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114写作的成熟是在她去国离乡之后。在这之前，她的《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展露了非凡的叙述才华和犀利的透视眼光。但总的来看并没有与当时的潮流叙事拉开距离，走的还是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一路，对文革带来的伤害进行描述。而当她离开祖国，站在一个全然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来思考自己国内的写作素材时，焕发了崭新的活力。
一、移民视角
比较而言，严歌苓所感受到的边际状态比汤亭亭、谭恩美都要严重得多。因为汤亭亭、谭恩美都是在海外长大，很多适应的痛苦、边际的碰撞在她们母亲那一代早已经体验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她们早已经在美国社会扎下了根。而严歌苓单枪匹马从大陆杀向美国，从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全然陌生的环境。所有一切都需从头再来，就像一个刚入尘世的婴儿一样学习如何生活。她必须重新学习语言、改变生活方式、适应全新文化等，必须面对新环境对她的排斥，必须忍受并博取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是空前的，这些成为她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在她许多作品里都有精彩展现。
作为新移民作家，严歌苓一直非常关注并投入了极大的激情描写移居美国的华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其中相当频繁地出现了移民的生存状态、移民心情和移民形象。尤其是刚刚进入陌生国度陌生城市的孤独感、飘零感、被排斥感，渴望融进那座城市却处处受阻，因自己的贫穷、格格不入而自卑、尴尬的异己感。严歌苓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文学是苦闷的一种生态，最起码不是消极的生态。可想而知，美国的生活离我曾设想的青灯一盏，红楼一卷的清高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于是苦闷也别是一般滋味。我近年来潜心研究了近百万字的华人移民史，发现自己或多或少与这五代移民有着相似的心情与苦闷。移民的故事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有一日它终将形成大气候，形成移民文学。”115
《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入侵的另类，甚至让街上的行人不舒服，“我瞟着大楼阴影中一张张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们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大楼阴影里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异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审讯更剧烈的恐惧。”一种强烈的异己感。觉得自己与那个世界是隔绝的。其中“我”是作者不厌其烦用了大量笔墨塑造的系列形象。她曾在访谈中承认，《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就是她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小说本就像是一柄陋勺，它有它的谦卑，谦卑的它只取一瓢饮，它痛饮的，是个体生命不可替代的体验和时间中转瞬即逝的诸多细节。”116也更多地掺杂了别的女性的生活和经历。她们在海外更多遭遇的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经济困境，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为种族歧视而带来的经济困境，因为她们是华人留学生，没有身份，只能非法打工，从事最底层的服务行业，为一日三餐而劳碌奔波。《无出路咖啡馆》中“我”这个大龄女留学生总是挣扎在生存边缘，为房租、水电、一日三餐和求学梦想而极度疲惫地奔波。她很想把这一切都处理好，能读好书拿到全额奖学金，能准时付清房租，和自己所爱的外交官男友顺利走向婚姻等。但是一切不在她的掌控之中。因为她来自共产党国家，有一段从军的经历和十多岁参加革命的高官父亲而受到FBI的追踪和长期审查。她因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餐馆打工的工作，接着不能再在房东家住下去而与几个赤贫的画家合租没有暖气的房子，失去了奖学金，最后也失去了爱情。小说中“我”所能承载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生存的，心理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被当成了一个危险的入侵者。
她所描写的其他移民生活也大抵如此，比如画家海青和他的同伴们，结婚只能买两块钱的戒指，生了病只能去态度恶劣的贫民医院，他们没有合法身份，只能打黑工。或者替医药公司或医科大学做药物试验，海青作麻醉试验，舌头有半边失去了知觉；替公司画灯罩；为画廊做画框；在华人餐馆做服务员；在渔行杀鱼等。在这里透露出的移民的艰辛生存。
而在西方人对华人的理解里，含有拯救的成分，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极度贫穷落后的，缺吃缺喝，从那里过来的人们就像从洪荒漂来的婴儿，需要他们的爱和救助。无论房东太太还是男友安德烈或者便衣福茨都有着美国式的拯救激情。房东牧师太太发起教友会为我捐助学费，“我”投其所好讲述的童年节省每天要喝的糖水用以灌溉芒果树的故事所引起广泛的同情。甚至安德烈对我的爱里也包括同情我童年里蛋糕、圣诞树的缺乏。当然这些都是极为善意的表现。只是在这份善意里有着文化上的误解。这在黄玉雪笔下也有呈现，在她成功历程中得到了相当多的白人的帮助，她也能以开放、坦然的心态接受帮助；但严歌苓笔下的女主人公显然更清高更自尊，她对这些帮助更多是感受到难堪、抵触，进而逃离。这是因为严氏三十岁以前的生活成长教育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将她打造成中国思维、情感和待人处世的方式，她愿意吃苦、奋斗，却不愿意接受施舍，所谓贫者不受嗟来之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和坚持，使她更是要刻意地在外国人面前维持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无出路咖啡馆》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深可玩味的，在跨越几十年的中西两种文化境遇里女性相似的困境和挣扎方式。作者似乎试图挖掘出顽固的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的塑造和打压，而女性为了冲出厚障壁，不得不启用原始的女性性别武器，以征服男人来征服天下。小说围绕两对三角恋情展开，过去时里的母亲（殷恬菁）、刘先生与父亲（李师长），现在时里“我”、里昂与安德烈之间的爱情纠葛；里昂、王阿花和海青之间的故事。作品有意将十六岁的母亲拎一个小花包袱进上海的故事穿插在二十九岁的“我”到美国求学的经历讲述中。母亲当年只有十块大洋、两身旗袍和对自己人生的笃定和沉着，“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刘先生和李师长成为她发起主攻的对象，她因此得以在举目无亲的大上海成功立足，之后成为师长夫人。
而“我”孤身一人漂洋过海也只有几身衣服少量的钱。因为赤贫，九千块奖学金对我生死攸关，而五短身材的翰尼格教授大权在握，为了得到他的推荐，我不惜牺牲自尊，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向他大献殷勤。“一个小包袱闯大上海的少女”与在芝加哥艰辛求学的二十九岁女子合为一体，她们在精神、行为方式上都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无论在旧中国还是在几十年后的美国繁华都市芝加哥，她们都处在男权统治的世界里，都需要突出身上的女人特质来获得成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中西文明熏染的“我”不愿正视自己的行为，不愿承认自己在处心积虑以色谋求奖学金，一直在替自己开脱，说在这个献媚的过程中，母亲一直隐身其间，“我想这可不是我在对你笑，翰尼格教授，是我母亲投身在我肉体灵魂中的那部分在笑。我母亲潜藏在我体内，左右我在这个生存关键时刻的举止和表情。”“我母亲此刻牵制着我的四肢和腰肢。”“这整套动作都是我母亲附在我身上干的。”“因而我脸上再现了她对李师长的一颦一笑，我身躯复制了她十八岁时的一举手一投足。”为此，我笑出了不属于我的暧昧的笑，说出了不属于我的暧昧的话，忍受五十岁光棍男人的搂抱安抚。
母亲进城和“我”出国成为同义语，都是要在陌生环境里建设梦想，实现梦想，靠征服男人而打出一片天下。作品高妙在于把依娃?庇隆，嘎拉?达理，杰奎琳?肯尼迪，南希?里根，黛安娜王妃等都拉了来，“这都是赤手空拳，仅靠自己做女人做出的成绩，赢得了女人所要的整个天下。”“去征服一些伟大的雄心勃勃的男性，不靠身外的一技之长，甚至连姿色都不那么要紧，她们凭的就是这一点：她们是女人。她时刻不忘这一点，不断完善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做足功夫，使这一点的每一滴资源都得到彻底的开发利用，一本万利的获取。大手笔的女人不是去学男人的本事，同男人抢饭碗，最后把男人们弄到半失业而只得向她们言和投降。最棒的女人是伺候着男人们去征战而夺下的江山归她们守。”“好好做女人 ”成为叙述中一个关键词语，而所谓的做也只不过是征服一个权势男人从而使自己过上温暖舒适的日子。这与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中男人视女人为花瓶，为欲望的对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作者写出了我内心的挣扎和屈辱，以此对这种预设的女性身份做出了质疑和批判。
终因“我”过不去内心设定的尊严那道关不肯再进一步而前功尽弃，没有得到奖学金。最后“我”离开安德烈和里昂，前去照顾中风失忆的刘先生，一个断肠人陪着另一个断肠人。
作品还提出了一个“牺牲”的主题，怎样为所爱的人牺牲，这些牺牲有没有价值。单薄瘦削、醉心于音乐的里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梭罗式的自由主义者，只为自己和艺术而活着，为了他的纯粹的音乐，不愿意进入社会体制内工作。当王阿花宣布自己怀孕时，里昂第一反应是十分沮丧，认为王阿花将要彻底毁掉他和他的音乐，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并在争执过程中恶语相向，锯子割伤了阿花的大腿和里昂的手腕，在鲜血淋漓里，两人清醒过来，他们终于成为一对末路情侣。因为里昂情愿卖掉自己的一个肾，也不愿意接受平庸的工作过世俗的生活，他要坚守自己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王阿花为了成全里昂，做掉孩子，与海青同居。如果没有真正的深爱彼此，是不会有这样惨烈的牺牲的。“我”忍受FBI一次又一次的骚扰，丢了打工的工作，失去奖学金，一度困窘到无以为计，付不出房租水电，从物质到精神都几乎崩溃，这是我对外交官的男朋友爱情的牺牲。而安德烈为了让我不受骚扰，辞去了外交官的工作，靠翻译文稿为生，是他对爱情的奉献。刘先生为了菁妹的爱，40多年相思牵挂，一直到他患了痴呆症，他的脑海里就只有菁妹的那段时光了……
然而，我们又会发现，这个主题是不断被质疑的，甚至被嘲弄。里昂的牺牲在王阿花看来，“他荒诞到了凶残的地步，还是凶残到了荒诞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绝不愿意参与他对自己的摧残，我绝不要做他对自己摧残的理由。”也被他自己认为是不堪回首的痛处。而他对艺术的顶礼膜拜，对音乐的痴迷执著换来的却是三餐不继，生活困窘。这不是对他的牺牲的一个极大的嘲弄么？刘先生四十余年始终如一的爱着他的菁妹，想像他的菁妹是在枪弹逼迫下嫁给了李师长，却不知菁妹给他和自己撒了个大谎，是菁妹在对利益的选择中，选择了李师长。将复杂而又漫长的人生经验浓缩在刘先生失去记忆的那一段时间，尤其当这美好而又令人心凉的故事通过一个中风患病，对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的时候，更使其具有某种亲切又疏离的沧桑感和凄凉意味。作者似乎刻意指出，在金钱、物质至上的现代文明社会里，“牺牲”既是一份昂贵的让人难以消受的馈赠，又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奢侈品。
为此，作者设计了两个场合，一个是当“我”去见男友安德烈时，戏剧性的辛辣对比。“我”为节省一顿饭钱从中午饿到第二天，并不惜以德行留下污点的代价从书店偷了上课要用的教材。因为买不起。而安德烈手捧十元钱一支的玫瑰，带她去吃昂贵的早餐，并告诉侍者“我”的各种饮食怪癖。之后让劳拉陪“我”去买晚礼服以观看优雅的芭蕾舞。忠实的劳拉帮“我”选购的衣服花光了我所有的钱。为了看完芭蕾舞之后还能继续活下去，“我”让阿书陪“我”退掉衣服，去另一个廉价商店买了一套极便宜并可以退还的衣服。夸富炫贵的芭蕾舞会场和挤得臭汗淋漓的廉价商店；在房东家为躲房租而贼一样小心谨慎与优雅的早餐地点。画出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生活，一边是丰足、华丽和典雅的外交官夫人生活。分明是两个阶层的生活。
另一个场景是在安德烈、里昂与我的一次早餐桌上，里昂和安德烈有过一次极为激烈的冲突，这两个都爱着“我”的男人唯一一次面对面。在里昂看来，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朝着这个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他认为安德烈这样的人把自己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的生命都早早的卖给别人。里昂指责安德烈不懂得牺牲，任凭FBI折磨“我”的身心。
而以安德烈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看来，里昂这样的人自以为是，活得连基本的生活体面都不要，可以靠救济金、失业金糊口，这样的人怎么能奢谈艺术呢？而正是他们辛勤纳税，才由政府将税金变成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一批对社会负有重责的人，优越感从何而来呢？因此，安德烈用付帐的方式羞辱了里昂，“我这个出卖了自由的奴隶用他的卖生钱宴请一个自由人，这不是很滑稽吗？也很不公道。我也许像你说的那样，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卖了，但我换来的是尊严，是给一个女人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这个尊严和力量，我根本不会走近任何一个女人。尊严和生存能力，给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去爱女人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你连雄性也没有。”这不仅仅是两个男人为争夺一个女人的斗争，而是两种生活理念、两种价值观的交锋。是对“牺牲”这个主题的不同理解。很显然，作品中“我”认同安德烈的价值观，这是一种更现实、更物质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