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与作品，她们以自己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和审美倾向，以自身大胆的人生追求、情爱轨迹和不懈探索，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女性风格。庐隐、冰心、萧红、张爱玲、丁玲、凌淑华、石评梅等可谓那个时代中众多女作家中的翘楚。她们以自己独特的人生践履和风格特异的文学作品，建构了风姿独特的精神世界，并与时代撞击、渗透，时至今日仍能提供巨大的思考空间和启示，让人激动叹惋。
时代的历史性变革常带给人前所未有的机遇，对中国现代女作家来说，五四运动是更为直接的渊源。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千年帝制，但并未动摇封建文化与意识形态本质。1919年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才真正在文化层面予以突破。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精神成果当在于对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妇女和妇女问题第一次被放置在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内予以考察，并进入启蒙者的思考视野。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启蒙召唤下，一批女性走入社会，走入文学，破茧成蝶，成为一代新女性。初登文坛的女作家大多以自我生活写起，具有强烈的自我精神传略的特征。她们以自己的人生体验更痛切地体会到了女性生存的不易，故而自觉地充当了女性的代言人。比如庐隐、石评梅、丁玲等，包括了张爱玲的《私语》之类散文，萧红的散文和《呼兰河传》诸多章节，都在作品中或直或隐地描述了她们艰苦奇诡、充满曲折坎坷的人生探索。除了张爱玲之外，她们创作的时间都比较短暂。庐隐从1925年商务出版社出版其第一篇作品至她生命终止，只有十二三年；石评梅开笔于20年代，1928年就患病辞世，还不到六七年时间；萧红从1932年开始创作，1941年在香港病逝，也不过七八年时间；丁玲从1927年开始写作，1936年去延安，创作风格几经变化，能够代表她女性写作风格的作品大都写于现代。这些女作家何以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作了几十万字到上百万字不等的作品？以如此绚烂的才华而只昙花一现，更是让人惊异、惋惜。
集中在这些女性身上有一个关键词尤需引起关注，那就是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当时所有有梦想的女性为之热血沸腾的一个词：“出走”。戴锦华、孟悦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有一段诗意的表述：“现代女作家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①所指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此之前的二千多年里，在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制度威压下，在各种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方面的封锁与禁锢面前，女性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她们不得不被围困于家族、寄食于人，先是父亲，后是丈夫，然后是儿子，因经济上受制于人，心理上便也臣服于人。女性不能离开家庭独立生存，她们的一生被紧紧捆缚在男人身边。“女性一生都受家庭规定，妇女的本质和地位即她的家庭地位：‘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妇女在家庭中的从、服是她社会生存处境的统称，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这便从经济与人格两方面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于是，父系社会又势必以某种符合统治原则的方式将女性重新安插在自身秩序内。这便是家庭和氏族系统所发挥的另一种功能，它将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从而纳入秩序。无怪乎女人的一生都逃不脱家庭的规定，只有在家庭里，她才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才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②
与此同时，男权中心的各级统治者们制订出各种规范和要求，男子的话语权力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恰如克里斯蒂娃已指出的那样，女性若想进入这种为男性把持为男性服务的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她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对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要么，用不言来‘言说’，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③
在欧洲，主体概念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偏斜和疏漏。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人的抽象集合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把女性包括在内。所有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行动者，其实都是由男性来承担的。这种状况就像是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描述的：“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而存在的。……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④
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以一声严肃的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叛离了家庭，开始了自我寻找，自我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勇敢的历史性姿态，她们选择了娜拉式出走。“娜拉”是挪威著名著剧家易卜生的剧作《娜拉》的主人公，不甘心做家庭的牺牲品和丈夫的玩偶而离家出走。1918年《新青年》刊载了其全剧文字，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袁振英、鲁迅等人纷纷撰写了与此剧有关的文章，娜拉于是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新女性观的全部标准，成为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自由的镜像。
一代女作家都有形式不同的出走阶段，而出走的人生经历带给她们人生和创作的影响是至为深切的，甚至就此影响了她们对人生的看法、思考的深度，甚至人生的走向。庐隐和石评梅为了理想而出走，在遭遇爱情挫折后先后沉入空虚和梦幻，早早离开人世；萧红为反抗包办婚姻孤身出走，却在经济压力下遭受更多困苦，未得永年；丁玲幸得加入革命阵营，到了延安，然而她的一生更是让人唏嘘慨叹的一生；张爱玲幸而有母亲和姑姑接纳，在光怪陆离的大都市里有了一个落脚点和经济上的援助，使她得以从容地创作，然而男人和爱情成为她人生的滑铁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肩负起生活的重担，终至困顿后半生。这些经历拓展了她们创作的内容，并因此形成各自风格迥异的写作特点。庐隐的真诚率直和强烈的叛逆精神，石评梅的哀艳清幽，萧红的对人类的愚昧的冷静洞察，张爱玲的对人生真相的透彻了解，丁玲的对女性生活的敏锐观察等，这在当年就已得到鲁迅、茅盾、傅雷、郑振铎等一代大家的赞誉。鲁迅称萧红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说她的作品“力透纸背”，有着毫不逊色的男性的“明丽和新鲜”。茅盾为萧红和庐隐做专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傅雷对张爱玲尤为关注，为她写过《论张爱玲的小说》等专文评论。
而这些女作家的创作确实反映了时代的种种风貌，为当时的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她们的作品各具姿态，各有自己关注的领域，但在内在精神脉络上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她们都在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后，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同时在国门大开之日也学习了西方文明，因此她们得以站在一个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历史横断面上来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和女性生活。有了这样一个站立的高度，她们的目光更旷远，更深邃，更能深刻触摸到现实生活中女性悲剧的本质。在结合了自身生存体验之后，第一次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独立自强的女性主体意识。而在她们小说中表达出的对生命个体，尤其是女性生命的强烈关注，对自然万物的深切热爱和对温馨家园的永远憧憬和追求，构成了一个不自觉的生态场。这些女作家未能受到生态思想的影响，缺乏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但是触感敏锐的她们却以自我或他人生存的艰难黑暗的跋涉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她们发自内心地呼唤温馨友善的人际生态，呼唤人们尊重每一个弱小的生命，尊重女性，让生命之花自由绽放。她们通过女性生命在严酷的社会和男权中心制度的压迫下的萎败、毁灭的一个个现实案例的描写，昭示了女性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恶劣和时代精神文化生态的败坏。这是她们作品的最大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