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以儿童视角写作时，往往掺合了成人经验，成人意识，用属于成人的眼光来回望那一段昔日岁月，于是在那些昔日岁月的吉光片羽里，既有温婉惆怅的追怀、眷念，也有属于成人的追悔、反思、审视，这样的眼光能否还称之为儿童眼光，在此很难断言。严歌苓的作品中，即使小小的人儿，也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的力量，那来自儿童的冷冷的观察显得有些刻薄，有些恶毒，这种眼光是掺杂了成长后的明白和异国文化心理的熏陶的，而剥去了当年身在局中的痴迷和懵懂。
如果说在《黑影》里社会内容还只是一种症候式的显露，潜藏在儿童视角的后面，欲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在《人寰》里则采用了多重复合结构，用两种视角穿插讲述。《人寰》是一个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题材，但是，不同于已经广泛流行的政治－人性化的叙述范式，而另辟蹊径采用了儿童视角和从国外归来的四十岁女人的视角展开。用一个爱情框架来反思那段历史。
“我”父亲与贺叔叔的交往是叙事的主线，“我”与贺叔叔的奇特的情感纠葛是辅线。贺叔叔从小乞讨百家饭长大，十四岁参加革命，十八岁扫盲，以自身经历写作过短篇小说《紫槐》而成为作家。贺叔叔渴望更大的文名，于是利用了父亲。父亲家庭出身不好，还经常写作一些杂文，这使他在反右时极为危险。负责审查作家政治态度的贺叔叔保护了父亲。父亲主动提出帮助贺叔叔写作，极尽心血和才华用四年的时间写作了一部百万字的巨著，虽然没有明言，两人实际上在等价交换，那就是贺叔叔利用他的权力给予父亲一家政治上的安全保障，父亲成为贺叔叔的文字苦力，为他捉刀代笔，以手中的笔保护了家和年幼的女儿。这在贺叔叔看来理所当然，是付出后得到的回报。然而父亲的心变得极苦，既有报恩的想法，又有不平和怨气，于是在文革中贺叔叔的批斗会上，“从来没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的父亲出其不意打了贺叔叔一个干脆漂亮的耳光，他是为这份屈辱的劳役而打的，但是在那个特殊境遇里，人人都认为他是为了自己撇清关系。这使得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和意味深长。这个耳光使父亲看到了自己人格中的卑劣。而更严重的是，这一记耳光使得贺叔叔处境恶化，他坐了三年牢，被打断一根手指，后来又被发配到贫瘠的出生地给看瓜人当下手，受尽折磨。父亲后半生艰辛地活在愧疚里。文革结束后，他又开始为贺叔叔写作，这一次是为了赎罪。“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纯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如果仅仅指责或讨伐一个贺一骑那样的掠夺者，这个故事就太单纯了。贺一骑在作品里有非常复杂而深刻的意蕴。你不能不佩服严歌苓刻画人物的准确，寥寥几笔就呼之欲出了。仅仅一个照面就把贺叔叔与爸爸的不同境遇，心理状态全都描画了出来。贺叔叔从门前栅栏上一跃而过的轻盈速捷被解释为一个符号，“逾越、冒犯、侵入。”他在打扮上带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留一个清爽的发式，一个总存积三两日胡茬的下巴，哪里都显得坚定、快乐。”对体嗅的精心处理，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快乐等，显示出的是一个新解放群体的风姿。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精明世故通晓权术之人。而父亲刚好相反，是个天真之人。贺叔叔不是君子，他施恩是要图回报的，把一切都看作交易。打了贺叔叔的爸爸在两年后也被揪出来发配到“五?七”干校。
父亲的形象被作者做了夸张和变形，有些漫画化地描画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可悲与可笑。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要求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求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求他有君子人格，刚正不阿，不依附权贵，不溜须拍马。然而现实生存却要求他屈服于权力，屈辱地为他人写作。爸爸的尴尬无处不在的体现在他的穿着打扮和举止上，领子“如同砖缝里长出的芽叶，不得伸展，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儿，胸口的两个口袋也像他的眉毛一样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来”，细瘦的身材，越来越驼的背，意识到自己驼背后的挺胸“实际上是耸了耸肩”，还有一副对悲哀事物准备就绪的眼神和他不自在的仅用双脚外侧撑着地面的站姿，他用咋咋乎乎的哈哈大笑来掩饰自己的软弱，一被诘问，“有个哑口无言的瞬间，一对大眼空白地鼓胀。”这无疑是一只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预感到穷途末路的兔子，即将到来的命运已经在身边人身上验证了，气息奄奄的等待命运的宰割。对父亲服装外貌的描述就是他灵魂人格的外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漫画式表现：委曲求全，卑微畏缩，缺乏尊严和骨气。
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受害人，在与贺叔叔的合作共谋中，他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中的屈辱和心酸都有自虐的成分在里面。他缺乏奋起反抗的勇气，也缺乏孤傲挺立的骨气，只求一份安稳，给妻子女儿求得暂时的安宁空间，他自愿出卖了自己的才华，一再为贺叔叔卖命。他成为那个时代大陆知识分子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写照。荒谬的崇高和隐忍的屈辱高度凝练在一个人的体内，将一个人的精力和才华剥夺的同时也磨尽了人格尊严。表层的救援与报恩和实质上的相互利用构成父亲内心冲突的缘起。浸透在血液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他所知道的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道德信念使他不能面对被剥削的残酷真相。男人间的友谊被政治窜改，传统的君子扶危济困的侠义风范掩盖了掠夺和虚伪，所以“我”一再说：“他们之间向来就存在着一点儿轻微的无耻。”
当严歌苓反复写作这一题材时，目光变得极为犀利，曾经的切肤之痛渐渐变成灵魂里的伤。《雌性的草地》中对专制、政治对人戕害的主题予以深化和重新演绎，女子牧马班被时代潮流激情推挤着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是那个时代所要求她们的上进和革命。她们被树立为样板，也开始了囚徒一样的流放生活。风吹雨淋，日晒露宿，一日几变的酷烈气候条件，潜藏着沼泽陷阱的茫茫荒原，几个风华正茂的女子与众多的马为伴，既要抗争酷烈的自然环境，又要战胜缺吃少穿的物质贫乏，还要战胜自身的欲望和需求，比如性爱、亲情等，苦行僧一样年复一年奔波在荒原。
《人寰》显然站得更为高远一些。“我”明知贺叔叔对父亲的奴役，却与他有着几十年的暧昧纠葛，同样在情感上被他奴役。这是扭曲的时代里扭曲的友情和爱情，但又不仅仅如此。为了强调她写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她绣花针般绵密的叙事针脚串起另一对扭曲的男女关系，“我”和舒茨的情感描写是这一主题的延伸，将这种“扭曲”置于更为宽广的社会场景中，使内涵更为丰富和复杂。六十八岁的舒茨教授和四十五岁的“我”之间的恋情，是对贺叔叔与我、贺叔叔与爸爸关系的集合。他们既是上下属关系，又是恋爱中的男女，也在合作写一本书。再次提到对易感之心的奴役，提到自己与父亲以及祖父一脉相承的清澈的良知、奴性和感恩。反思传统文化的弱点，道德上追求完美使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往往陷入弱势和被动。统治人、利用人的病毒早已经侵入人们的血液，渗透进骨髓。“所谓的深意，往往在于只鳞片爪的寥寥数笔，仿佛一些不起眼的路标，一不小心错过了，便从此南辕北辙。在这种意义上，小说的阅读并不是消极的消遣，而是一场对读者的敏感、专注、理解，乃至智力的挑战。”123舒茨得到“我”的爱也是以各种利害关系为条件，“我”一开始不爱舒茨，主要是为了报恩才接受他的身体。这里已经跳出了政治纠葛，但是理性、清醒、善于控制的强者对易感的弱者的控制并没有结束。
“我”悲哀地发现，“我”和舒茨之间与“我”爸爸和贺一骑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方是恩典庇护却又含有讹诈和奴役，另一方却是廉价的感恩兼付出过重的人格代价。”而“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人生选择其实也是早年那段人生经历得阴影造成的。124两个故事，两对相似的人物关系，一明一暗，形成两两相对的同构叙述，揭示出人性的阴暗面其实是无国界、无时间限制的。而一种心理症结即使漂洋过海也难以解脱。
文革之后讲述苦难的故事很多，但是大多未能跳出意识形态叙事的窠臼，正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批评的奥威尔《一九八四》那样，“把那个可憎的社会的生活缩小成了简单的罗列罪状。”125严歌苓的高妙在于跳出了这层限制。作者一开始就使故事置身于与心理医生交谈的语境，出现在文章的只是“我”的语言，心理医生蛰伏在我的语言中。“我”是四十来岁的知性女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历过大陆的政治风云，后十年在在欧风美雨里熔铸了西式思维方式。她用这种西式目光审视旧日的生活和思想，既怀着怅惘的眷念，又有着反感和嫌恶。她试图在叙述中描画出知识分子的灵魂，并整理清楚自己情感的归宿。这样做的便利是时刻将叙述者和读者牵回过去，记忆尘封中的每一个犄角旮旯，灵魂最隐秘的处所。而四十五岁中国女人用英语向异国的心理医生讲述自己在中国的人生经历，又使得叙述有了一种奇特的张力，这张力是因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女子不得不边讲边予以阐述来缩小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的分歧。
严歌苓的创作常常落笔于国内的人和事，她非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常常与那些底层生存的，有着悲剧遭遇的女性有着感同身受的疼痛感。除了对其生活进行描述外，更是以一颗女性的心灵对作品中的女性进行了精微化、细腻化的心理刻画。
《谁家有女初长成》叙述农家女孩潘巧巧被拐卖到偏远山乡，被拐卖给兄弟二人，不堪兄弟凌辱，杀掉兄弟俩，逃亡到边境一个兵站，最终被逮捕的传奇故事。乖巧聪明的潘巧巧具有好女人的一切素质，本是山野一朵自足开放的灿烂小花，她对人生充满了美好憧憬，对人信赖，对这个世界忠厚宽仁。却被一步步诱入命运的陷阱，被肆意践踏。作者在追问：为什么那些女孩子会被拐卖？她们在想些什么，她们如何面对被拐卖之后的生活？
封闭的山乡因有了电视而吹进了城市文明的风，巧巧（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一心向往电视里看到的繁华城市，要摆脱闭塞的乡村。这是无处不在的媒体影响力，是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殖民和强大的吸附。它给巧巧这类女孩子展示了十分广阔的新鲜的生活空间。在被拐卖之前，这种渴望是折磨她们的最大痛苦。巧巧的向往落在曾娘们眼里，无数个不安份的要强的女子就成为她们谋取暴利的工具，被骗着走向了各自的命运之路。正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形成的驱动力。
她离开家乡，同时也就被家乡抛弃了。“黄桷坪走出去的女孩，如果没有汇款单来，她们的父母就象从来没有过她们一样，就象怀胎怀得有鼻子有眼了，硬给镇计划生育主任押解去打掉的那些娃儿一样，落一场空。那些父母想得很开，这些没有汇款回来的女娃儿就算多怀个十六七年，十七八年的一场空。”这些不带一点叙述情感的语言很有力量。平淡中埋了刺，简简单单，却一层一层不动声色地把真相剥给你看。
认命中的“命”是指命运，也即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一切客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综合。老子也曾认命，孔子也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126这种关于命运的认识已经俗化为中国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了。俗话不是说“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命里只有三斗米”人们称赏儒家的乐天知命，容易满足现状，轻易地就为自己找到了满足的理由，也就是认了命了。“一个女人认了命，自己是不知道的。……巧巧很多日子以后回想起这个晚上时，才懂得自己；她那时才懂得自己其实跟祖母、母亲，黄桷坪一代代的女人相差不大，是很容易认命的。”严歌苓多次用这样的句式来穿插自己对人物命运的观感，假借主人公之口，造成一种反省氛围，一种属于思想者的善于总结归纳的气质。如果没有这些穿插，那么只会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拐卖的社会新闻故事，并且因屡见不鲜而显得题材陈旧。但是严歌苓高明之处就在于她善于点染。她并不想把小说当作“社会疾病的诊所”，而是想深入到一个女子的心灵世界，了解她之所思所想。她们实际上也是自己内心激情的牺牲品。
这实际上是严歌苓一贯的做法，她是个命运感和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很有抗争意识，但同时她也认同人在命运中无可奈何的渺茫感。在强悍的人生风暴面前，人只不过是一粒沙子，愈反抗，坠落得愈快。尤其是女性，很难挣脱命运所加诸给她的困局，因而认命，坦然面对，积极承受，苦中作乐，呈现出另一种美来。
严歌苓评价巧巧是个实惠的女人：她的年轻好看，勤劳能干，肯吃苦会过日子，长得丰腴，带点风骚，能生会养。她的带着笑涡的麻利的小手，肉嘟嘟的巧嘴巴，过五关斩六将的笑等，这里“实惠”是指实用，贴近凡俗生活。在那个偏远的兵站，巧巧的到来激发了二十多个男兵的爱心。人人为她动心，为她的美丽勤快，她的伶牙俐齿所吸引。两个男人与她命运息息相关，刘合欢和金鉴。刘合欢是个实惠的男人。在与世隔绝的高原当了九年兵的刘合欢有点痞，他胸无大志，缺少情操，会利用手中职权，用物品同过路汽车兵交易；成熟，世故，带点油滑，玩世，满嘴脏话，但是他能带给困境中的巧巧以真实的温暖和帮助，他真心爱巧巧并愿意帮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