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殉身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崇高亮洁的人格。
《离骚》不愧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诗篇，在艺术上也极具艺术价值和独特的风格。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开后代文学浪漫主义先河。
《离骚》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在《诗经》中，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头和比喻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诗人在诗中写了大量的香花异草，诗人之所以对这些幽花香草那么的癖好，主要是用来比喻他的志行高洁。《离骚》全诗中，比兴是一个接一个，比起《诗经》中比兴的一个片断来说，显然又前进了一步。如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等。
《离骚》虽是一首抒情诗，但是它写得反复曲折、天上地下、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富有故事情节。诗中，一会写到了人间现实，一会又触及到了神仙境界，交叉反复，抑扬顿挫，天上人间，让人神思驰骋。特别是诗的后一部分接连写了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一系列幻境，使得全篇有了很强的故事性。
《离骚》一方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方面又吸取了散文的笔法，把句式加长，有利于表现丰富的内容，又有利于表现诗人那胸中流动不息的激情。在《离骚》之前，《诗经》基本上是四言为一句，而到了《离骚》，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皆有之，这就为后代的五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这些字数不等的句子结合在一起，就使全诗错落有致，整齐中富有变化。
《离骚》里大量地运用楚方言，使《楚辞》具有浓郁的楚文化地方特色。另外，诗中大量地使用虚字，也使全诗显得十分灵活。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鲁迅评价屈原的《楚辞》是开山老祖。其《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像和批判精神，在其作品《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人类社会的变迁及其种种神话传说，对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能受天命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信，天命不可依的历史理性信念。所以毛泽东评价《天问》了不起，就在于他几千年前就对于宇宙、自然、历史大胆提出各种问题。正像鲁迅所说的，提出前人所不敢提的问题。这显示出人类理性思维的深度。《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这对于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而引起伟大思想家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则是不难理解的了。
《九歌》共十一篇，和祈神有关。《东皇太一》是迎神曲，《礼魂》是送神曲，其余每篇主祀一神。《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写了祭祀中歌舞娱神的热闹场面和人们对神的热烈礼赞。《湘君》、《湘夫人》、《山鬼》写神与神、人与神的相爱，是十分优秀的变歌。这些祈神的诗，大都写得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国殇》是祭祀那些为国家战死的神。全诗赞美了战士们的英勇气概，写战士们奋勇争先、不怕牺牲，读起来很悲壮。
《九章》是包括九篇诗歌的总体，主要是屈原两次放逐中的经历、处境和悲愤心情的反映。其中《惜诵》时间最早，为初放时所作。《抽思》是怀王时作者流放汉北时所作。其余7篇皆为放逐江南时所作。《九章》从思想内容上看，和《离骚》一样都是写诗人的理想和揭露批判楚国的黑暗政治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
对腐朽的统治集团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诗人都做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如《涉江》：“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怀沙》：“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对权贵们则给予猛烈的鞭挞和抨击，咒骂他们是非不分，颠倒黑白。
《九章》里的诗篇多直抒胸意，直接采用白措的手法，或感情喷发，直接流露，将其奔放的爱国激情跃然纸上。同《离骚》相比，幻想、夸张的手法较少，浪漫主义成份不多，文笔比较朴素，像《哀郢》、《涉江》、《怀纱》等都是纪实之辞，因此，比《离骚》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在众多楚辞作家中，除屈原外，比较有成就的就是宋玉。
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里记载有赋十六篇，其篇目已不可考。然《楚辞章句》有《招魂》和《九辩》；《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招魂》非宋玉所作。除《九辩》外，其余诸作是不是宋玉所作，学者之间分歧很大。游国恩等专家认为，宋玉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辩》，其他皆为伪作。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刘大杰。而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文选》中所记载四篇也是宋玉所作，其他如《古人苑》中的6篇和《文选》中的《对楚王问》是赝作。笔者同意后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九辩》。
《九辩》是一首长诗，共255句。宋玉作《九辩》是借用屈原的口吻，来述说屈原的远大抱负及其不幸的遭遇。同时，也能看到，作者在此作品中也借以抒发自己志不得伸的苦闷。故王逸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作品写屈原被楚王疏远之后，仍然盼望去见楚王，劝谏楚王任用贤良，联齐抗秦，拯救楚国的危亡。然而楚王却重用小人，听不进劝告，因此使屈原大失所望。诗中描写了屈原不能实现理想的痛苦心情：“青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车既驾兮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倚给令兮长太息。涕潺谖兮下露轼。”对小人从中做梗，作者给予了抨击：“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太狺狺而迎呔兮，关梁闭而不通。”“众踥喋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宋玉在诗中，也道出了自己的不平的心声：“坎廪兮贫土失职而志不平。郭燕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窃慕诗人之遗见兮，愿托志乎素餐。”这些都是作者失志后内心苦闷和不平的真实自我写照。但是，由于宋玉性格软弱，更由于其没有经历过屈原那种真实的生活遭遇，所以，宋玉也就不可能像屈原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那样强烈，调子比较低沉：“愿衔枚而元言兮，尝被君之渥洽。”
“欲寂寞之绝端合，窃不敢忘初之厚德。”“赖皇天之厚德，还及君之无恙。”从这些句子看出，宋玉的软弱和屈原敢于斗争、坚韧不拔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高唐赋》、《神女赋》、《登待子好色赋》三篇，都是针对楚襄王而写的，是“假设其事，讽谏淫惑也。”
“楚辞”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评点】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见龚育之、逢先之、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泽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1958年1月12日致江青信。
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鉴赏】
毛泽东从青年起，《楚辞》就是他最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在他的一生中，有关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很多。
有关毛泽东读《楚辞》的最早记载是1918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在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无不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由衷地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赞美之情。
在延安时期，《楚辞》也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还让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给他。
为此，1957年12月，逢先知特请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列了一个目录，共50余种。这一时期，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凌晨，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李银桥等卫士让他进防空洞，他坚持不去，并让卫士把蜡烛占燃，继续看《楚辞》，读得津津有味，聚精会神到忘乎一切的地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李银桥再三催促，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脱口说到：“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样呢？我又回来了，他（指蒋介石，笔者注）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国民党的炸弹扔到我脚底下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同年9月，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陪同的有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等。到了安徽后，他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和朱熹的《楚辞集注》。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推荐了这本书，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他从《楚辞》谈起，又谈到了《论语》及朱熹的注。由朱熹谈到了程颢和程颐、周敦颐、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和客观唯心主义，还谈到了中国古代具有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
特别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1972年访华时，毛泽东赠予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由此可见，毛泽东喜爱楚辞之深。
毛泽东非常喜欢读《楚辞》，而在《楚辞》中，他尤爱屈原的《离骚》。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他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集为一小册子，题为《讲堂录》，并把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和《九歌》手抄下来，订在这本小册子的前面，又写有自己对《离骚》各节内容的概括，且评价很高。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初次会面，谈了很长时间，两人无所顾忌，海阔天空，中外古今，无所不谈。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对于《离骚》尤感兴趣，主张对这首长诗赋予新的评价。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将《离骚》印发并发给与会每一位同志。1月16日他在讲话提纲中又说：“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在1月21日的结论提纲中，又举出《离骚》中的诗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所带走的一大批各类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撰的《古义屈宋音》这两本书，在后一本书中，毛泽东曾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做了不少的密密的圈划。可以说，他从青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百读不厌。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欢屈原的作品？
首先，从艺术风格上看，屈原作品，特别是《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像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欣赏特点。
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不仅代表着战国时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即湘楚巫史——神话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像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像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日本学者藤野发岩在其《巫系文学论》和《天问与卜筮》中一再强调说楚辞是“巫系文学”，这是有相当见地的。
屈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创作的，无疑地，这与孔门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所体现的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在他的作品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
如果说，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这是朴素而自发阶段的话，那么，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屈原的作品中，他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像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神杂处，寥廓荒忽、羌人香草、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巫咸夕降、羲和弥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奇异、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屈原所处的楚国，正是巫史文化向理性文化、自然宗教向社会性宗教过渡的时代，也就是说，楚国逐步吸取了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而形成了楚文化的特色，才使神话性文学创作同社会现实之间构成“同一性”，才能使这位具有博大深沉的历史忧患感诗人，运用理性反思历史，反思传统，探索真理。因此，屈原的作品，形式是浪漫的神话的，思想内容却是历史的现实的。毛泽东主张创作应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正是他的原则。自然他也喜欢阅读、欣赏这类作品。
其次，屈原崇高的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人。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下层的普通百姓，都把他作为楷模而敬爱。在《离骚》中，主人公（实质是自己的写照）始终是一个顽强执著地探索真理的形像。这个形像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不懈的斗志。当理想破灭时，他更表不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个形像纯洁、高大、完美，司以“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已经远远地超出流俗和现实。
毛泽东很赞赏司马迁对屈原这样的评价：“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显然是将屈原的作品同他的人生遭遇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评价的。屈原本为王族，早年为楚怀王左徒，位居高官，生活于宫廷禁苑，如果不是被两次放逐，也不会写出那样的好诗。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古以来的好诗，都是如司马迁说的那样，是处于逆境的人的“发愤之所作也”。故而毛泽东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出身于湘楚之地的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和情操，更是深深地敬佩。1954年lO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访华即将回国时，毛泽东引用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向客人介绍了伟大诗人屈原，说他在17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
在这一天，人们吃粽子，还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