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新的管理事业（开明管理）的好处在于，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开始，是从有利于个人发展的观点还是从有利于产生利润和生产优质产品的观点，结果几乎完全是一样的——对个人发展有利的对生产优质产品等等也有利。
——亚伯拉罕·马斯洛
我想在此引用达夫的阿格里丹鸡（更大、更强壮、占优势的）实验是切题的。它们是优秀的选择者，因此，与此相区别的就是平庸的选择者。在我阅读过的管理文献中，没有一位作者敢于面对这个有深刻政治含义的事实，即在任何民主政治中，有些不受欢迎的人是出类拔萃者，他们在任何特定技能或能力上都比其他人占优势；有些证据也表明有些人通常往往是出类拔萃者；他们在世界上出生时就是生物有机体的出类拔萃者。对于后者我可以引用特曼（Terman）的数据，它表明所有有利的特性实际上往往是相互关联的；那些在智力上出类拔萃的人往往在一切事情上也是出类拔萃者；那些完全因为健康被挑选出来的人往往在一切事情上也是出类拔萃者。（在此想到，这种一般的出类拔萃能够部分地解释那些好像总是不走运的人或总是走运的人吗？也许这是生来倒霉人格讨论的领域。）
达夫的优等鸡在一切方面都是出类拔萃者，它们得到最好的一切，在优势等级中处于最顶层，它们个头最大、最强壮、最健康，它们的羽毛更漂亮，它们的性欲更强烈、交配更多，它们得到最好的食物等等。但重要的是，当达夫在自助情形下分析它们在日常食物上的选择时，从人的观点来看，是将优等鸡挑选出来的食物去喂较小的、较弱的、地位较低的、较不健康的劣等鸡。达夫试图安排好所有事情，避开所有各种难题，然后拿优等鸡挑选吃的食物去喂劣等鸡。结果，劣等鸡的状况改善了，它们变得更大、更强壮、更占优势，羽毛也更漂亮等等，但它们还是不能像优等鸡一样优越。它们从劣等向优等鸡提升了大约50%，变重了，变强壮了，但还是不如那些由于遗传原先就优越的鸡强壮。
这对管理和工作情形的暗示是惊人的。如果我们寻找B－领导人，由于体质和遗传，由于生物天赋，他们是适合特定工作的优秀的功能性领导人或上司——例如，他们可能是智力最发达的人——那么这就暗示了几种假定，一个假定是他们天生如此，当然，这种可能性必须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遗传和体质好到什么程度才有高IQ、好身体、出类拔萃的生理能力、出类拔萃的精力和毅力、出类拔萃的自我力量等等）。
另一个问题是，对这些人怎么办，如何对待他们。这类人会进入上流社会，就像奶油会浮到牛奶的表层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我在前面描述的功能性领导的概念，可能是因为，毕竟出类拔萃者往往在一切方面都是出类拔萃者，在一种情形中是最好的领导人很有可能在不同的情形中也是最好的领导人，不可能是因为运气。这像是在说，出类拔萃的领导人、平庸的领导人和追随者是先天的吗？对这种情况社会应该怎么办？这与民主政治如何配合？等等。它还引出了“反价值观念”、尼采式怨恨、怨恨出类拔萃者、忌妒贤能等等问题，引出了憎恨和敌视比我们更漂亮的人、比我们更聪明的人、比我们更走运的人等等问题。除非其他人有钦佩出类拔萃者的能力，至少不憎恨他们，不攻击他们，否则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运转。同样，除非出类拔萃者被其他人自由地选择出来，否则没有哪个社会、没有哪个企业是真正有效的。这是理想条件要求的一部分。例如，一个人能够客观地发现另一个人的IQ水平或体力，然后对他说：“你的能力比我强，因此，你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领导人。”然后这样去做，毫无怨恨，也不觉得失去了自尊。
如何让全社会人人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是件有趣的事。例如，我们谈到每个人都来投票决定，但事实是大约占人口10%~20%的人不能投票或从来不投票，例如那些关在监狱和精神病院的人，那些弱智的人，那些因生理残障需终生住院和不能活动的人，那些需要照顾的老年人，那些无助的伤残人，以及天晓得的其他各种人。这些至少占人口整整10%的人，我们需要告诉他们做什么，像照顾宠物或某种物件那样照顾他们，而他们不能投票——没有人会听信精神病人或弱智人的话。如果我们记住从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说2%的人口是弱智的话，已经是50人中就有一人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他不是这个社会的独立成员。我还没有完全考虑清楚这个问题，但我确信它需要透彻思考。我想要做的事情是重读尼采论奴隶道德、或论与强者道德截然相反的弱者道德的著作——它会提出问题。
例如，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倾向，就是在任何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会对此感觉内疚和懊悔。“失败者”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许多人不能赢而已，他们过于烦恼不安、过于内疚、过于自私、过于愚钝、过于专横。这种失败型的人，或者说得好听些，这种不敢赢的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分析。如果我们要理解民主的领导和上司，最好研究他们，更多地了解他们。
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从总体来看最好是每人都可投一票，体质优越的事实无关紧要。这对普通的企业情形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在竞争的环境下，简单有实效的成功和生产率意味着企业的生存和死亡，不管是任何形态的社会，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任何差别。由于存在自由和公开的市场和竞争，一家工厂需要经营得出色，否则它就要失败。因此，必须找出事实的优越。在这个领域人们肯定是不可互替的，肯定不能每人一票，至少不应该每人一票。我能够想到的允许这种情形发生的唯一条件就是停止竞争，或者是在受保护的情形下，像现在的西班牙，那里的工厂肯定是无效率的，但由于没有竞争倒也无所谓。只要世界上有自由选择的情形，只要有像现在的共同市场那样的公开竞争，只要有找到出类拔萃的经理和工人的实际需要，也就会有以尽可能最佳的方式做事的客观实际需要。以尽可能最佳的方式做事的人就是垄断整个汽车市场、收音机市场或其他什么产品市场的人，其他人只能是在经济上死亡。
那么，至于阿格里丹人，问题是，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人具有多少自尊、公开承认的优越、傲慢、自夸或健康的自私？在美国，出类拔萃者通常是隐藏起来的。没有人在公司到处说他如何出类拔萃。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可事实仍是心理科学在向前发展，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多，而且是采用非常客观的方式：我知道我的IQ是多少，我的人格测试分数是多少，我知道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是什么，等等。我可以公开地说我的弱点是什么，这是允许的；但我说我的优势是什么，则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弊端所在。我应该说经理和上司们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以这种方式安排事情，即上司、领导人、将军和成功人士往往使自己处于防御地位。但在一个完全流动的和理想的社会里就应该这样吗？反之亦然，奶油会浮到表层，但浮到表层的就是奶油吗？
我想起了印第安黑脚族，在那里，财富和技能、智力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几乎是完美的，财富是能力的非常好的象征。在理想的社会里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成功、任何形式的财富和地位都是与实际能力、技能和才能完美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想要的话，事实上这才是我们定义良好社会的方式，在这个社会里，那些在上层的人值得留在那里；那些被选出来担任高官的人是社会的非常优秀的人才；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也一定会被选出来担任高官等等。例如，在美国我们都非常谨慎，不去炫耀。但在印第安黑脚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毫不掩饰地自夸——不是我们那种贬义意义上的，而是与我们将学位放在名字后面那种意义相同，就像是我们有权利拥有的成就的普通象征。
大平原印第安人通常有权利为他们的每次棒击或每次胜利在他们的羽毛头饰上插上一根鹰的羽毛。我们也有同样的情形和同样的做法，特别是陆军，把奖章挂在胸前显示我们有多么优秀。在法国，一条红绶带表示你是科学院的院士；ФBK联谊会钥匙表示你是多么优秀的学生，等等。我认为这种率真的自夸、率真的炫耀根植于人的本性，应该允许其存在，甚至应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