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艺术方面，较之《三国演义》有很大提高。它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在塑造人物形像和描绘人物性格方面，得到了卓越的成就。它所写的大都是出身贫贱的好汉，生龙活虎的英雄，具有古代勇和力的像征，既充满了传奇性，又由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是在广阔深厚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作品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些英雄性格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他们性格的形成与家庭出身、个人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天生的英雄，而有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他们的性格并非生就如此，而有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
他们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斗争中，逐步克服自身性格的弱点、缺点才成熟起来。这正是《水浒传》由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渡的重要特征，也是它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所在。读者非常熟悉的林冲，其性格的发展就有着清晰的轨迹。即使同一阶层出身的人物，例如，林冲、鲁智深、杨志，都是军官出身且武艺高强的英雄，由于社会经历、生活环境的不同，个性也就因之而异。因此，他们上梁山的原因和过程都大不相同。
《水浒传》现实主义艺术力量的另一方面，是在塑造传奇式英雄的同时，对社会环境，对陪衬人物，对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和大千世界的风俗习惯，都有了较为精细的描写。除了英雄人物叱咤风云的主色调外，还细描细绘了市井小民生活的斑澜色彩。
举例来说，作者写武松这一打虎英雄时，又写了潘金莲勾引武松，王婆说风情、西门庆与潘金莲调情通奸，乔郓哥不愤闹茶房，武松祭兄杀嫂等情节，展现了当时的市井生活和王婆、何九叔、郓哥等“卑微人物”即小人物的精神面貌。与《三国演义》只重大场面、大事件、大人物描写，较少或根本不涉及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等相比，应该说，《水浒传》对社会众生相、对人情世态的描写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对以后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以描写世俗人生为主起了些微的启发作用。这也是《水浒传》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度的又一重要标志。
《水浒传》在塑造人物方面，不仅取得了现实主义的卓越成就，同时也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作者对这些草莽英雄的本质特征或行为给以极度的渲染和夸张。如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景阳冈武松打虎，黑旋风沂岭杀四虎，吴用机智超群等等的夸张描写。作者采用的是惊奇与逼真相结合的高超艺术手法。亦即整个故事情节高度夸张和生活细节严格真实相结合。因为，没有极度的夸张，故事情节就失去动人心弦的传奇色彩，没有细节的严格真实，夸张也就会失去真实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塔索在论述英雄史诗时曾说过：“逼真与惊奇，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互相排斥的。”但《水浒传》作者的本领就在于能够把这两者和谐地结合起来。以武松打虎为例，整个故事情节是高度夸张的，但武松打虎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却又是严格真实的，打断哨棒的细节描写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谁也不会怀疑武松赤手空拳打死山中之王的故事。可见，其可信度是极高的。
对比描写在《水浒传》人物塑造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极为成功。这许许多多的鲜明人物性格，从很多方面来看是相近的，然而各人仍旧有着自己所独有的个性。比如鲁智深和李逵，这是一对性格粗鲁的人物，他们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方面，但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明显的分界线。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在次要人物身上，如何九叔和郓哥，虽都是“卑微人物”，一个圆滑、机灵、世故、苟且偷安；一个天真、正直，敢于到官府去做见证人，性格历历分明。在《水浒传》中，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运用得很多。“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武松杀嫂”与“石秀杀嫂”；“三位女性”（顾大嫂、扈三娘、孙二娘）与“三位兄弟”（阮小二、小五、小七）都是在对比中现出各自性情的。
《水浒传》的语言通俗易懂，形像传神，富有表现力。无论是叙事还是刻画人物都达到绘声绘色、形神毕肖的地步。《水浒传》本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加工而成，先天就有口语化特点，又经过文人加工创造，成为纯熟的优秀的文学语言。与《三国演义》相比，更为生动、活泼，生活气息强，个性化达到了很高成就。
《水浒传》不但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受人民的喜爱，而且也深受世界人民的赞誉，现在已有了十多种文字的译本，风行世界，它将永远放射着璀璨的光彩。
【毛泽东评点】
梁山泊宋江等人英雄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
——摘自毛泽东1926年5月至9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课记录。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的谈话。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摘自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摘自毛泽东的《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来。
——摘自毛泽东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
中国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几部小说，谁不看完，谁就不算真正的中国人。
——摘自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与贺龙、徐海东等几位名将钓谈话。
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传》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
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千，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摘自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
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摘自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摘自毛泽东的《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许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引自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见薄一波的《回忆片断》。
中国有部小说叫《水浒传》，写了一百零八位农民战争的英雄，他们都是被逼上梁上的，在山上建立了根据地，统统是被政府逼上去的。梁山在山东济南附近，当时是宋朝，离现在大概有七百多年了。人不受压迫就是不革命，无产阶级不被压迫是不会革命的。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14日同外宾的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同北京大学教师芦荻的谈话。
【鉴赏】
毛泽东一生爱读《水浒传》，直到逝世前夕。他甚至认为谁不看完《水浒传》，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毛泽东喜欢读《水浒传》，恐怕主要还是其思想方面的原因。
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水浒传》中的英雄，都是“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他们并不是靠合法的斗争，而是靠勇力，聚众山林来和统治者针锋相对。这种“斗争方式”，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学校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同学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同学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毛泽东摇头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爽口回答道：“学梁山泊好汉。”后来他上井冈山，走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证明他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水浒传》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是它描绘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非常看重小说的这一个方面。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编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这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们“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毛泽东说：“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神、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新中国建立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1964年1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道：“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笔者按）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毛泽东这段话所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是一个“逼”字。他又说到：“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传》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一般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无例外地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兵，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掠地，占据州府。可以说，这是传统农民造反的一个普遍规律。《水浒传》的描写，集中反映了这支起义队伍如何由零星的个人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这一规律。毛泽东总是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梁山泊推行的政策，以启迪人们。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了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展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就是他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这是他对历史上农民武装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例如，在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