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明管理和人本管理的所有实验，都可以看做是来自这个观点，即在这种兄弟关系的情形下，每个人都会成为合伙人而不是雇员。
——亚伯拉罕·马斯洛
这是一个如何与人交流的问题。这些人对新管理原则要么一无所知，要么表示怀疑，要么持敌视态度。新管理原则的建立基础是对人性的潜在价值的理解。这是一个如何理解和交流这种管理的最终目标的问题。我认为对不同类型的人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他们认为什么最重要而定。
例如，对于爱国的美国人（即原义上的和正确意义上的，而不是美国革命女儿组织、美国军团、约翰·伯切斯（John Birchers）或其他什么人的——我们必须将爱国者一词从那些误用它的人那里收回来，恢复其原来的含义），指出新型管理是一种爱国主义，是对国家的爱，是对企业中的和工作情境中的美国人的爱，将是激动人心的。如果民主的、政治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什么，那么开明管理可以看做是应用于工作情境的民主哲学。还要强调指出，开明企业在造就更民主的公民、更仁慈的公民、更少破坏性的公民等等方面的贡献。
可以在更大意义上这么说，民主绝对需要为自己着想并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的人，需要为自己投票的人——那就是，能够管理自己和有助于管理自己的国家的人。专制的企业恰恰与此截然相反，而民主恰恰与此一致。破坏民主社会的最佳方法就是不仅采取政治专制的方式，也采取工业专制的方式，这是最最深层意义上的反民主。因此，任何真正想帮助国家的人，任何想为国家奉献的人，任何想为国家牺牲的人，任何把国家进步视为己任的人，如果他的思维符合逻辑，就必须将这种哲学完全贯彻到他的工作生活中去，这意味着新型民主和管理。
就人们而言，信仰宗教是非常严肃的，对待类似事情也可能这样。开明管理是一种严肃、深切、深刻和热切地对待宗教的方式。当然，对于将宗教仅仅看做是在星期日去某个特定的建筑物听重复诵经的人来说，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但对那些将宗教看做不必是超自然现象或典礼、仪式、教义，而是人类深切关心的问题、是道德问题、是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的未来等等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成工作生活的哲学非常像是新型的管理和组织。可以说，几年前人们还不害臊地认为开明管理是少数人试图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在地球上建立美好生活或在地球上建立人间天堂。
大体上，对于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来说，这种新哲学是对旧式乌托邦和乌托邦思想的改良。过去所有的乌托邦，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存在的共同问题是他们往往回避复杂的文明世界，实际上是尽力逃离社会，而不是尽力想办法帮助改造社会。当然，我们无法逃离工业化，无法逃离社会的复杂性。如果我们都认真地信奉回到农场的哲学，四分之三的人类会在一两年内死去。只要有工业化，布鲁克农场式的乌托邦就不再有可能了。对少数杰出人士而言，回到农场也许是可行的，但对整个人类而言，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建工厂而不是逃离工厂，因此开明管理的社会心理思想可以看做是接受工业，而不是拒绝工业条件下的乌托邦思想。
至于说到军队，情形也许不完全像前述的情形那么清晰和简单，但仍不乏例子。我要说的主要可以概括为民主军队，1962年民主社会越来越向人人都是将军的情形发展。例如，对孤立作战的喷气式战斗机驾驶员，这已成为现实，还有许多其他情形，也是由一个人或人数极少的一组人独自作战并独自承担责任的。当然，专制的人做不到，完全民主的人也做不到（我想）。
我想我也应该强调使军方确信让每个士兵成为美国大使的必要性。那就是，我会采取与军事僵局同样的方针。整个冷战可以变为一种争取全世界中立国友谊的非军事竞争，那么士兵就必须要赢得其他国家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我还应该强调在整个社会中要求高度权威和盲目服从的军事情形而不是要求任何其他情形的内在危险，这在政治上和国际上都是真正的危险，因为它一直是我们军队的趋势，由于专制的人生观，军人喜欢独裁者，不喜欢全世界的人民革命运动。那就是我要向他们指出的，军队有反民主的危险，因为他们有独特的环境要求和独特的职业责任，就像警察和侦探往往比其他人群更容易有偏执狂特征一样。
最后，我想我应该向军队强调的是，全国人民服兵役涉及的巨大工时和为此而浪费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小时的愚蠢，这些时间本可以用于教育、社会服务、心理治疗和增长刺激的各类活动，以培养更优秀的公民。也许它是一项值得考虑的研究，对把他们自己变成兄弟关系的军事集体进行认真研究，像梅里尔袭击队和其他提供特别服务的集体，在这些组织中，专制层次被抛在一边，有利于参与管理。也许这是做研究的方法，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对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军事单位，开明管理原则比经典的专制军事原则更有利。
至于教育家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交流，我想我应该采取由增长刺激管理和专制管理的观点开始的方针，即教育可以被看做要么是糟糕的管理要么是良好的管理原则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应用所有已经得到证明的对工长和主管的大量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同情心的、乐于助人的、友好的、无私的、民主的工长和主管，在各方面取得的结果都更好。在教育的情形下情况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对企业情形下的研究很多（可能是因为资金容易获得和由钱财引起的），而对教育情形下的研究却很少，我们几乎没有优秀教师与差劲教师比较结果的数据。当然，这种情况应该得到纠正，进步教育的全部问题最好重新审视，因为管理哲学和进步教育的观点与参与管理政策非常相似。语义曲解和政治冷战使得教育陷入迷惘和一团糟。
我还要向教育家们强调的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即技能获得）的明显差别。前者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更好的公民，培养更快乐的人，培养更优秀、更成熟的和发展更充分的个人；后者的目标仅仅是培养更好的技师，这是一项不属于道德范畴的事业。或许在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或在纳粹专政的社会，与民主社会一样，采用完全相同的教学方式，前一项事业才能表明两种社会（即专制和民主）的目标有多么明显的差别。在专制社会里，自由、自治、自给自足、求知、自由探索、自由质疑都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在民主社会里情况完全相反，即这一切都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
与许多其他美国机构一样，今天教育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真正知道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一旦民主教育的目标得到清晰的阐述，那么一切方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旦我们把技术培训的问题放在一边，民主教育的目标除了向心理健康方向发展外别无选择，教育必须是优心，否则就不是民主的。
我认为一种非常有效地交流开明管理的最终目标和意图的方式可以是这样一种方式：如果在一个由一百人组成的集体内，大家成为合伙人并将他们的积蓄投资于一项事业，他们每人各有一票，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每个人既是工人又是老板，那么每个人与企业的关系和相互关系与老板雇佣帮手和工人的经典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例子也与一群爱国者在战时抵抗外部的共同敌人的情形是相似的。在这两个例子中，任何人都要做必须做的任何事情。
例如，在阿登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在出现非常紧急的情况时，美军各兵种完全打散，内科医师、面包师、汽车司机、卡车司机、牙医，在紧急情况下发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并要他们投入战斗——所有专业界线都被打破了。突然间每个人都成了一支全靠他自己的美国军队。同样，任何合伙人都会在企业的某个部门发生紧急情况而他碰巧是离紧急情况最近的情况下承担起责任。例如，他们中的任何人如果看见起火了都会立即扑上去灭火，用不着对灭火投票表决。他会对环境的客观要求、对客观事实的需求特性立即做出反应，不会去考虑利益的相互排斥，也不会考虑合同上是否写明了他应该做这件事，等等。
现在的关键在于：有关开明管理和人本管理的所有实验都可以看做是来自这个观点，即在这种兄弟关系的情形下，每个人都会成为合伙人而不是雇员。他往往会像合伙人那样思考，像合伙人那样采取行动，往往会承担起整个企业的所有责任，自愿地、自动地承担起企业任何职能活动出现紧急情况时要求承担的责任。合伙关系与协同作用一样，都承认其他人的利益与一个人自己的利益是融合的、共同的、一体的，而不是分离的、对立的、相互排斥的。
如果能够证明合伙关系是完全真实的、有事实根据的、在科学上正确无误的，那么人们更易于像合伙人那样行动，而这正是人人期望的事情，而且也是在事实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个人、企业和全社会三者都更有利的事情，因为与别人结为兄弟而不是相互排斥对个人是有利的。也许有人会为此列举欧洲共同市场的例子来证明，从相互排斥、假定利益对立，到兄弟关系的不同态度、共同利益、协同作用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对16~18世纪这块大陆上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对比情况也是如此。印第安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能团结在一起，不能结成真正的联盟，因为他们彼此把对方看做是敌人或对手，而不是结成兄弟联盟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而白人往往能团结起来，彼此忠诚，例如，13个殖民地组成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一个人想起以前这段相互排斥的分裂或巴尔干化的过程，如果有人提出如果我们有50个分割开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国家的50个州会是什么情形的问题，那么人们也可以谈论当前工业的类似情形，那是一种经济上的巴尔干化。以这种讨论作为背景，甚至一个专制的人也能发现采取协同作用的态度比巴尔干化有利。
工作场所的精神性
开明管理是一种严肃，深切、深刻和热切地对待宗教的方式。当然，对于将宗教仅仅看做是在星期日去某个特定的建筑物听重复诵经的人来说，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但对那些将宗教看做不必是超自然现象或典礼，仪式，而是人类深切关心的问题，是道德问题、是人类的未来等等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成工作生活的哲学非常像是新型的管理和组织。
——亚伯拉罕·马斯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