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看来，《论语》中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1917年4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而谒，鱼馁而败，不食’；‘射于矍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仲尼取资本射御。”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他对《论语》的评点，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之行时说：“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没有忘记《论语》。
1930年在《反对资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
毛泽东在《反对资本主义》一文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做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论语》中的话，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纵观毛泽东的著作，对《论语》等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本民族的历史遗产，这是毛泽东所要面对的问题，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讲的一番话，是他1938年在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所做的回答。毛泽东充分地肯定了传统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里虽然没有点《论语》的名，但作为集中反映孔子的思想与言行的这部儒学经典，无疑作为珍贵的遗产，是占有特殊的位置，是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的。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
“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形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此后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毛泽东对孔子的“中庸”问题又写下了一段批注，更加准确地剖析了孔子哲学“中庸”的实质。他写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
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应取的两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孔子及《论语》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前面引的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6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批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做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孔子的学说及《论语》看做“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对孔子及传统儒学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毛泽东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像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毛泽东在推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独树一帜，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意识形态绝不相容。
二、《中庸》被视为儒家精义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庸》篇，反映了孟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过不及"乃中庸，对毛泽东有深刻的启迪，他对中庸思想在理论上持基本肯定态度，并对之进行了现代阐释。
【简介】
《中庸》是“四书”中的一部，是儒学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札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兴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承继孟子一脉，汲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自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愤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赋于作为儒学出发点、立足地的以“修身”为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实践得以本体论的阐说。接着，它又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理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在封建社会中，人都处在一定的伦常关系之中，《中庸》所要求的就是人们必须依照这些关系要求的规范去生活。“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经”，“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里所谓“求”，所依据的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标准和要求之下，封建社会的人们都须安于其社会地位和生活现状，“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人们之“修道”，达到这样的道德自觉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自然可以巩固起来，封建社会秩序自然得以稳定。
如何才能形成道所要求的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呢？《中庸》继承孟子思想，强调“诚”对于修道的重要意义。
“诚”可以说是《中庸》的核心范畴。它即包涵有主体道德行为的主动性和真诚执著的意思，又包涵有道德为达到高度自觉境界的意思。《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谋，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周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通过对诚的道德实践的阐发，《中庸》强调指出了诚之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诚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又说：“唯天下至城，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为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十分强调所谓“诚之”，即主体道德行为的主动精神。《中庸》讲“至诚无息”、“择善固执”。强调“诚身”、“诚其意”。并指出“诚身有道”，而这个道既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要实行此道则应“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辩，辩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而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要求人们以千百倍的努力和工夫去体认和实践“天道”，以求达到合“道”的境界。
《中庸》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由上述《中庸》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它完全以人的道德修养为主旨，着重对内在人性心灵的形而上的开掘。并以主观内在的道德修为为决定性的关键环节，贯通了先验本体与情感心理，“天道”与“人道”，客观的外在运动与主观的内在修养，从而将个体内在修养与外在的“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以“修身为本”，以个人的道德品质为本原的决定性因素的世界观和政治伦理观。这显然是对原始儒学德治主义或人治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因为《中庸》以内在心性的探讨和开掘为其基本特征，所以受到后世理学的高度重视和推崇，被视为儒家的精义所在，成为后世理学的理论先驱。《中庸》因此便由秦汉之际儒学学者的众多著作中的一篇论文，而被提升到儒家经典的地位，不仅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之书，而且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研究的一部基本文献之一。
【毛泽东评点】
仆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用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日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摘自毛泽东1915年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页）。
【鉴赏】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这四年半的时间，是毛泽东求学精进的岁月，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他致力于奠定其政治思想文化基础，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通过大量的读书活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哲学伦理思想和文化观。
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在一师学习期间，他十分注意就治学问题向当时任教于该校的湖南学界名流如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等先生请教，聆听教诲，学到了许多读书治学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