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是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在五代十国时期，梁末帝贞明二年（916）趁中原内乱之机而建立的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后唐末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向契丹交纳布帛30万匹为条件，借助契丹兵力推翻了后唐，建立了后晋。石敬瑭成为后晋高祖。石敬瑭所割让的“幽云十六州”即幽州（今北京）、涿州（今河北涿州）、蓟州（今天津蓟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蔚州（今河北蔚县）、朔州（今山西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儒州（今北京延庆）、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南）。契丹得到“幽云十六州”后，便控制了燕山山脉，其骑兵可以随时长驱南下。中原王朝丧失“幽云十六州”后，则步兵无险可守，很难在华北平原上抵御契丹的南侵。因此，自后周开始，中原王朝为解除契丹的威胁，都念念不忘收复“幽云十六州”。
宋太祖时期，尽管对北伐也做了一些准备，但由于主要是对南方割据政权用兵，所以无暇顾及北伐一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太宗在攻灭北汉后，想用出奇制胜的手段，乘契丹不备而乘胜攻取幽州。于是，他不顾士马疲劳，率军东撤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后，立即挥师北上，奔袭幽州。
毛泽东读至此，在这一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对宋太宗轻率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批评。
六月二十三日，宋军进抵幽州城下，两天后对幽州展开了围攻。七月初六，契丹大将耶律沙率援军赶到，与宋军在高梁河一带展开激战。傍晚时分，契丹大将耶律休哥又率10万大军赶到，将已经疲惫不堪的宋军击溃。宋太宗带着箭伤，仓惶乘驴车南逃。但《宋史·太宗纪》对此仅有简略的记述：“癸未，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
毛泽东读至此段，在天头上批注道：“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八、《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
《通鉴》自编成以后，就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神宗称赞此书“贤于荀悦《汉纪》远矣”；南宋学者王应麟甚至说：“自有书契以来，未如有《通鉴》者。”这些评价虽有过誉之处，但同时也说明《通鉴》确实是一部辉煌的巨著。
毛泽东说：《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简介】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撰，全书294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约300余万字，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止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时中进士甲科，神宗即位后，推为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六任闲职，专意编写《通鉴》，历十四年之久。元丰七年（1084年），《通鉴》编成奏上，迁资政殿学士。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他由洛阳还京，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尽罢新法。不久，病死。司马光“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著述有二十几种，五百余卷，主要历史著作除《通鉴》外，还有《稽古录》、《涑水记闻》等。
司马光从小就酷好史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他在研究史学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史学方面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
他认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另一方面，司马光生在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北宋中期，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得阶级矛盾极为尖锐；而辽、夏的威胁和侵扰，又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朝野上下响起了一片“求治”的呼声。“以史自负”的司马光就企图通过历史的编写，“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来总结统治经验，为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服务。这就是司马光编写《通鉴》的两个主要原因。
司马光编写《通鉴》，有一个长期酝酿和写作的过程。在宋仁宗时期，司马光已经着手修史的具体准备工作。这时，他首先编写了一部与后来《通鉴》断限相同的大事年表，简要地记载了历代的治乱兴衰，名为《历年图》，共分五卷，于治平元年（1064年）进呈宋英宗。《历年图》记事虽简，但附有“历代论”和“后序”，比较集中和系统地提出了作者对历代政治兴衰的看法，反映出司马光编写一部通史的思想观点已经酝酿成熟。
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仿照《左传》的体裁，很快写成《通志》八卷，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秦二世三年。这就是《通鉴》前八卷的样书。此书进奏以后，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四月，英宗遂命司马光设立书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继续编写历代君臣事迹。这是《通鉴》正式编修的开始，从此司马光个人的修史工作成为一项官府的任务。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奉旨进读其书，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为它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成书。此后，尽管朝廷政治斗争的风浪极其复杂剧烈，司马光的官职也几经变迁，但他的修史工作始终没有停顿。
一直到元丰七年十一月《通鉴》全书终于修成奏上，这时上距治平三年设局修史历时已达十九年之久。
《通鉴》的作者虽然只署司马光，但此书并非司马光独力编成，而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在书局中，司马光自任主编，协修人员主要有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三人。这三人与司马光志同道合，他们在史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史书，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是著名的汉史专家，并“习知汉魏晋唐之典”。
范祖禹好学能文，“深明唐三百年治乱”，是著名的唐史专家，著有《唐鉴》一书。他们三人各有分工，主要任务是分段编写丛目和长编。至于全书的剪裁熔铸、文字锤炼以及杀青定稿，则由兼具才学识三长的司马光自任其劳，一手完成。另外，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也属书局成员，他专门负责全书的文字检阅工作，为完成《通鉴》也出了不少力。也正是由于在几位名家参修的基础上，又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得《通鉴》这样一部贯穿千年史实、褒贬历代政治而成书于众人之手的历史巨著，结构上浑然一体，文字上简洁质朴，如一气呵成。
在编写《通鉴》的过程中，从开始收集资料到最后写成定稿，司马光还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方法和步骤，为历史编纂学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通鉴》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收集的史料，按照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黏排列起来，叫做丛目。丛目要求尽量详备，凡是各种史料“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这是第一稿。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事，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的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长编的编写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改。第三步是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均衡全文，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通鉴》的整个编纂过程，从丛目到长编，从长编到定稿，每一个环节的写作任务都相当艰巨，耗时颇多，但司马光和书局同人始终都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写作环节，这样就克服了历来设馆修史的种种弊端，有效地完成了这一史学巨著。
司马光等人编写《通鉴》时，博览群书，搜集的史料极为丰富。司马光自己说他为了搜集史料，曾“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犊盈积，浩如烟海”，据宋人高似孙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近人张煦侯又据《通鉴》和《通鉴考异》所引各书篇目加以考索，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十类，共301种。如除去《史记》至《新五代史》等19种正史之外，还有282种。由此可见，司马光引用史料之广泛与丰富。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通鉴》所引之书如今已大半失传，唯赖《通鉴》保存了不少佚书的内容，有的还比较完整。因此，《通鉴》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事件，是继《史记》之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它专评历代的治乱兴衰，着重叙述了中原各朝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突出地记载了历代战争的谋略和经过，同时对于一些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的事迹和言论，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礼乐兵刑的演化、各族之间的往来，以及社会风俗的变迁、人口的增减、典籍的聚散、历法的改革、水利的兴修等等，也都有所选择地作了适当的记载。因此可以说，《通鉴》是一部以政治、军事为中心，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内容的通史。
司马光编写《通鉴》的主要意图，是要通过历史事实，为封建帝王提供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经验教训。所以，《通鉴》记载历代事件，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讴歌颂扬贤明、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也敢于深刻地暴露历代统治者的丑行坏事。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鉴》还比较详尽而真实地记载了秦末、汉末、隋末、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并且往往占到记叙当时历史事件一半以上的篇幅，实际上已成为记载当时历史事件的中心。司马光写这些，主观上只是为了给北宋统治者敲警钟，筹划镇压人民的对策，但客观上却反映了历代盛衰演变的基本情形，也为研究人民群众的生活、阶级对立和斗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通鉴》记事虽贯穿古今，但却详今略古，繁简适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又有其独创的特色。《通鉴》采取《左传》的编年体形式，按年、月、日的顺序，把大量分散在纪传体正史和其他书中的材料集中编排，依次叙述历史事件，从而避免了纪传体史书中一事复见数篇、前后屡出、断续相离的缺点，既节省了篇幅，又较好地展示出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演变的趋势。同时，司马光还广泛吸收了纪传体史书写人物传记，特别是写类传、合传和附传的经验，充分运用追叙和并叙的方法，对旧有的编年体写法加以改进，从而扩大了编年体记事的范围，弥补了编年史中事以年隔的短处，容易使读者得到一个系统而明晰的印像。
《通鉴》在编纂上的另一特点，是通过考异建立了优良的考史方法。司马光编写《通鉴》时，一件历史事件往往要用好几种材料互参写成，这样就难免要遇到记载的异同、史实的真伪问题。为了弄清事实，决定取舍，他提出用考异的方法来辨别史料，并编写了《通鉴考异》30卷，用以说明对庞杂的材料如何考订异同，之所以去彼存此的原因。这样，既保证了《通鉴》记事的确定可靠，同时也开创了一种记事从实的学风，因而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鉴》卷帙浩繁，普通人一时难于读完，所以，司马光同时又编写了《通鉴目录》30卷。此书仿照《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而列《通鉴》卷数于下，使读者易于寻览，如果想了解某年有什么重要事件，只要看看这个《通鉴目录》，就可知道其梗概。因此，《通鉴目录》如同一般的目录书，可以帮助读者按图索骥。
《通鉴》在叙事之外，还结合历史事件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由司马光亲自撰写的史论118篇。这些史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和比较浓厚的正统观念，其政治思想也是趋于保守的。但他对于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是《通鉴》在史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通鉴》因由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全书文字简洁优美，叙事生动具体。特别是写战争，有的地方还很精彩，如其中写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文字，已成为千古传诵的佳作。
因此，《通鉴》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来被视为可与《史记》相媲美的中国古代史家之绝笔。
《通鉴》自编成以后，就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神宗称赞此书“贤于荀悦《汉纪》远矣”；南宋学者王应麟甚至说：“自有书契以来，未如有《通鉴》者。”这些评价虽有过誉之处，但同时也说明《通鉴》确实是一部辉煌的巨著。
【毛泽东评点】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1954年冬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4页，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
【鉴赏】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爱读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故居的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20世纪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了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
1912年，十九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政法、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又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在这所学校里，他从国文教员胡汝霖那里借得一部《御批通鉴通览》，反复阅读之后，深为书中内容所吸引，并由此产生了深究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这是我们知道的关于毛泽东第一次阅读《通鉴》的经历。从此以后，《通鉴》这部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只要有空闲，他总爱拿出这部书来认真阅读。1959年10月，毛泽东赴外地视察前夕，特意开列出要随身携带的书籍名单，《通鉴》一书也在其中，可见他丝毫也不放过阅读这部书的机会。
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推荐《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通鉴》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部头著作，如要通读17遍，这对任何一个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也是很难做得到的，而毛泽东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竟能做到，实在令人惊叹！据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有一段时期读《通鉴》真是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晚年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着，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可见毛泽东对《通鉴》这部书真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