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就帮助父亲劈柴，担水，在茶馆里打杂。为了糊口，还要拾柴，拾庄稼，或是在镇上提篮叫卖烟丝。冬季农闲季节，他时常和一些岁数相当的孩子，打伙做些纸糊的小玩意，拿到集市上去卖；到了夏天，又率领这些孩子在夜晚捕捉蝎子卖给药材店，以补贴家用。镇上的穷孩子都非常喜欢他，尊重他，有事请他帮忙。吉鸿昌身上所特有的勇于负重、敢作敢为的气质，幼年时代就常受到乡邻的称道。
在那样的年头，不管人们多么勤奋，生活总是很苦，总没办法填饱肚子。可是，“人穷志不穷”，吉鸿昌因受父亲家教的影响，再加困苦生活的磨练，自幼就刚直倔犟，很有骨气，从来不肯向地主老财和恶势力低头。有一年端午节，吕潭镇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镇上几家大地主，在镇子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搭起大棚，吃酒唱戏，寻欢作乐，显示威风。他们还支起一个秋千架，高悬一个纸包，让狗腿子当场宣称：如果谁能打秋千上去，拿到那个纸包，里面的“点心”就全归他，另外再送五块大洋。半天没人理会，有几个农村来的穷孩子，不知底细，想试一试。结果谁也没有打那么高，反被狗腿子一顿臭骂。爱打抱不平的吉鸿昌行经这里，看到这种情景，为了给穷哥们争这口气，立即拨开众人，腾身上去，秋千几乎荡平，伸手就把纸包抓到手里。吉鸿昌一下秋千，狗腿子就跑上来嘲弄，要他快把纸包里的“点心”吃掉。吉鸿昌骂道：“谁稀罕你们的臭东西！”顺手就把纸包摔得粉碎，露出里面装的驴粪。吉鸿昌一见，怒火千丈，两眼圆瞪，愤怒地盯着地主的狗腿子，把对方逼得连连后退。他随即抓起地上的驴粪，突然冲到地主桌前，劈头盖脑地向地主砸去，弄得地主脸上、桌上、杯盘里都是驴粪。看热闹的人，齐声喝彩称快。地主恼羞成怒，忙令狗腿子上来揪他。吉鸿昌毫不畏惧，将先上来的两人打翻在地，后边的迟疑不敢近前。在场群众见地主要抓人，都围上来护着他。地主感到众怒难犯，只好悻悻地溜走了。
1909年春，吉鸿昌到扶沟城里进一家名叫松盛楼的首饰店学做银匠。他在这里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操劳繁重，难得一饱。老板不顾徒工死活，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因受毒物腐蚀，他的双手常被弄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到了冬天，缺衣少穿手脚冻得裂口流血。一年四季都没被褥，冷天他就睡在煤火台上取暖。有一次，身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也被烧着了。后因这家生意倒闭，他又回到家里。1911年，吉鸿昌独自跑了一百多里路，来到贾鲁河与颖河交接点的周家口，又进一家名叫增盛合的杂货行当学徒。俗话说得好：“天下乌鸦一般黑”，杂货行的学徒生活并不比首饰店好。老板见他粗壮有力，除要他在店铺里面忙做生意，还给他增加了很多繁重的体力活，象拉水，劈柴，做饭，喂猪，等等。不但老板斥骂毒打，还要受老板娘的责罚凌辱。这使性格耿直的鸿昌非常恼恨，难以忍受。
吉鸿昌到周家口这一年，正当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袁世凯为了实现做皇帝的梦想，到处招兵买马，极力扩编军队，以增强北洋军阀的羽翼。1913年8月，冯玉祥前来郾城招募新兵，扩展其“备补军”。十八岁的吉鸿昌，不堪忍受学徒生活的煎熬，只身逃出投军。这时的冯玉祥雄心勃勃，图谋自成系统。他对所招募的新兵，挑选比较严格，提出的招募条件是：出身劳动阶层，年轻力壮，品行端正，思想开通。冯玉祥常说，他挑兵光要土里土气的壮小伙子，油腔滑调的坚决不要。招募人员检验新兵的时候，总先摸手掌上有没有厚茧子。凡是手无老茧的一概不收。吉鸿昌来到郾城城关，在一家小客店门前的敞棚外面，看到一根杆子上挑着的“招募新兵”的白幛，旁边一个戴着红箍圈大顶军帽的士兵，正朝街上的行人喊着：“招募新兵！招募新兵！大白米，细洋面，一月管饷六块半……”他便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跟在一行年轻人后面接受检验。招幕人员见他相貌堂堂，宽脸膛，大眼睛，宽背阔肩，体格魁伟，谈吐忠实厚诚，一验就选中了。这样，吉鸿昌便开始了军旅生涯。
吉鸿昌当兵以后，吃苦耐劳，打仗勇敢机智。1915年秋，冯部回驻西安，每日早晨练兵前，冯玉祥总要坐于司令台上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台下官兵便齐声喊：“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一天早上，冯玉祥又这样问。话刚落音，只听得吉鸿昌答道：“我们是洋人的军队！”顿时，全场大骇。冯玉祥也很震惊，卫兵将他逮至台前，冯问：“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吉鸿昌答道：“听洋人的话，替洋人打仗，信洋教，为啥不是洋人军队！”冯又问：“你这小伙子，难道你不怕洋人吗？”吉鸿昌答：“我们都是中国人，干么要怕洋人？”冯玉祥很赞赏，问其姓名。第二天冯玉祥挑选了精壮士兵数十人，成立学兵连，让吉鸿昌也到学兵连学习。1917年，吉鸿昌被提拔为手枪队的连长。1921年提升为营长。1924年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吉鸿昌被调到北京驻防。部队改称国民军。第二年段祺瑞政府委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将西北各省划归国民军管辖，吉鸿昌升任绥远都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1926年带兵救援甘肃，任第二师五旅旅长。他抱着“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志向，部队佩戴着白底红字的臂章，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士兵常为老百姓干些修桥补路的好事，吉鸿昌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在家乡办了一所学校，使平民子弟有入学的机会。
1926年9月，冯玉祥组织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部为西北军的先锋，从兰州出发，首先赶到西安外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解了西安之围。五旅编为十九师，吉鸿昌任师长。他率部继续东进河南，取洛阳，克巩县，强渡黄河，占领新乡，一路打了许多胜仗，十九师被誉为“铁军”，吉鸿昌成为西北军有名的闯将。
1929年，吉鸿昌任第十军军长，他赶走原宁夏省主席门致中，自己兼任宁夏省主席。当时他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这样几句话：“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动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民众需要。”他以此作为座右铭。试图“化剑戟为农器，舍破坏而生产”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还自任开发大西北的总指挥，决心做一番事业。
蒋、冯、阎军阀混战于1930年爆发。在此前已改任第十一师师长的吉鸿昌，被调往前线，打破了他开发西北的梦想。对于内战他并不情愿，但仍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的意识努力作战。在这场战争中，西北军失败，冯玉祥下野。蒋介石企图拉拢吉鸿昌，委他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调往河南信阳。
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进攻，遣吉鸿昌率部移驻潢川，进攻光山、商城一带的红军。为了解苏区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吉鸿昌化装进入苏区调查，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启发。回部队后，他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让部队在苏区周围绕圈子，还编造假捷报，上报蒋介石。吉鸿昌的下级军官中有的被蒋介石派往二十二路军监视吉鸿昌的特务冷欣收买，将吉鸿昌的作法报告给冷欣。蒋介石接到冷欣的密报，急调陈诚等十几个师的兵力近逼吉部。1931年8月，吉鸿昌被解除兵权。蒋介石强令他“去出国考察”。在出国前夕，“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请缨杀敌，未被批准。9月23日，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受难的祖国，登上一艘美国轮船，开始了海外的流亡生活。
吉鸿昌抱着“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的决心，先后在欧美十多个国家进行考察，并写成《环球视察记》一书。考察期间，他向广大华侨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激励侨胞作抗日救国的后盾。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消息传到国外，吉鸿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爱国的热情，立即乘船归国。2月28日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党组织，按照党的指示，北上天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8月间，他到了湖北策动旧部起义。这时军官们多数被蒋介石收买，他带领三十师的一个旅奔向苏区，中途遭到敌人的阻击，只有吉鸿昌和少数人突围。到苏区后，受到沈泽民、徐海东等热情接待。不久，他又返回天津，积极组织抗日军队，他毁家纾难，拿出六万元购买军火。同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就职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以及北路前敌总指挥，实现了他多年来抗日救国的心愿。他率领同盟军驰骋战场，英勇杀敌，很快收复了康保、保昌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