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论语》是儒家经典，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在不同的时期不一致。但总的讲还是一分为二，肯定了其中一部分真理。我们应对毛泽东对该著作及孔子有准确完整的理解。
【简介】
毛泽东是老一辈革命家中历史知识非常渊博的一位。他曾反复阅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论语》、《中庸》等历史经典著作及古代诗、词、散文、文学等各个领域。伟大周恩来曾说：“读古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泽东的真识卓见与洞察力，毛泽东的多才博识，为同时代的国内外政治家和文学界泰斗所佩服。他对一些古诗书的评价独具慧眼，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美学价值至今影响着广大读者。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之汇编，是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影响的重要典籍之一。
论语之名义，历来有数说：（1）孔子言论之辑录。《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2）孔门弟子辑录所闻孔子之善言。
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
刑曰：“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能，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3）记述孔子与弟子之有条理的言论。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4）孔子与弟子讨论文义之书。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者，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以上以《汉书·艺文志》之说为较妥切。
《论语》之名始见于《礼记·坊记》。南朝梁沈约以《坊记》为子思所作，却无足语。王充《论衡·正说》认为：“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名《论语》，又不可信。其名约出现于战国末至汉武帝年问。其名称使用的确定，还在汉后。《论语》在汉代还有一些别名。或单曰《论》，或单称《语》，或别称为《传》和《记》，或详称为《论语说》。单称《论》的，如《隶释》载《衡方碑》文：“仲尼既殁，诸子缀《论》”。单称《语》的，如《盐铁论》：“《语》曰：‘百工居肆。”’又《后汉书·邳彤传》：
“《语》曰：‘一言可以兴邦。’”别称为《传》和《记》的，如扬雄《法言·孝至》：“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后汉书·赵咨传》：“《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近人周予同认为其别称为《传》或《记》，当因为古代《论语》简策的长度较短于经的缘故（详《群经概论》）。详称为《论语说》的，如《前汉书·郊祀志》：“《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历来考语《论语》之编撰者，有下列诸说：（1）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为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2）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郑玄曰：
“《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见陆德明《经典释义·叙录》引与《论语音义》引）。（3）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
《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文选·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李善注引）。（4）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唐柳宗元：“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
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论语辩》）。
（5）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朱熹《论语序说》引）。（6）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一一引）。
以上诸说中，第4、5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张岱年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之说“很有道理”（《论语译注·导言》）。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还是不以具体确指为妥。周予同认为“以《论语》为孔门弟子所论撰，其说虽失于泛，但尚不致于如何错误”（《群经概论》）。蒋伯潜认为郑玄之说不若程子之说，而程子之说“又不若《汉志》谓弟子各有所记，孔子卒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之为得也”（《十三经概论》）。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论语》中较少言“天”与“天命”。言“天”的，共二十处，言“天命”，凡三见。言“天”，大多为感叹用语，如“天丧予！”（《先进》）。也有用以指主宰一切的“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也有用以指自然之天，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阳货》）。“礼”在《论语》中共七十五见。反映了孔子对“礼”的重视。孔子主张“立于礼”（《泰伯》）、“克己复礼”（《颜渊》），“为国以礼”（《先进》）。但“礼”并非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范畴。其核心范畴为“仁”。“仁”在《论语》中凡一百零九见。《论语》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论语》中对“仁”有“克己复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多种训释，其中以“爱人”之训最为简明。“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统率“忠”、“恕”、“孝”、“悌”、“恭”、“宽”、“信”、“敏”、“惠”等诸道德规范。《论语》还提出通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子张》），“能近取譬”（《雍也》）等方法来达到“仁”。所以朱熹曾认为：
《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语孟纲领》）。《论语》树立了以孔子为榜样的儒家的思想人格。《论语》中用大量篇幅谈论以“君子”为修养之标准人格。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修己以敬”（《宪问》）。而其理想人格即是“仁”与“智”的统一。孔门弟子认为孔子即是仁智统一的体现者。孔子常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认为此“夫子自道也”（同上）。张岱年曾以“标仁智以统礼乐”来概括孔子思想的特点，此也可谓是《论语》一书之要旨。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佚，历来关于《论语》之源流的研究，仅上溯至汉。近有人对《论语》的原始结集本进行了探讨，有以下几种意见：（1）《论语》在先秦时期不只是一部而是有多种本子同时存在。孔门弟子升堂入室的有七十二子，那么“也应该有七十二种不同的《论语》”，可是颜渊、曾参等的本子没有流传下来，“于今，我们所见到的《论语》，乃子夏的笔记本”（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2）孔子死后，儒分八派，各派所传之孔子学说，难为别派所承认，后由子夏主持结集成《论语》的原始本子。（3）先秦流传仅孔子言论零章散篇，至西汉时才删重补缀，集成一书（以上两说均见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
《论语》在西汉，最初有《鲁论语》、《齐鲁语》及《古文论语》三种本子。梁皇侃《论语疏叙》引刘向《别录》说：“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鲁论语》二十篇，为现行《论语》所据之本。
《齐鲁语》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两篇。另二十篇中章句也较《鲁论语》为多。《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无《问王》、《知道》两篇。此外，《论衡·正说》云：“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可知西汉还有《河间论语》的版本，由于其早佚，其篇章、内容已无可查考。
汉代还出现两种影响颇大的《论语》合编改订本。一为《张侯论》，由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混合《齐论》、《鲁论》，“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隋书·经籍志》）。一为郑注本《论语》，由东汉末郑玄合并《张侯论》与《古论》而成，并为之注，遂流行至今。
《论语》在汉代已有注本，相传孔安国曾为《古文论语》撰训解，但世不传。包成、周氏为《张侯论》撰作章句。马融也为《古文论语》作注。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曾盛行于当时。可是这些注本早佚。其部分义释保留在魏何晏诸人的《论语集解》中。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郑注之辑佚本。敦煌千佛洞石室也发现有郑注之残本。
现存《论语》最古注本为魏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杂采汉魏经师八家之说，为研究《论语》思想的重要参考。魏王肃也撰《论语解》，与郑注故意立异，但今不传。《论语集解》中可见说之部分。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常采玄言佛语入疏，但可证《集解》所集诸儒之说。南宋时亡佚，清乾隆间复由日本传入。宋代刑根据皇疏，翦其枝蔓，辅以义理，撰《论语正义》，开义理说经风气之先。南宋朱熹辑集宋儒十一家学说，撰《论语集注》，重义理但也并非不注意训诂，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清代注本甚多，但以焦循《论语通释》较为精审，以刘宝楠《论语正义》最为详博。近代康有为《论语注》尊今文经学，其引证以今文学为主，正伪古之谬，发大同之渐。近人注本多不受汉学、宋学之囿，并注意诠释之简洁、通俗。其中以杨伯峻《论语译注》与钱穆《论语新解》流传较广。
自古至今各种注本约有三千余种。
《论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私人著书的开始。不过，它在先秦时期还只是诸子学说中一个显要学派的创始人之言行集罢了。秦时因“儒以文乱法”，《论语》也遭焚书之祸。秦亡汉兴，出现转机。汉文帝虽好黄老之学，但也曾置《论语》博士，《论语》开始列于学官。后又“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赵岐《孟子题辞》）。汉景帝以后，鼓励民间献书，《论语》出现了三种本子，即《古文论语》、《鲁论语》和《齐鲁语》。汉武帝独尊儒学后，《论语》的地位日益提高。《论语》的三种传本在官府都有人传授。汉元帝时张禹为太子讲授《论语》，其所编的《张侯论》，随太子继位（是为成帝）其地位益尊。此时，《论语》被视为“五经桩辖辖，六艺之喉衿”（赵岐《孟子题辞》），即达到五经非《论语》则无以运行的地步。东汉时被列为六经之一，后又列为七经之一（《孝经》名为经，但汉人称为传，后也被列为经，与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合为七经）。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刊印。元延祐右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应试，此后《论语》文句变为八股教条。如康有为所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通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
（《论语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改变。
《论语》一书，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论语》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论语》的简朴精炼的文句结构与写作方法，也涉及到后来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典籍远播海外的历史也很悠久。早在秦汉时期，《论语》已传入朝鲜和越南。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285年百济王子荐王仁至日本献《论语》和《千字文》，这是《论语》开始由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日《大宝令》还指定《论语》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德川以后，为朝野上下广泛阅读，影响更大。中国的《论语义疏》，也是由日本返入中国的。《论语》最早的西译本当推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出版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又有意、法、英、德、俄等文译本。《论语》对传播所及的各国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对《论语》所载的孔子格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等格言极为推崇，认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现在海外不仅不断有新的译本出现，而且还致力于对《论语》现代意义的诠释与阐发。
【毛泽东评点】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1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摘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534页）。
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他老人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门科学就有数学……。
——摘自毛泽东与孔从洲等人的谈话（见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第179页，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版。
【鉴赏】
毛泽东对孔子及《论语》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肯定其中的真理，又批评其为封建统治卫道的工具。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时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作了不少关于《论语》的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录堂》。
如：“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日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日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其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出自《论语·学而》。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学习之道。“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再如：《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卫即生焉。然曾参孝点，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点，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克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这里讲的曾参、冉子，原先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毛泽东举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典型人物，有时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原因还是学习、理解、体会的不够。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孔子尝言志点，曰，志于通，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
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这些话皆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些，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对自己的道德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