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势力”，才有办法对付事变，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在详细分析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毛泽东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显然，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深刻了解。
后来，他还专门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状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段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非常善于描写战事，铺写斗争场面，常常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给人以真切、实在的感受。《水浒传》第47回到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三打祝家庄”成为这部小说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堪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型事例。毛泽东很欣赏作者对这一故事的描写，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评论，主要是立足于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人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这说明，调查研究在解决现实矛盾问题时是多么的重要，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非常珍惜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在对某一问题的判断、决策之前，首先要进行调查，但是，如果这种调查不能获得正确的材料或者得到的情况不真实，他同样没有获得对这一问题的发言权。这样，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就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错误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这个著名故事的评价、引伸是多方面的。1942年10月，延安平剧团成立不久，毛泽东指示，让该院根据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得到了齐燕铭同志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写信给以热情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显而易见，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育意义”，已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重点在解决同一矛盾中各种力量的相互配合。正如编导之一的李伦所说，他们是经过多次的座谈和讨论，才确定了该剧的创作指导思想：“三打祝家庄”是以农民战争的史实来表现一个运用政策的范例，在该剧里应该写出一些可做范例的地方供人思考。事实证明，该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此，时任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彭真同志谈的观后感是很有代表性的：“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战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对《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故事的这种引伸，显然与当时面临的主要斗争任务有相当的关联。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7条主要谈革命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必须结合起来时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毛泽东还作一些发挥，显然是让同志们注意斗争的策略问题。
1954年毛泽东在顺义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记忆犹新，随着形势的转变对其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59年2月，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说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们以新的历史启示。他说：问题即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毛泽东一再地提起“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用意是提醒全党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水浒传》的积极思想还在于，它描写了梁山义军的“革命”理想和行为准则。“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异姓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等等，这实质是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均贫富，等贵贱”的社会理想，要求在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欺硬扶弱”，以“义”战胜“不义”。这类描写贯穿《水浒传》的始终。“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最为典型。作者认为，“生辰纲”是梁中书搜刮的民财，是不义之财，劫取它是济贫的行为。
轰轰烈烈的梁山泊事业最终以全体受招安而归于彻底失败，它的胜利是短暂的。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他们不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向统治者投降的，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节节胜利时主动接受招安的。一方面，这与作者的主观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宋江形象的复杂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1952年到1960年，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有人发表文章，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而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宋江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但到1964年以后，对宋江形像的认识，大多又持否定的态度，视其为阶级异已分子，在评论中特别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学术界的研究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像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在阅读这份综述材料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相当重视，也表明他晚年的评论与学术界的讨论有一定的联系。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劝人们读古典小说，他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5年8月14日发表了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其实质性内涵，可以看作他一贯的历史观为适应其新的历史追求的体现。
毛泽东的评价，并非即兴之论，确是有感有思而发，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60年代以后，毛泽东思考的重心在于：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革命了几十年，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意识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鉴于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他提醒人们特别应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分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施耐庵及其鸿篇巨制《水浒传》，笔者在此申述三点：
第一，施耐庵是旷世奇才。水浒一百单八将，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百单八将，是力与美的像征，其英雄气概，浪漫情怀，盖世武功，悲怆雄奇，令人景仰不已。血与酒的激荡，正义与邪恶的厮杀，情与仇的纠结，泪与笑的交织，枷锁与自由的碰撞，都被施耐庵的如椽大笔写得惊心动魄，令读者如痴如醉。依此看，施耐庵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大师。
第二，师徒如父子，严师出高徒。这两句话道出了学问之道。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明人王析在《稗史汇篇》中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由此可见，罗贯中是一位雄心勃发、孤傲矜持、才华横溢之人。志同道合者方能为师徒，由此亦可窥见施耐庵其人其情。受业于老师，罗贯中获益匪浅，撰有长篇演义小说多种，计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以及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在学生的协助下，施耐庵得以完成《水浒传》，可谓高山流水，相得益彰，此生无憾矣。
第三，没有《水浒传》就没有古典名著《金瓶梅》。武松是施耐庵非常钟爱的一个英雄人物，着墨颇多，刻画得非常成功，成为中国妇孺皆知的文学形像。“武松杀嫂”是《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六回的故事，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后被一位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才子铺陈开去，衍化为一部深刻揭示明代社会经济变迁和市民阶级生活内幕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毛泽东1956年2月20日对万里等人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由此可见，施耐庵的文学史地位正在一个坐标上，横向是罗贯中，纵向是兰陵笑笑生、曹雪芹，堪称是一位转承启合的关键人物。
六、《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
能把一只猴子写得活灵活现，并且使之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恒久不衰的典型形像者，非天才异禀之人莫属。这是毛泽东对吴承恩的称赞之词，他认为吴承恩是艺术天才。
【简介】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神话小说，全书共一百回，八十余万言。全书的结构连贯、统一，而又可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第一回到第七回为第一部，主要写孙悟空的出身和他个性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写了他反抗神权的斗争；第二部是从第八回到第十二回，写唐僧的出生及取经的缘由；第三部从第十三回到第一百回，写唐僧师徒勇斗妖魔，取经成功的经过。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后出现的又一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它的基本故事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之久，流传的过程也就是它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无数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深厚的创作基础。
《西游记》凝结着吴承恩的巨大的创造性劳动。吴承恩（1500？一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人。自幼即以文名冠于乡里，但科场屡试不第。
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了一个岁贡生。六十一岁时，因为母老家贫，屈就长兴县丞，后与长官不和，即辞职而去。七十一岁，始写《西游记》，但不知成于何年。死时八十三岁，无子。据天启间“淮安府志”的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他所著诗文极多，因家贫无子，遗稿多半散失，经丘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名为“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今存。这不过是他诗文中的十分之一。《西游记》是他“杂记”中的一种。
《西游记》是一部光辉的神魔小说。它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保护唐僧取经的故事，以幻想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并歌颂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坚决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表达了劳动人民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和克服困难的伟大理想。
《西游记》以大闹天宫开始，把孙悟空的形像提到了全书的首要地位。孙悟空是神的世界中一位爱打抱不平的硬汉，他永远是乐观、积极、不怕困难、敢作敢当；他总是兴高采烈，随意自在，从无忧虑，从无悲愁。失败被擒时毫不在乎，就是把他放在老君炉中，压在五行山下，他也从不叫苦。孙悟空在保护唐僧取经路途中遇到的妖魔或盘踞山洞，或潜于水底，称霸一方，残害生灵，有的化作人形，为国师、国丈，唆使昏君，涂炭百姓。它们都是无恶不作，嗜血成性，不仅要吃唐僧肉，而且还吃当地人民。这些妖魔之中，大多数与神佛有着联系。有的是因为神佛的管束不严而下界行凶，有的则是神佛有意设下的魔障。孙悟空常常是费尽心血捉到它们，正待下手处死，神佛便来保护，说是“我的脚力”，便又弄回天上去了。从这些称霸一方的妖魔的行径及它们与天上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来看，它们的确像封建社会中地方上的豪强、恶霸。孙悟空战胜了它们，正是光明战胜了黑暗，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孙悟空在与妖魔的战斗中，表现出了无穷的智慧，无论妖魔怎样变化，都逃不过他锐利的目光。他抱着必胜的信心去和妖怪们周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即便一时失利，他也从不消极，寻根究底，克服困难，或上天宫，或入地府，也不辞劳苦。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只有前进，决不后退，天大的祸事，都愿一人承当。他见义勇为，济困扶危，不但扫清取经的道路，而且路遇不平，举棒相向。孙悟空的形像不仅体现了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中战胜统治阶级的理想，而且也体现了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在当时生产力不高的情况下，自然界的力量也同样是残害人民的暴君。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七十二般的变化，呼风唤雨的神通，都表现了劳动人民战胜自然力的理想。他消灭了黄风怪，扇灭了火焰山，也是对自然灾害的消除。这种征服自然的伟大理想，鼓舞着人们对自然灾害所进行的现实斗争。
除了孙悟空的形像，《西游记》还成功的塑造了猪八戒的形像。如果说孙悟空是一位高超的理想主义者，猪八戒就是一位世俗的现实主义者。八戒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突出。他有很多优点，在与妖魔的战斗中，他是一员战将，是孙悟空的有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