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秀的经理会提高他们所管理的工人们的健康。
——亚伯拉罕·马斯洛
大体上，利克特要说明和证明的是，在他所说的研究环境下，也就是在美国，从注重实际的观点来看，开明管理最有效。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可以说美国管理似乎比其他国家的管理更好，也是同样的理由，仅仅因为它是有效的。现在，实际情况非常清晰地指明了美国管理良好的范围。利克特报告中的大部分经验都将优秀的美国经理和平庸的美国经理进行了比较，其中的优秀和平庸是根据实际的生产率、工人满意度、低流动率、低病假率、低缺勤率、低劳工纠纷等确定的。
现在，科学地面对这个问题的简单技术就是传统的重复过程，即反复挑选、优中选优，不断提纯和精练的过程。例如，我在构思自尊和情绪稳定性的人格测试（25，53）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我的做法是，首先根据当时现有的最严格的标准（这些标准肯定不是非常好），尽我最大努力以求找到非常稳定的人和非常不稳定的人。然后我尽可能集中地研究这两组人，相互比较，然后以研究为基础编制性格表，改进情绪稳定和不稳定的定义。
然后我用这个经过改进的新定义再次走访那些人以求完善它。根据我的新定义，结果不稳定组中有些人不是那么不稳定，稳定组中也有些人不是那么稳定，我忽略的人中有些可能非常适合归入极端组。一旦做完这项工作，新的分组就完成了，我会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再次研究，再次重复这个研究过程，最后使我得到一个改进的更完善的定义和集体性格的描述。然后根据这个新定义和更完备的知识，我再次构思极端组，然后研究他们，如此重复，一直向越来越纯的产品发展。这有点像居里夫人为了最终得到铀而提炼沥青铀矿时所采用的技术。
要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并建立起相关性的网络：
1.在美国的研究情形下，与同一个研究项目里平庸的经理相比，最优秀的经理似乎是心理上最健康的人。这个结论得到利克特数据的完全支持。
2.最优秀的经理提高了他们所管理的工人们的健康。他们是通过两种方式做到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安全、归属、非正式群体内部的关爱关系和友情关系等基本需要和威望需要、自尊需要等等的满足；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真、美、善、公正、完美和法律等等超越性动机或超越性需要的满足。一旦工人的高层次的需要首先得到充分的满足，开明管理就会以满足基本需要和满足超越性需要两种方式提高工人的健康（89）。
3.工人们越是健康，他们从开明管理得到的心理上的利益越多，从而他们会更加健康，这与自我醒悟疗法是完全相同的。在自我醒悟疗法中，最健康的人是那些从自我醒悟疗法中获得利益最多的人，因为他们是最坚强的人、最不敏感的人、最不偏执的人、最不猜疑的人，等等。最健康的人有更宽广的双肩，能够承受焦虑、压力、责任、沮丧和对自尊的威胁的重担，并利用这些来达到良好的目的，比如使自己更加坚强。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健康的人或更神经质的人往往会垮掉，而不是更坚强。这个观点有助于描述我的“大陆分水岭”原理。我用这个原理描述这个事实，即压力要么将人完全击垮，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太衰弱而无法承受压力的话；要么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他们原先已经坚强到能够承受压力，只要能够安然度过，同样的压力会使他们得到锻炼，变得更加坚强。一般来说，这个原理对战场外科也大体适用。伤员太多以致不能全部治疗的外科大夫，为了把有限的时间用于最有可能康复的人，会不理睬那些很可能会死的伤员。当然，听起来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残酷无情，但战场外科就是如此。一个仅有5小时可用时间的大夫，将这5小时全部用来抢救一个生存机会渺茫的伤员，而不是用这5小时的时间抢救50个可以康复的伤员，是非常愚蠢的。
4.在我们向开明管理政策、开明经理、开明工人和开明组织发展时，我们也需要向协同作用发展（对协同的解释需要分开和全面阐释）。
5.向社会协同的任何发展，也是向开明管理政策、开明经理、开明工人和开明组织的发展。（此处需较详细地描述感知者与世界之间的心物同态，或个人与环境的心物同态，并要指出每一方对另一方都有反馈，每一方都影响另一方。）个人越是整合，就越能够感知世界的整合。而且，世界越是整合，个体越有可能整合。
6.任何一个人心灵内部的协同作用的任何提高，同时也是向提高其他人协同作用的方向发展，也是向提高社会、组织、集体等等协同作用的方向发展。（该说法与上一个说法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更有可能通过实验获得检验。）
7.更好的人和更好的集体是互为因果的，而更好的集体和更好的社会也是互为因果的。更好的个体往往在其所在的集体中建设更好的集体，而且，集体越好，往往更能改进集体里的个人。对大社会里的集体而言也是这个道理，它们相互影响。简单的说法可以引述歌德的话：“如果世界上人人清扫自家院，那么全世界就会变得清洁。”还有一种说法是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在精神上影响与其交往的任何人（32）。
8.一般来说，心理健康与麦格雷戈的Y理论管理之间存在交互关系。心理患病与麦格雷戈的X理论管理之间也存在同样的交互关系。这就是说，健康的人在管理政策上往往自发地、本能地持Y理论，病态的人在管理政策上往往持X理论。在另一方面，那些被认为在Y理论下起作用的人比那些被认为在X理论下起作用的人心理上是否更健康则尚无定论。
9.心理上更健康并靠Y理论生活的那些人和在良好环境下是最优秀经理的那些人，是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自发地使自己具有协同作用，为他们所管理的人建立发挥协同作用的环境。（参看对协同作用的全面论述（103），但目的是强调善的有限论和善的无限论之间的对比，以及协同作用理论和相互排斥、利益对立理论之间的对比。）
10.我们在此又碰到一个相互关系网络：社会更好，生产率更高；经理们更好，个人心理更健康；领导人更好，经理们更好；个人更好，企业更好。当然，通过参与，这些变量中的每个决定因素也更好。例如，更好的社会中的任一决定因素更好，如良好的教育制度，那么一切也会更好，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的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经理、领导人、企业、生产率等等的进步。当然，这意味着优秀精神科医生人数的增加是所有这些进步的决定因素。
将前述对管理政策、组织理论、领导政策等的讨论置于更大的背景下，置于国家、社区、甚至是联合国的背景下，事情会变得有点不同。一般来说，我们可能认为管理理论大体上强调两种产品、两个后果：一个是经济生产率、产品品质、利润创造等等；另一个是人的产品，即工人们的心理健康，他们自我实现的发展，以及他们的安全、归属、忠诚、爱的能力、自尊等的提高。
在国际背景下，特别是今天冷战仍在继续的情况下，后者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我想这是因为总的来看，我的期望是不会再有“热战”，不会再扔原子弹。很有可能目前的军事僵局会持续下去，因为双方都担心僵局不能持续下去。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马上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军事的重要性变得次要了，他们要做的一切是维持现状，并驾齐驱——恕我直言，实际上是防止他们的资源耗尽。直截了当地讲，军事的主要作用事实上是防止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公众思维的重大改变是必要的，特别是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在这场竞赛中，他们将保持势均力敌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迟早会领先。但是，一个国家将如何领先？如果我们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如何使其成为可能？显然，它是就管理政策的两种后果而言的：一方面是更好的自来水笔、更好的汽车和更好的收音机，美国在这些方面领先于苏联，因为我们的自来水笔、汽车和收音机受到全世界的重视，而苏联的产品不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是人的后果，这是相当重要的，我认为从长期来看会更加重要。问题是谁更受到中立国的喜欢和敬重呢？苏联还是美国？除了根据人们在全世界旅行时的所见所闻，除了根据人们在美国国内通过报纸了解到的情况，该如何做出判断呢？事实上，这意味着能够培养出更好的人的国家将赢得冷战。
喏，Y理论管理（或优心管理）必定会培养出更好的人、更健康的人，培养出比X理论或专制管理下更可爱、更令人钦佩、更值得尊敬、更有吸引力、更友好、更亲切、更利他的人。我的印象（无事实根据）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欢美国人，但对德国人就不一定了，特别是在旧的专制政治制度下长大的德国人，纳粹分子是最不受欢迎的人。至于苏联的旅游者、观光者和外交官等在中立国受人喜爱的情况，我没有丝毫信息。（附带说说，我们没有前述观点的相关信息是荒唐的。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知道事情进行得如何——比如说，这和了解苏联现在有多少潜艇一样重要。）因此我要说，对于教授、研究人员和哲学家来说，对管理、组织和工业的理论研究，当然应该包括对管理风格这一后果的认真分析。
利克特的报告列举了莫尔斯（Morse）对专制管理和参与管理的实验，该实验证明，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生产效率仅略有提高，而在参与管理情形下人的各种变量都得到了改善，但不包括会计制度。在对国际背景、冷战和以管理培养人的讨论中，这也是应该考虑的。不久我会拿出时间来思考我们现行的会计制度有多愚蠢，因为它们几乎排除了所有重要的人事、心理、政治和教育等无形因素，所以我最好现在不做这件事。不管怎么说，我是会谈到“道德经济学”和“道德会计学”的（我多半是向沃尔特·威斯可夫（Walter Weisskopf）和鲍勃·哈特曼（Bob Hartman）学习），这些考虑得出的结论似乎与莫尔斯的实验有所不同。它们确实提高了一点生产率，但付出了巨大的长期人力成本，甚至付出了长期生产力成本和我在这里提到的所有政治因素成本，合理的会计制度应该指出专制制度是完全荒唐的、完全劣等的。
11.我会尽力将所有这些相互关系网络置入可检验的、可证实的或可证伪的，进而用科学的语言而不是哲学方式来表达的单一关系形态之中。我认为，在自我实现的人当中、在精神疗法的成功产品中、在用任何其他方式测量的心理健康的人当中报告发现的任何特性，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说明，即如果这些特性可以列表，其中每一项特性都高度预计会在更优秀的经理而不是更平庸的经理中发现。（这里所讲的更优秀的人和更平庸的人的根据是生产率等等的实际结果。）当然，更优秀的人和更平庸的人也可能是根据人的结果来确定的，即经理和工人的自我实现的发展。
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可控制的变量，可以采用经典的实验设计。例如，根据精神疗法、或敏感性训练、或集体疗法和任何其他治疗方式，谨慎地改变变量应该是可能的，比如说良好的倾听能力（这肯定是心理健康的一个特性）。然后可以检验该原因、或刺激、或受控制改变对任何一个特性的影响，对更高的生产率或更好的人的结果的一组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的影响。例如，作为一个例子，一个人可能会提到病假或劣质产品，那么该假设就产生了——良好倾听能力的任何提高都将导致病假数量的降低，不必要浪费数量的降低，产品质量的提高。在该特性层次可以提出数百个假设。
为了理解上述全部观点，意识到整体或有机思维与原子或不相关联思维之间的差异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应该用我在《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第3章提到的共存物动力学（syndrome dynamics）来解释。也可以用我在该章提到的套叠盒式关系来解释，还有对层次整合的讨论（与相互排斥截然不同）。我打算口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就让本文作为论述其他问题的参考吧。我会论述共存物动力学和整体论，然后论述层次整合和协同作用。
马斯洛预计人将成为竞争优势
管理理论大体上强调两种产品、两个后果：一个是经济生产率、产品品质、利润创造等等；另一个是人的产品，即工人们的心理健康、自我实现的发展，以及他们的安全、归属、忠诚等等的提高。在国际背景下，后者的重要性愈加突出。但是，一个国家将如何领先？如果我们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如何使其成为可能？显然，它是就管理政策的两种后果而言的。
——亚伯拉罕·马斯洛，1962
马斯洛在1962年说这番话时是预计冷战的结束，可是他的话今天比当时更适用。
我们为出版本书访谈过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提到了潜藏在组织成员身上的竞争优势。向我们提起最多的是日益加重的在全球市场上的商业责任。许多人预计企业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政府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干涉与自己职责无关的事情的人。
因此，企业通过其产品和职工队伍正处在领导世界变革的最有利的位置上。正如一位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们的：“企业将随时做好准备去解决通常由政府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产品越来越多地在全球市场销售，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地在全球各地工作和生活，我们越来越代表未来。在我们承担起这项任务之前，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价值得到真正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