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金鉴呢？是一个能让女人爱恋，有野心，冷面的男人。固然优秀，有很高的道德操守，有宏大理想，有才华，却高高在上审视着巧巧，除了高谈阔论，发出一些悲天悯人慷慨激昂的言辞之外，无所作为。正是他的正义感葬送了巧巧的性命，他能为失学率，森林覆盖率， “九亿农民在断自己子孙的活路”之类宏大命题义愤填膺，却不同情身边活生生的生命。他是知识分子的象征，摆出高深莫测的精英的冷面，他们的斥问对底层农民现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帮助，他们想要启蒙农民，却根本就不了解要启蒙的对象，所以只会吓呆了巧巧，让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这般暴戾。而金鉴与巧巧的对话中也透露了真实的乡村困境：过早辍学的孩子们，上山砍树卖给城里人做家具，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金鉴说，这是恶性循环，“你们先是拒绝受教育，选择无知，无知使你们损害自己的长远利益，长远利益中包括你们受教育的权益，包括你们进步、文明的物质条件，你们把这些权益和条件毁掉了，走向进一步的无知愚昧――越是愚昧越是无法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越是没有教育越是会做出偷伐山林这样的无知愚蠢的行为。”这些义正词严的斥责用错了地方，他不知道巧巧这些乡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话使她畏缩，惧怕，崇拜，却毫无助益，巧巧几乎要向他和盘托出她的遭遇了，她已经说了一半，可是金鉴能给她的只是一条毛巾。他的愤世嫉俗、救渡天下的知识分子胸怀，大而化之的悲悯情怀却只是书生式的文邹邹的表达。最反讽的是，巧巧正是在法治聋哑的地方被一步步推进罪恶的深渊，而在她生命的终点，金鉴等人却是以法治的名义裁决了她。
《谁家有女初长成》中人贩子也并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曾娘一样的熟人，是“戴着眼镜，笑着一个白净书生的笑”。养路工大宏与傻子二宏，更是一对纯朴、勤劳的兄弟，虽长相丑陋，但是对巧巧百依百顺。之所以会花钱买妻，是因为娶不到妻子。在巧巧初来时并未对她动粗，只是做好吃的让她感动，让她心甘情愿的自己把自己送给大宏。二宏虽然傻得让人厌憎，但他也是像狗一样爱着那个巧女子。大宏对弟弟的无条件的爱更是让人为之心动。正是这样，才让故事更为可悲。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说到一种悲剧“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小说“可以记录潜在于历史学家的不以个人为主的编年史之下的人类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帮助说明事实。127巧巧被拐卖对她个人来说只是人生命运的瞬时拐弯，是偶然事件，所谓命运，就是人力无法改变但它却改变了你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你看那偶然性：谬误是它的兄弟，愚蠢是它的婶娘，怨恨是她的祖母，而它却统治着这个世界；每一年每一日，它通过或大或小的灾祸加重了大地上每一个孩子的生活的苦难，当然也加重了你们的孩子的生活的苦难。”128 “上帝统治着万物，而偶然性和机会又与合作来治理人类的事物。”129而读者清晰看见了它的必然性，文明世界创造了物质丰盛之后，也制造出太多精神垃圾，电视机让她们知道了深圳，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对文明和繁华的向往，沦落到了偏远山乡大宏处时最渴望的由此发生血案的还是那一台电视机。从巧巧踏上远方的行程开始，她就注定是城市文明这架无情机器下的牺牲品。曾娘和李表舅那类人不是个别的存在，他们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都市文明滋生出的垃圾，他们坑蒙拐骗，以钱和性（放黄色录像）污脏了淳朴的乡村，将颓靡的都市气息吹向黄桷坪，将巧巧那样要强能干的女孩子推进悲剧。道德沦丧、良知泯灭，这种巨大的邪恶的吞噬力量代行了命运的功能，改变了一个又一个乡村女孩的命运。在现代化的今天，逃离乡村成为她们的梦想，但她们能去哪里呢？即使巧巧她们没有遇上曾娘，顺利来到了都市，就能实现梦想，就能幸福吗？小说中一直没有正面现身的慧慧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命运，她们在发达城市的工厂流水线上做工，然后拿到极其微薄的薪水，累成肺痨之后只能在家中等死。“一天在流水线上坐十六个小时，吃饭只有五分钟而买饭的队要排一小时，就这样也不耽误深圳天堂般的好。”没有文化，没有技能，被趁虚而入的人贩子抓住她们的天真无知，拐卖到更为偏远的山乡，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满足那些饥渴男人的性欲；……还有另一类女孩，那是在《谁》文中没有出现，却在另一些作家笔下浓墨描述过的女子，《泥鳅》（尤凤伟）中那些被迫或者心甘情愿卖身的女子，她们隐没在一盏盏红灯后面，构成城市另一种不乏诱惑但是堕落的风景。对于巧巧们这类乡村女子而言，似乎没有太多别的出路。她们原本清纯如山间一汪清泉，却在现代化的步伐中迷失了自我。这类女子是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品里所没有的，专属于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创造。谁来救她们？潘富强，长脸警察都知道底细，曾有机会阻止，但他们有能力阻止吗？被金钱、欲望牵引着她们这些山窝里的金凤凰，无数个巧巧都在踏上这条路。
大宏对傻兄弟的仁义、袒护和娇纵，固然是他对死在兰州的傻兄弟的愧疚，也是对这份傻的痛惜和血缘的维护。在大宏的逻辑里，二宏是他在父母临终前发誓要照顾的傻兄弟，是与他共享一切的。他认为女人就是用来享用的物体，如同衣服，而兄弟才是手足，是骨肉。而女人，无论多么喜欢，都是泄欲和生育的工具。是花钱买来的物品，买巧巧的钱里有二宏一份，所以二宏是有资格共享巧巧的。何况二宏对巧巧傻里傻气的好，更何况这个女人不肯给自己生孩子。所以当巧巧被二宏糟蹋后找他评理时，他冲口而出一句：“你又不是没给人祸害过”让巧巧彻底绝望，这使巧巧彻底省悟了自己的遭遇：“所有人――从曾娘、姓曹的，到大宏、二宏，全都串通好了的。他们串通一气，把巧巧化整为零，一人分走一份。谁都在她身上捞到好处，就是她自己成了好处提取后的垃圾。爹疼妈爱的巧巧，最初也不过是这些人手里一块糕饼，大口吞小口啃，巧巧给他们咀嚼，咂巴着滋味，消化。巧巧感到自己此时是一堆秽物，消化后的排泄。”自尊的彻底丧失，所有的屈辱和仇恨都被瞬间唤醒，那一句话拂去了她最后一层面纱，让她看清了真实处境和真实的自己，看清了男人的爱，具体说大宏的爱，这种觉醒残酷得无法面对。“捆只母鸡到场上去卖，你还得费劲撵它一阵，还得抓把好米诱它。拴头羊去宰，也得听它咩咩地吵闹一阵。一个在黄埆坪一贯逞能的巧巧，竟一点都没让他费事，绳子都不要他一根，自己就跑来挨宰了。”这是巧巧最深的隐痛。所有仇恨在瞬间爆发了，提刀杀了兄弟二人，酿造了人间惨剧。于是，荒谬成为合理，守信义重承诺成为罪恶的推动力。
代结语：打捞被历史遗忘的女性
――评罗莎?蒙特罗的《妇女小传》
《妇女小传》里以纪实手法摹写了十五个杰出女性的生活历史，酣畅笔墨下凸现的是十五颗孤独的灵魂。她们才华独具，却要么被误解，要么被遗忘。正如作者所说，“在我们集体健忘的平淡无奇之后隐藏着一幅奇特女性的斑斓景象。有些女人令人崇敬，另一些声名狼藉。她们共有的是一次背叛，一次逃避，一次赢得：背叛了社会寄予她们的期望，逃避了她们有限的女性命运，赢得了个人自由。”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抹去岁月尘埃，让她们浮出历史地表，呈现真相。
她不仅仅是在审问男权社会，也在审视女性，女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为什么她们有着与成功有关的一切条件：聪明、才华、美貌、胆量，却落得一个悲剧的命运？
女性可以是优秀的，也可以是邪恶的
《在风中筑巢》里，罗莎毫不隐瞒自己对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欣赏：“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她的才华和知识胆量，反复思考世界并适应我们时代的急剧变化，我们得教我们的孩子在风暴里筑巢。”她所描写的米德是那么可爱，最初的瘦小，后来“炸丸子似的发胖和变扁。”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巫婆。”她一生都谨严自律，勤奋坚韧，对人类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她每天五点起床，写作三千字之后去上班，用“军需部将军计划下一次战役的细致来规划她的生活。”在野外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她用极大的坚强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比如热带丛林的孤独，龙卷风的粗暴，疟疾的频繁发作，食人族的威胁等等，她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得益于她的这些优良的素质。同时她慷慨、和蔼、注重细节，关爱所有她身边的人。
同样给予不遗余力赞赏的还有乔治?桑，她用《圆满》这个美丽的名词来描述桑的传奇。在她笔下，桑是那么可爱：穿着男装，有一双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么黑，那双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从她急风骤雨般的青年到宁静智慧的晚年生活，桑一直以母狮般强悍的力量，主导着内心的自由和自己的生活。她常常成为被闲话的主角，因为她的众多情人和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但她从不介怀，“她蔑视一切辱骂和恭维，拥有令人惊讶的自由，总是愿意冒险，尝试和犯错。”只关注生命的跳动和自己的作品，更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的生活。用罗莎的话说，她“打破了她女性命运的陈规和闭塞”，活得精彩，富有活力。与很多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老，渐渐腐坏不一样，乔治?桑是渐渐走进人生的宁静和深沉，理性和成熟。
还有《世界是一张床》中超现实主义画家弗里达?卡洛。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她苦难的肉体并不夸张，在近乎恶梦般的车祸之后，她几乎成了碎片，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瓦解。”她以顽强的生命意志一次又一次地与死亡搏斗，建构自我。在她的画展上，一顶带华盖的大床――她一生苦难的帆船，把弗里达抬了进来，她穿着印第安人的艳丽长裙，用绸带和鲜花编头发，戴着前美洲的沉甸甸的珠宝。精心打扮的后面是她穿着铁制紧身胸衣的支离破碎的身体，靠毒品和酒精才能止住疼痛。那一刻，她就像一朵开在盐碱地的小花，苦难之海上升起的绚丽星光，美得让人窒息。
罗莎并不愿意为名人讳言，在她看来，女性可以是优秀的，也可以是邪恶的，她们和男人一样，“能够干出一切美好和邪恶之事。”劳拉?赖丁被作者命名为最邪恶的女人，认为她是“本质的恶，是阴暗的灵魂。”“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她用晦涩难懂的诗歌将一个又一个男人抓在手里，控制他们的思想。而这些男人也就真的像中了邪一样，听任她虐待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其中有一个被他们送进了疯人院接受电疗。
还有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的作者，那个被称为海狸，在数代女人心中坚强独立的女权主义者。她和萨特保存了五十一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完美温情，随着他们私人信件日记的公诸于众，他们冷酷脏泡沫似的一面也露了出来。双性恋的波伏娃与萨特共享情人，他们在书信中互相无耻地评述风流韵事中最放荡的情节，以伤害那些爱他们的孩子为乐事，“就像一出滑稽歌舞剧那样愚蠢、复杂和可笑。”这些描写解构了波伏娃的女神形象。但作者说，虽然如此，波伏娃还是以她的勤奋，她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创造了辉煌业绩，不管怎么说，波伏娃成就了她自己。“成为自己”是作者对波伏娃的宽恕、理解与尊重之处。
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或者细节显然为我们认识这些杰出的女性和她们同时代的男性的一个崭新的窗口。重新截取或被重构的历史被一道犀利的女性目光投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