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是，它的许多篇章都融进了作者的经历与遭遇，特别有名的是以下三篇。写于早期的《叶生》篇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遇，困于名场”。叶生抑郁而死，却死不瞑目，仍以幻形留在世上，将生前拟作的制艺传授给知己者之子，此后生连试皆捷，进入仕途。同样的制艺结果不同，叶生解释他的行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即考试失败并不认输，死后要为文章争口气。话虽颇气壮，然骨子里却是无可奈何的悲哀，只是聊以自慰而已。作于中期的《司文郎》，其核心情节为有特异功能的盲僧人，凭嗅觉辨别几位士子的文章之优劣。最精彩的是盲僧人说的两句话：“仆中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讥刺考官，一窍不通，真是辛辣之极。这一类文章中大都隐含着作者的心境、心态。前后不同时期的作品还反映出作者思想情绪乃至作品风格的变化。
它的另一特点是在短篇小说体裁、艺术表现方面的创新、探索。他是一位在艺术表现上有所追求的作家，正如他曾在诗中自称所从事的是“狐鬼”事业。前人曾评之为“文之矫变，至此极矣，更有的将他的《王宁》直呼为“性格小说”。
总之，正如有的批评家所云：《聊斋志异》在短篇小说（不只是志怪一类）创作的表现艺术方面，有多方的开拓，胜过中国古代的所有短篇小说作者们创造的总和。
【毛泽东评点】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
《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为“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5日在延安同萧三的谈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代的史料看。
《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
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聊斋志异·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摘自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泽东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老师的谈话，见《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席方平）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楚，冤案终能昭雪。
——摘自毛泽东对《聊斋志异·席方平》的评价，见林克的《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3—5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摘自毛泽东对《聊斋志异·白莲教》的批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一部《聊斋志异》，简直就是天上人间种种狐仙鬼怪的“群英会”，那些扣人心弦的奇闻怪事，令多少人读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啊！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对书中许多作品都圈画过多遍，大加赞赏，认为这部书“写得好”，向友人们推荐它“可以读”。
毛泽东坚信，虚幻小说的创作也和现实题材的作品创作一样，都是来源于生活、根植于人民的，《聊斋志异》不但情节引人人胜，而且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他很佩服蒲松龄重视调查的精神，提倡作家向蒲松龄学习，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搜集创作的素材，找寻创作的灵感。
正是蒲松龄几十年如一日地四处搜罗，才会有《聊斋》六十卷的问世；也正是他在与三教九流的长期交往中，体会到了广大民众的思想情绪，所以笔端流露出大众的感悟，有对乡亲们的苦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与文艺界人士畅谈《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据萧三回忆，1939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特来专诚拜谒。”萧三说：“真不敢当。”他请毛泽东进他的住房——山下新盖的三间平房中的一间。
没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和萧三谈话，他们谈的是文学问题。当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毛泽东又说：“《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人‘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毛泽东问萧三，苏联对《聊斋》有什么评论。萧三说，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张只付给五个卢布的报酬。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四月下旬的一天，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姚时晓、曹葆华、严文井等，从桥儿沟出发，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招待他们吃午饭。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菜，还有酒。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吃完午饭，继续交谈。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他举出其中一篇题目叫《席方平》的，说那篇就可以作为史料。毛泽东还讲了《聊斋志异》的其它优点。毛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毛泽东还举出一篇题目叫做《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对大家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长的刀子，于是他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动，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毛泽东赞扬《聊斋》“写得好”，“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
原因大概是因为它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且将妖狐人格化，把鬼神世界社会化，以此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超现实的力量，以惩恶扬善，反映、表现作者的理想。
对《聊斋》中体现“民主性”的作品，毛泽东也很感兴趣，而且给予肯定和评价。《聊斋》中的《小谢》，写一个倜傥正直的书生陶生，不受女鬼小谢、秋容的诱惑，并教她们读书写字，知书明理，从而使小谢、秋容由敬慕而爱恋陶生。当陶生受冤人狱时，她们拚死相救。某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施展法术帮助小谢、秋容还阳复生，促成了陶生与小谢、秋容的结合。作者笔下的小谢和秋容美丽、聪明而多情，对封建礼教抱蔑视态度，积极主动地去争取美满的爱情。毛泽东读后批注道：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像《小谢》这样动人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它们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不仅评点《聊斋》中的故事情节，而且还善于运用《聊斋》这样的文学作品，从这些妖神鬼怪中看出社会矛盾，为现实服务。
五、《水浒传》是一部好的反面教材
《水浒传》不但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受人民的喜爱，而且也深受世界人民的赞誉，现在已有了十多种文字的译本，风行世界，它将永远放射着璀璨的光彩。毛泽东一生爱读《水浒传》，直到逝世前夕。他甚至认为谁不看完《水浒传》，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简介】
《水浒传》是在长期民间流传的基础上，最终由作者加工而成的作品。从成书方式上说，它属于一部历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愿望。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起义为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
它的内容，不全是凭空虚构，而多多少少有历史的依据。正史、野史、笔记和文人的诗文集，很简略地记载了宋江起义时活动的区域和结局。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大抵不出施耐庵、罗贯中二人。据高儒《百川书志》记载该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后学罗贯中编次”。“的本”即真本的意思，这说明传本是以施耐庵为主，又经罗贯中加工创作的。施耐庵、罗贯中的生平材料极少，大约是元末明初人，施的年辈应早于罗贯中。按一般的说法，施耐庵生于1296年，卒于1370年；而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年，卒年约为1385年。
《水浒传》的版本最为复杂，大致有三个源流。一种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一种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四本；还有一种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四本，明末清初金圣叹评点，这是清代最流行的本子。
这三种版本，究竟哪一种是祖本？目前的说法很不一致。
水浒故事从流传到《水浒传》成书，到各种版本的定型，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各阶层的人都参与了它的创造，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留下了印记。作为最后的写定者施耐庵，他对水浒故事的加工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他不仅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而且对民间故事做了加工、提高，使英雄人物更加光彩夺目。比如，反恶霸是元杂剧的共同主题，从现存的剧目看，多数只着眼于反对恶霸调戏侮辱妇女或与淫妇通奸，没有更广阔的社会意义和更深刻的思想内涵。而《水浒传》则不同。它描写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表面上看与元代某些水浒戏的情节相似，但是作者把这件事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与林冲的性格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塑造了林冲由忍辱退让、一忍再忍、最后奋起反抗，终于上了梁山这样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典型。“宋江杀惜”也是如此。在《宜和遗事》里，只是因为阎婆惜与吴伟通奸，宋江因喝酒才杀了她。但在《水浒传》里，却把宋江杀惜与私放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把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变成了严肃政治斗争内容的故事。
其次，施耐庵把分散的、零星的水浒故事改写成《水浒传》这部巨著时，在材料的筛选、情节的安排上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例如，他把高俅发迹的故事放在全书开端来写，表明了“乱自上作”，特别揭示出人民起义的原因是“官逼”，这从根本上触及到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把英雄人物个人反抗放在前面写，然后逐步联合，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梁山义军，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保持梁山义军的悲剧结局，客观上说明了向统治者投降是没有出路的。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概括为下列四个万面：
一、《水浒传》虽然没有从正面具体揭示农民阶级所经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对封建统治阶级，上至朝廷大员，下至一般的贪官污吏，都有深刻而广泛的揭露。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幸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寓意很明显，“乱自上作”乃是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根源。
小说中的高俅，是统治集团中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原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都是不会。
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就这么一个连他父亲都不容他、要告他的状的流氓无赖，只因踢得两脚好球，没半年间，便做到殿帅府太尉（相当于现代军队的总司令）。他做太尉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公报私仇责罚王进，逼得王进走投无路，只好与老母弃官逃走。后来又陷害林冲。在朝中与蔡京、童贯等结成一党，把持朝政、无恶不做。作品还表现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地痞恶棍。
如高俅的弟弟高廉，在高唐州无所不为；梁中书凭借岳丈蔡京的权势，在大名府大量搜刮钱财；号称“镇关西”的郑屠，竟敢强娶民女为妾；还有祝朝奉、毛太公、蒋门神等等，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黑暗势力网。不仅下层的普通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而且，一部分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原本属于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如林冲等，因遭受这样那样的种种迫害而纷纷加入到起义军队伍。农民起义，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逐步展开的。
二、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神采各异、光辉夺目的英雄群像。
这些英雄人物大多身体魁梧、虎背熊腰、粗豪爽朗、质朴纯真，体现了古代英雄的力和勇，既充满了传奇性，同时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如林冲的安分守己怯于反抗；鲁智深的心地厚实，救人救彻；李逵的天真烂漫、赤胆忠心；武松的秉性刚烈，嫉恶如仇；阮小七的心快口快，不怕官司不怕天等等，都给人以极鲜明的印像。
三、小说生动而细致地描写了各种规模的反抗斗争，特别是由个人复仇到大规模反抗斗争的发展过程。开始时是个人反抗，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智取生辰纲”则反映了小规模的联合反抗，参加这次斗争的有渔民、店家、下层文人、道士。清风寨报仇后，有更多好汉纷纷上山。自宋江上山后，义军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辉煌胜利。“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作者描绘了一种“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鸟托邦社会理想，提出了“不问贵贱”、“无问亲疏”、“识性同居”、“随才器使”的口号，这实质是“等贵贱”和“各尽所能”思想的艺术再现。
四、写出了梁山义军的悲剧结局，这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早期所依据的《大宋宣和遗事》已出现招安结局，再联系到《水浒传》最后成书时的历史背景，如元末明初的起义领袖方国珍、张士诚都不止一次接受过招安来看，《水浒传》中这种义军的悲剧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不过，历史上的招安，往往是双方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彼此不能消灭对方而又为了保持己方实力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然而，《水浒传》却不同，梁山义军不是在走投无路时被迫接受招安，而是在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自愿向统治者投降的。究其原因，主要与义军领袖宋江所推行的投降路线有直接关系，另外，与作品所宣扬的“忠义”观念及作者的局限也有相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