，当编篡《四库全书》的渝令一下，他就为源源不断的珍本图书就会蜂拥而至。结果没有想到，过了一年的时间还是没收上来几本书。
各省的官员没有意识到皇帝对这件事情有多关注，以为又是乾隆帝一时的心血来潮，所以都没什么动作。这下乾隆帝龙颜大怒，紧接着下了一道措词严厉的圣旨，限半年为期，各省督抚必须遵照旨意进献图书，并且把纪晓岚的正总裁降职为副总裁，乾隆帝自己亲自担任四库全书的正总裁。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在北京设立，正式开始编纂工作。当时参加编纂工作的共有500多人，再加上负责抄写和打杂的，先后共组织了3800多人。
这一来，天下大小的官员明白了皇帝的决心，终于开始行动了。当时的江南一带，文风鼎盛，民间有不少的文人学者家中都有大量的藏书，多者甚至盖有私人的藏书楼。例如安徽歙县鲍氏的“知不足斋”，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嘉兴朱氏的“曝书亭”等等。为了鼓励这些人向朝廷进献图书，清廷还规定了奖励的措施：只要是进献书籍100种以上者，奖《佩文韵府》一部，如果500种以上者，更是奖励《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如果图书是特别珍贵的宋元珍本，那就仅仅是“借”而不是献，乾隆帝还会亲自在书上题诗，在抄完之后归还原主。
这些规定大大地吸引了民间人士的进献风潮，但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各省的书籍越聚越多，在这之中，许多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书籍也频繁地出现了，在这些违禁书籍之中，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各类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宣传反清复明、记录清军人关后屠城和杀戮内容的文章。于是这些书，包括宋朝人谈到辽、金、元，提倡民族大义的书，全被烧了个一千二净。有的书根本不涉及政治，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也被连版销毁，甚至某些图书被挂上禁书之名的原因仅仅是不合乾隆帝的胃口。负责编纂的官员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送交乾隆帝本人亲自翻阅之后，在故宫武英殿前烧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再有私藏这些图书的人一律治罪。
一时间，“违禁’的书籍被大量销毁，据一些史料中粗略的统计，部分销毁、删改的书籍有400多种，全部查禁、销毁的书籍达2400余种，总数在10万部以上。
因此，《四库全书》的编辑无形中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大浩劫。
《四库全书》的编纂阵容可谓豪华，总纂纪昀被人们称为一代才子，同时也是一位踏实肯干的学者。参加编修《四库全书》的还有戴震、姚鼐、王念孙等许多著名的学者。
乾隆帝为了表彰纪昀等人的功劳，先任命总纂纪昀、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又授给纪昀礼部尚书、陆锡熊左副御史、陆费墀礼部侍郎的职位。
不久，乾隆帝派人检查《四库全书》，发现抄错的地方很多，他又大发雷霆，命令纪昀率人校正文渊阁的藏书，让陆锡熊到沈阳校正文溯阁的藏书，抄写的费用也由他们自己承担。陆锡熊到沈阳校书，连气带愁，不久就病死了。陆费墀是总校，责任最重，也最倒霉。乾隆帝罚他出钱装裱江浙三阁每一本书的封面，制作盛这三处书的木匣，又削了他的职，陆费墀也活活给气死了。乾隆帝还不肯善罢甘休，派人到他的原籍抄了他的家，只留了一千两银子作为陆费墀的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
乾隆帝手迹《清明》清《四库全书》编成后，为了整齐美观，一律手抄，先后抄成正本七份，底本一份。每若干册装入一个樟木箱，称为一函。樟木箱的一端可以开合，用于抽放书册，里面有楠木夹板固定图书，内壁的夹层还放置有冰麝、樟脑等药物，防潮防蛀。七份正本分别收藏于文渊阁（宫中）、文源阁（圓明园）、文溯阁（沈阳）、文津阁（避暑山庄）、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文澜阁（杭州）七处藏书楼内。前四处称内廷四阁，南方三处称江浙三阁。乾隆帝下令开放江浙三阁，让各地文人查阅、抄写。
乾隆帝有个宠臣叫叫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史书上说他少时家中贫穷，但因为祖上有军功，承袭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和珅这才有幸进入了咸安宫的官办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说和珅通晓儒家经典和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天资聪颖，多才多艺且办事干练。
因为和珅的聪明机灵，他在25岁的时候被选为皇帝的侍卫。这就给了他接近乾隆帝的机会。当时的文人笔记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叙说了和珅发迹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