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引的毛泽东谈《老子》中的福祸相互倚伏的观点，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评述的。在这里，毛泽东教导人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光看它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强危机感，保持头脑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毛泽东在这里举《老子》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国内曾发生过一部分群众闹事；在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泽东却认为坏事可变成好事。群众闹事“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匈牙利事件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匈牙利现在比过去更巩固了”。
明白了矛盾着的事物的两端相互转化的道理后，接着就是如何促进这种转化了。据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一文中说，据传毛泽东曾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估且不论，但《老子》中充满着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韬略智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矛盾转化的原则，这些韬略智谋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之应用于革命之中。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的生意。”
这里，毛泽东就是运用了《老子》中“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计较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着眼于最终的获取，最终的胜利。丧失是为了取得，退却是为了前进，毛泽东对老子辩证法的运用臻于化境。当然，智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阴谋，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
1964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指明这一点。他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这一坦白和径直的分析，值得人们思考与回味。
五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对老子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又分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也很感兴趣。他在提交给他的一份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上批示道：“印10份交我为盼。毛泽东二十七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对这场讲座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前面引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会会闭幕会上的一段讲话。毛泽东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四、《诗经》是反映老百姓心声的歌谣
毛泽东认为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大部分是描写百姓的诗歌，他一直非常喜爱，曾就该书从内容到表现手法做过部分的评价，也曾多次引用。
【简介】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所以又叫“诗三百篇”。最初只称《诗》。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后，才称《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之一。《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年间的诗歌。这些诗相传是周王朝派专门官员到民间采集而得，称为“采诗”，后经孔子删订成书。近人多以为《诗经》的删订，是出于周代各国史官或乐师之手。
《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
“风”指“国风”，是各地的土乐，包括周南、召南、邺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等十五国风共160篇，多为民间口头创作，反映了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生活、劳动生产、婚姻恋爱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
“雅”是正的意思，“雅乐”是正乐，是宫廷演唱的民歌，多是贵族作品。分大小雅。
大雅是西周的作品，音调沉厚，反映了周族的兴起及兴盛时期农业生产的情况，也有对西周末年政治不满的讽刺诗。小雅是西周末期和东周时的作品，音调比较轻快，反映了当时纲纪废弛、社会混乱以及人民的悲怨。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和歌辞，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计40篇。多为歌功颂德、祷告祈福的作品。
《诗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社会。其中的民歌部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和愿望，思想内容是健康进步的。它运用四言诗的形式，大量使用赋、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语言朴素自然、音韵和谐流畅。它标志着我国诗歌的成熟，为后代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历代诗人学者的第一部教材。
【毛泽东评点】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紊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集。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鉴赏】
《诗经》是毛泽东少年时的启蒙读物。后来到了长沙的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也是他最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例如1913年，他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笔记《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多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贴切地表达了毛泽东为寻求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心情。
毛泽东不仅诵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解释。毛泽东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但毛泽东对于《诗经》的种种解释是有自己的特定见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
‘发愤之所为作也’，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貊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作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魏风·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第二，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
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著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两句：“有，我有。”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晚上当姚淑贤给主席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的望着她，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日：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主席说：
“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笑笑，做个手势，意思是“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为姚淑贤写的诗，是录写《诗经》中《静女》的一段。这首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吻写幽会密约的乐趣。那位姑娘按照约定在城楼角等他，故意藏起来，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蹰。等到他发现她已经依约来到而且深情脉脉地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
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录写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把失约的经过讲了。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毛泽东的这件轶事，充分体现了作为伟大领袖虽日理万机，但也体恤下情，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局外人，也倍感毛泽东的慈祥和温暖。
五、《楚辞》与《离骚》是楚国巫系文化的辉煌结晶，《天问》也了不起
出生于湘楚之地的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和情操深深地敬佩，《楚辞》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欣赏特性。两千多年前的《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充满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毛泽东称之为“了不起”。
【简介】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是即《诗经》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一词从何而来？一般认为，它来源于刘向编成《楚辞》一书。西汉成帝时，刘向把屈原及屈原以后的楚国作家宋玉、景差，以及两汉时的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和刘向本人所作辞赋编成一集，定为《楚辞》，共十六卷。从此，“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楚辞》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的形式。
楚辞有其独特的地方文体特色，楚国一带其语言、音乐、宗教等都在诗歌中留下了明显的特征。一是在“楚辞”中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口语，形成它在语言艺术上的风格。如“些”、“灵”、“寨”、“羌”等等，比比皆是。二是楚国的地方音乐在楚辞中有明显的痕迹。如楚辞中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三是楚国的原始宗教色彩在楚辞中得到很好的反映。当时南方的楚国，巫术迷信非常流行。在这种巫风盛行的风俗中，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养育着丰富的想像力，这些都成为“楚辞”文学中的养料。
如《离骚》中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等等，都是最好的印证。
“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屈原。除代表作《离骚》外，屈原的其他作品，如《天问》、《九歌》、《九章》等也都是不朽的名作。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抒情诗歌，也是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诗歌。
《离骚》，凡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一篇带有自叙性质的诗歌。《离骚》者何义，历来颇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司马迁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与之相同的是班固。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以为“离，别也；骚，愁也”，“离骚”就是“别愁”的意思。项安世以为是“骚离”的倒言。姜亮夫旧时以为是“离”的别构词，但后来他却认为司马迁和王逸的解释比较公允。
近人有人认为是歌典名，与《楚辞·大招》所说的“劳商”为双声字，同实而异名，其含义相当于今天的“牢骚”（游国恩《楚辞论文集》）。
《离骚》一诗的基本内容就是诗人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进行的追求和不懈的斗争。
《离骚》大致可分两大部分，八个段落，再加上一个尾节。
首段，从《离骚》一开始就叙述了作者的家世出身，生辰名字。
从其早年起，屈原就努力培养锻炼自己的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伟大事业。第二段写当他自己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参与国事时，却遭到了腐朽保实势力的排挤和迫害，楚王听信谗言，将其放逐，但他“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欲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人不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表明了他志行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第三段表现了屈原虽身处困境，但他“伏清白以死直兮，因前圣之所厚！”仍将继续斗争，宁死不屈。第四段表明自己虽遭排挤，但“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明屈原绝不改初衷。以上四段是第一大部分，主要写屈原对自己大半生斗争历史的回顾。第二大部主要是屈原对自己未来道路的探索：第五段借对他的劝告，反复申言自己的斗争关系到楚国的安危，因此决不能妥协。第六段屈原通过幻想境界的描绘，陈述自己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希望破灭后的痛苦心情。第七段借灵气与巫咸劝告，提出远离楚国的设想，进一步揭露楚国统治者的腐朽，反映了屈原坚持理想、始终不渝的顽强斗争精神。第八段着重抒写屈原热爱祖国，眷恋故乡的沉重心情，“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从幻境回到了现实，集中反映了屈原忠于祖国的爱国主义感情。
最后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总结全诗，立下了铮铮的誓言：即使没有人和我共行美政，但爱国之心不变，宁愿追随前代的贤臣彭咸投水而死！最后，屈原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自沉于汨罗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