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新唐书》在编撰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抄摘《旧唐书》，而是审慎地斟酌去取，下了一番工夫的。首先，《新唐书》是宋人站在北宋统治集团的立场上来总结唐朝历史的，因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与《旧唐书》的作者有差异。例如，《旧唐书》对藩镇割据不持可否，而这一历史现像却是宋人所切齿痛恨的，因而《新唐书》不仅创立了《藩镇传》，而且还将其放在一般的类传之后，以示贬抑。其次，为了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新唐书》尤其注意体例上的创新，以便安排新的历史内容，更准确地反映唐代的历史面貌。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中总结了《新唐书》的编篡原则：“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损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皆有据依。”而事实上，《新唐书》在编撰过程中也是完全遵循了这些原则的。
《新唐书》有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共有225卷。记事时间与《旧唐书》大体相同，为整个唐代近300年的历史。《新唐书》创立了《仪卫志》、《兵志》以及《藩镇传》、《公主传》、《奸臣传》，并恢复了自《汉书》以后中断的《表》，创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新唐书》的列传部分在分类上也比《旧唐书》多了六类，削去了《旧唐书》的61项列传，新增了338项列传。《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则是在大量删削《旧唐书》的本纪而修成的。
《旧唐书》的本纪部分有30万字，而《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只有9万字。删削最多的是《哀帝本纪》。
《旧唐书·哀帝本纪》原有13000余字，而《新唐书·哀帝本纪》。却只l000余字。但《新唐书》在删节的同时也对本纪部分作了一些史事的补充。如《则天皇后纪》的垂拱三年记事，《旧唐书》仅记正、二、四、八等四个月的四件事，而《新唐书》则载有十个月的史事。总之，《新唐书》基本上克服了《旧唐书》前详后略的问题。
《新唐书》的表和志都写得比较好，历来为学者们所称道。
《新唐书》表中的事件虽有个别错漏，但因眉目清楚，便于查检，从而确立了以后正史的编撰体例。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唐书》问世后，以后编撰的《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元史》、《清史稿》无不有年表世系，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50卷志的内容都写得比较充实而有条理。如《选举志》系统地记叙了唐代的科学制度。《兵志》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唐代的兵制演变。《食货》的内容比《旧唐书》丰富，保存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
《地理志》在叙述唐朝的地理沿革、军府设置、物产分布等情况的同时，尤其注重水利，详细地记载了各州县的沟渠、陂塘、运河、井泉的分布状况。《艺文志》则补充了唐玄宗开元以后的书目，因而内容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许多。《新唐书》的列传有150卷，尽管卷数与《旧唐书》相同，但内容上就比《旧唐书》充实多了。
《新唐书》也有不足之处。例如，由于欧阳修和宋祁过分注重文笔，讲究《春秋》笔法，结果造成本纪的文字太为简略，甚至有时还不记年月，导致史事不明；在本纪中也有因文害义的情况。
另外，欧阳修和宋祁都提倡古文，而不喜欢骈文，因而凡是用骈文写成的诏、诰、表、疏，《新唐书》都一概不用。结果使一些有影响的骈文，如李密的《讨隋帝檄文》、唐太宗徐贤妃的《谏伐高丽疏》等都被删去，是很可惜的。因此，当《新唐书》修成时，宋仁宗也感到有些不满意，声称《旧唐书》还不能废。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也认为在保存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上，《新唐书》大不如《旧唐书》，从而在编撰参考时，只采用《旧唐书》，而不愿采用《新唐书》。吴缜还撰有《新唐书纠谬》20卷，分析了《新唐书》的不足，并指出了《新唐书》的460条错误。虽然不是条条都正确，但其中有不少意见可以说是切中了要害的。
【毛泽东评点】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职，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新唐书·徐有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韩愈《佛骨表》祖此。
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田弘正，好将军。
——毛泽东读《新唐书·田弘正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青年将军王承元。
——毛泽东读《新唐书·王承元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新唐书·郁林王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十分欣赏的人物，但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失误也时有批评。如对《新唐书·郁林王恪传》毛泽东就批注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李恪和李治都是李世民的儿子。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他的母亲又是隋炀帝的女儿。因而李恪在当时的朝野内外有着很高的声望。李治即唐高宗，其母为长孙皇后。李世民最初将李治立为太子，但后来见李治为人柔弱，缺少英气，便打算改立李恪为太子。在这个问题上，谁优谁劣，李世民是很清楚的。然而，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却凭借自己唐朝元勋的地位，坚决反对改立李恪为太子。李世民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听信了长孙无忌的话。结果，李治即位后，李恪遭到诛杀，四个儿子也都被流放。
而且，由于李治的软弱无能，最后还导致了武则天的专权，引起了唐代中期政局的动荡。
徐有功（640-702年），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他的祖父徐文远系唐初的著名文士。武则天统治时期，徐有功历任蒲州司法参军、司刑丞、左肃政台待御史、少卿等职。
当时，武则天为镇压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势力，大肆任用狠毒的官吏，如周兴、米俊臣、丘神、王弘义等，运用严酷的刑法，陷害无辜，制造了许多的冤案。而徐有功却用法宽仁，而且敢于主持正义，不惜以死执法。他经常与武则天当面争辩有关案件的是非曲直，遭到武则天的厉声叱责，左右大臣都感到心惊胆颤，而徐有功却神色不变。前后因徐有功据理力争而被释放、减刑的有数十百人。徐有功曾因公正执法而三次遭到诬陷，险些被处死。但徐有功对此却矢志不渝，泰然处之。
毛泽东对《新唐书·徐有功传》读得很仔细，加了许多旁圈、三角、叉、套圈等标记，可见毛泽东对这个封建时代的执法楷模是赞许的。但他对徐有功的一段言论也提出了批评。
据《新唐书·徐有功传》记载，当徐有功第一次遭到免官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左肃政台待御史时，他不愿接受这项任命，曾向武则天提交了一份辞呈，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但武则天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他最后也只好担任了这个官职。徐有功这段话的意思是：鹿虽然在山林间奔走，但到头来却仍免不了遭到宰杀，被厨子做成菜肴而摆上饭桌。陛下让臣下我担任法官，而臣下我只能是守正行法，因而到头来必定会因此而送命。这是徐有功的牢骚话。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加了一长段的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职，不亦传乎？”这不仅是对徐有功的委婉批评，也是毛泽东本人对“以身殉职”这一精神含义的理解和表白。
姚崇（650-721年），陕州硖石（旧治在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毛泽东对姚崇十分赞赏，因此在《新唐书·姚崇传》的天头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下了“姚崇”两字，并在这两字之前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唐睿宗时，姚崇见太平公主权势太盛，为了削弱其权力，曾奏请让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因而被贬职。唐玄宗即位之初，召见姚崇，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姚崇则针对武则天以来的政治弊端，向唐玄宗提出了10条意见。并说如果他这10条意见不能得到采纳，那他就不愿接受宰相的任命。当唐玄宗听了这10条意见后，便一口答应：“朕能行之。”后来，唐玄宗和姚崇就是以这10条纲领为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这段记述的天头上批注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对此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姚崇不信鬼神，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特大蝗灾，老百姓相信迷信，只是一味祭拜，看着蝗虫啃食庄稼而不敢捕杀。姚崇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督促百姓捕杀蝗虫。这时，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说：“消除天灾应该用德。过去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国君刘聪要消灭蝗虫，可结果不但没有能消灭得了，蝗虫反而更加厉害了。”连唐玄宗对捕蝗一事也有很大的疑虑。但姚崇不为所动，说服了众人，鼓励大家积极灭蝗，最终战胜了这场特大蝗灾。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唐玄宗打算前往东都洛阳巡视，但这时太庙却忽然无缘无故地坍塌了。唐玄宗满腹狐疑，便就此向宰相征询意见。宋璟和苏认为这是天降灾异，告诫陛下不宜东行。陛下应该停止前往洛阳，修养道德，以接受上天的谴责。
但姚崇却不以为然，回答说：“臣下我听说隋朝修建太庙的木材是取自前秦苻坚时期的旧宫殿。大山有了松散的土壤还会发生山崩，更何况木头用久了它是会自然腐朽的。”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天降灾异”，因此劝说唐玄宗按期前往洛阳。唐玄宗听了姚崇的话，十分高兴，便依从姚崇的建议。
毛泽东读《新唐书》，对唐代的藩镇割据问题也很注意。
他在《新唐书·田弘正传》和《新唐书·王承元传》上所作的两条批注“田弘正，好将地”和“青年将军王承元”，即是专门针对藩镇割据问题而作出的评论。
所谓藩镇，就是当时由节度使统辖的地区。安史之乱结束后，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严重萎缩，藩镇势力恶性膨胀，从而导致了唐朝后期延续一百余年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当时，全国共有大小藩镇几十个。这些藩镇的力量悬殊较大。最小的藩镇只管辖两个州，兵力只有几千；而最大的藩镇却管辖十来个州，兵力达到十来万。不少大藩镇往往仗恃自己雄厚的兵力，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自己任命辖区内的文武官员，不向朝廷上缴赋税。许多节度使不仅利用屯田的方式把封建国家的土地控制在手，而且自己也大肆兼并土地。他们还竭力扩充军队，选练精兵。不少藩镇还豢养有自己的“牙兵”，这种“牙兵”就是节度使的亲兵，也是藩镇武装的核心。他们骁勇善战，待遇优厚，也极为骄横。不少节度使都是“牙兵”推选出来的。而且，即使是节度使，只要他违背了“牙兵”的利益，往往也会被“牙兵”杀死或推翻。例如，在唐朝后期的150年里“河朔三镇”的先后57任节度使，就有22人是被“牙兵”和部下杀死或赶走的。不少藩镇的节度使，有父死子继的，兄终弟继的，叔侄相承的，有“牙兵”和部下拥立的，朝廷只能承认，不能更改，否则他们便会用武力对抗朝廷。
田弘正（764—821年）字安道，平州卢龙（今河北卢龙）人，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侄。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委安（田承嗣之孙）死后，田弘正被众人拥立，继任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服从中央的命令，先后帮助朝廷出兵讨伐发动叛乱的原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逼迫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归服了朝廷，讨平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元和十年，他服从朝廷的调动，转任成德节度使。次年，成德军发生兵变，田弘正被原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杀害。
王承元（800—833年），祖上是契丹怒皆部人，系德节度使王武俊之孙。王武俊死后，王承元之父王士真、王承元之兄王承宗相继被部下拥立为成德节度使。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王承宗死后，众人又想推举年仅20岁的王承元接任成德节度使。
但王承元不愿继续对抗朝廷，便秘密向朝廷上表，愿意放弃成德节度使的职位，入朝供职。唐穆宗于是授予王承元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其后，历任鄜坊丹延节度使、风翔节度使、平卢淄青节度使等职。终年33岁。
毛泽东之所以赞誉田弘正为“好将军”，赞誉王承元为“青年将军”，是对他们反对割据、拥护朝廷行为的肯定。
六、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各政权之间的兴废和争霸战争连绵不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当时残酷的战争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正面的或反面的军事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就尤其注重总结这些内容。
【简介】
《新五代史》共有74卷，是北宋欧阳修私人撰写的一部记述五代十国历史的正史。原名《五代史记》，后被人们改称《新五代史》。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历任西京推官、知谏院、知滁州、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欧阳修博学多才，不仅在文学上有卓越的成就，领导了北宋的古文运动，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在金石学和史学上也颇有建树。
欧阳修是《新唐书》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但他的《新五代史》却是在《新唐书》之前写成的。欧阳修对《旧五代史》极不满意，认为它繁猥失实，大约在宋仁宗景}右年间（1034—1037年），他仿效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和孔子《春秋》的笔法，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改变体例，增补史料，开始着手编写《新五代史》。到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经过近20年的撰写，《新五代史》已基本完成。但欧阳修却一直把《新五代史》收藏在家，只给少数好朋友看看，而不愿公之于世。皇祐五年，他在给梅圣俞的一封信中写道：“间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
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后，他的家人把《新五代史》献给了朝廷。熙宁十年，《新五代史》正式刊行，与《旧五代史》并行于世。
《新五代史》的体例比《旧五代史》精巧，计有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世家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
《旧五代史》是把梁、唐、晋、汉、周分为五个部分，断代为书，把各朝的本纪、列传放在各书中，而《新五代史》则是用通史体例，把梁、唐、晋、汉、周拉通，先记各朝本纪，再接以列传、考、世家、年谱，最后是《四夷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