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往临时团队一样，大家一熟起来，就人以群分了。三三两两趣味相投的，就自动组成临时互助组，飞机上巴士上坐一起，吃饭坐一桌；拍照时，你给我拍，我给你拍，亲热得不行，职位较高的领导们也免不了这个俗。小组监督制度形同虚设。
问题就出在这了。我们到BC省理工学院进行考察交流，这是北美规模最大、专业最广泛的高等科技教育学府之一。上午，在聆听了华裔博士柞卫先生两个多小时关于西方媒体与中文媒体的关系的报告，时间已近中午。柞博士领我们去参观学院的技术设施，于是大家就出了会议室。加拿大的大学，是没有院墙和大门的。BCIT理工学院风景秀丽，四所校园相连，拥有学生四万。刚才听柞博士介绍这些数字时，只为人家大学的庞大先进而慨叹，根本想不到这些数字对自己差点酿成一场灾难。
出了会议室就是楼廊的前厅，目光一扫，大约有五六个方向的去处，而且像迷宫般扑朔迷离，有通室外的，有通餐厅的，有通一处处紧闭房门的楼梯和走廊的，上面有英文标示，可我看不懂。有人提议要去卫生间，领队就说快去快回，我也迅速地去了一趟，回来一看，团队还有不少人站那等。我要是乖乖地跟着等就没事了。可我爱臭美的毛病又犯了，想再进卫生间补补妆，涂点口红。几天来旅途疲劳，时差混乱，团队里年纪较大的女士们个个脸色憔悴，眼袋快成米袋子了。我一向比较适应迁徙生活，因胃病困扰，也一脸破碎相，偏偏赶上“上镜高峰”，只得靠鬼鬼祟祟涂脂抹粉制造虚假的天生丽质。
在卫生间不到一分钟，我就涂抹完毕出来了。一看，傻眼了。那拖拖沓沓的二十多人呢？怎么眨眼工夫一个也不见了？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团队的男男女女还是踪影皆无。迎面而来的全是肤色各异朝气蓬勃的男女学生。十分钟过去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厅前等候，期待我们的人蓦然回首，发现我就在那儿望眼欲穿。可他们一时谁也没发现我掉队了，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可每到一个新景点，都唯恐不能圆满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出国考察任务，男人显得不够绅士，女人显得不够姿态，自顾自地往前挤，临时互助的浪漫这会儿全被理智所替代了。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在拥有四万多洋师生，四所校园相连的大学里寻找二十几个中国人，如同大海里捞针。我背着双肩包，焦急不安地来回踱步。我强迫自己要冷静，要想办法找到大部队。同时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一两个小时之内找不到他们，我就用包里的半瓶矿泉水和半包饼干做午餐，然后就在原地等，接我们的巴士是下午四点半钟，不信到那时还找不到他们。再找不到，就等晚上我在温哥华的一位亲戚下班后，给他家打电话，要他们夫妻来接我回去。当然，这些都属于中下策，我依然紧张、恐惧。问题的关键是我无法用英语向别人求助。这时，走廊里走来一个胖胖的、黄皮肤的亚洲模样的女孩子，主动向我打招呼：“你好！”
我眼前一亮，终于碰上大陆亲人了。我忙拦住她，说了一堆我怎么怎么和朋友们走失了，请她帮忙找一找。女孩子困惑地笑着，我这才明白，这女孩其实并不是大陆人，从她棕黑色的皮肤、阔眼厚唇的特征看，她极有可能是菲律宾人。但女孩子还是大致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带着我在迷宫似的楼廊里走了起来，会议室、中餐厅、学生边用餐边喝咖啡边读书的大厅，以及校外操场我们都一一查看了，结果是令我极度失望的。
这时，手表指针已指向十二点。我已被“遗失”半个小时了。这时我特别特别地思念祖国，假如在国内，手机随时开，友人通讯小本随身带，即使走散了，半小时之内八个电话也打过去了。可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带手机，即使带也不“全球通”，废铁一块。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国半日难。学生们到吃午餐时间了。国外大学午间休息时间，是一段别样的快乐时光，到处充满色彩斑斓的艺术气氛。温哥华的秋天多雨，清亮亮的雨珠飘飘洒洒，说下就下。操场上卖汉堡包的亭子前，几个身着艳丽服装的变形人，随着节奏欢快的迪斯科音乐翩翩起舞。大厅里，弥漫着浓浓的咖啡和奶酪的香气，一对对相恋的男女学生，毫无顾忌地在拥抱接吻。找不到组织，近在咫尺的美丽人生，我也失去了欣赏的兴趣。
我和“菲律宾女孩”又回到大厅，心情又黯淡了些，女孩刚才一脸灿烂的笑容也不见了，从她焦急的神情中，看得出来她也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了。她抄起墙壁上的电话，用英语说了一会儿，我虽然听不懂，但明白她是在帮助我寻找线索。这时，两个大陆模样的女孩子经过，“菲律宾女孩”，像发现救星似的迎上去，她和她们是说英语，其中一位女孩冲我走过来，开口说的却是国语，那一刻国语实在是太可爱了。
如此这般说完，大陆女孩面露难色：“这么大的学校找一个北京来的记者团，恐怕找不到的，刚才她（菲律宾女孩）已经向学校保卫部门打电话了，他们会帮助你们找的。对不起，我们马上要考试了，你们在这等好了！”说完，两位祖国亲人就步履匆匆地走远了。
我心情很不是滋味，是一种比走失还不舒服的感觉。墙壁上的电话通情达理地响了，很及时地响了。那女孩子扑过去听完，拽着我跑出大厅，穿过一间间教室，又穿过操场来到一间办公室。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外接待了我们，听完那女孩的介绍得知我是从北京来的，他马上露出非常热情的微笑。他拨通了一个电话，让我接，里面一个女人清晰地说着普通话，她自我介绍是学院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又问我接待我们的是哪个部门，接待者叫什么名字，她让我稍等，没两分钟，她就告诉我找到了，柞卫博士正在大厅等我们。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在楼道里看见匆匆朝我走来的柞卫博士，那女孩这才放心地离开了。我不停地对她说“Thank you！”可却忘了与她合影留念，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但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孩子的。
1999年11月
哭泣的留学女孩
珍妮一家人，十一年前从天津技术移民到温哥华。夫妻俩分别在洋人开的公司做管理人员，“本田”和“马自达”两部轿车是夫妻俩上班的坐骑。一幢价值二十多万加币的带花园车库的二层小楼，布置得简洁而温馨。他们十六岁的女儿，聪明漂亮，正在读高三，学习成绩、德智体艺术都特别出类拔萃，是BC省最优秀的华裔学生，明年她将报考美国十大名牌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
久别大陆亲人，相聚就显得格外珍贵。他们一家人请我去市中心一座五星级酒店的顶层的旋转餐厅吃饭。在五百五十三米高的旋转餐厅，环境幽雅，柔黯的灯光，餐桌上铺着的台布是雪白浆过的，鲜花和烛台是桌上的主角。不远处的乐队演奏着如天籁般优美的钢琴。侍应先生是个秃顶的老头，打着雪白的领结，面带幽默的微笑，来来回回地穿梭着。轻酌着口感极好的红葡萄酒，雪亮的刀叉和雪白的瓷器碰触时发出清脆的声响。那一刻，旅途疲劳、时差病痛都暂时隐退了。一种自然的联想越入脑际，为什么有那么多国人要到国外来，来了就不愿意走，物质文明和享受是最大的吸引力，而且正宗。
这样的气氛中，珍妮大姐对我说：“你是记者，应该采访一下刚来温哥华留学的女孩王洁，她可不喜欢温哥华……”十九岁的南京女孩王洁，父母都在石油部门工作。今年夏天，王洁高中毕业，本来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学，她却放弃了，她的父母去年托北京的朋友，花了十万余元人民币为她联系了来温哥华留学。落实学校、办理护照和签证整个过程将近一年时间，恰好在她考上大学时，加拿大政府允许她入境了。
到了温哥华，并不如她想象的马上就能进入某大学学习。因为她没有在国内拿到托福成绩，这里的大学是不会让她入学的，她必须先进语言学校过语言关，用最少一年多的时间参加温哥华本地的托福考试，才能考大学。王洁的父母为女儿出国留学已经拿出了家里全部的积蓄，还借了亲友的债。王洁陷入困境，上不了大学，就没有住处。珍妮夫妻帮助她找到了一所语言学校上课，学校不解决食宿，给她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洋人家庭寄宿。温哥华教育局对海外留学生（中小学生）有一个统一收费标准。报名费：加币二百元；学费：每年加币一万零一百元；医疗保险费：每年加币五百元；家庭寄宿每月加币六百五十元，自住八百元。简言之，一个留洋中小学生每年所花费用需要十几万人民币。王洁的父母都是工薪层，每年十几万应该是一笔巨款啊！
第二天，我随团队活动完毕，珍妮的丈夫牟先生开车接我去他家做客，另一个目的是见见王洁。我们先去了王洁寄宿的洋人家，在一个静谧的街区，王洁住在半地下室，和一个北京一起来的女孩同住。她的房间有床和书桌，整洁且温暖。没有电视音响电脑。
在去珍妮家的路上，我和王洁开始聊天。我问她对温哥华的印象如何，她说，太冷清了，没有南京繁华热闹。而且洋人房东很难相处，才来两个多月，她已经换过两家了。她也租过房，可她不会干家务活，不会做饭，自己住经常吃不上饭。在洋人家寄宿好歹能吃现成饭。她说她很想家，有时想得在被子里哭。她至今没有告诉父母她没有考上大学，她的父亲正身患重病，她不忍心把真相告诉父母。但隐瞒不可能长久，没有家里的金钱支持，她不可能在温哥华待下去。她说在国内真应该好好学英语，在这里考托福比国内要难多了！
珍妮夫妻非常有爱心，经常接王洁来家里吃饭，辅导她的英语。就在这一天，他们把自己家的一台电脑送给了王洁。这礼物犹如雪中送炭。王洁与年龄不相称的愁容、叹气和压力，使我久久难忘。她在温哥华的生活学习会怎样呢，无法不令人担心。
1999月11月
拐了弯的亲戚
珍妮是她的英文名字，她的中文名叫志芳。她是我小姑子丈夫的亲姐，和我可以说是一种拐了弯的亲戚关系。但情感上讲，我和珍妮一家，却有着胜似亲戚的浓浓情谊。
珍妮比我年长几岁，所以我叫她“大姐”。那天，珍妮大姐和女儿珊珊，开车到儿子的家，接我到市中心游玩。珊珊和我儿子一般大，四岁就离开天津移民到加拿大，除了一张秀气的中国女孩脸蛋，从语言到举止做派、观念气质整个一个“西人”。住在温哥华的中国人管洋鬼子都叫“西人”。珊珊非常优秀，从小到大，都是学校的“尖子生”，十七岁就考上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又考入芝加哥医学院读研究生，2012年博士生毕业，当了医生，并与一位美国年轻博士喜结良缘。
时间回到2007年9月。珊珊从芝加哥回家度假，美国的假期很多，只放几天假，珊珊也会背个双肩包，从美国飞回温哥华，回到她家的带游泳池、长满高大果树的美丽小院里，和父母亲热几天，再飞回去。
珊珊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宠爱女儿的慈父。珊珊从小到大，他都是女儿最称职的家庭教师，他教育女儿不要死读书，学校各种文艺表演、演讲、滑冰、打网球，他都鼓励珊珊踊跃参加。他省吃俭用买了录像机，记录下女儿成长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珊珊考到哈佛大学，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叫珊珊一时难以接受，在电话里和父亲哭诉，这头的父亲却笑着安慰珊珊：“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们爷俩一起学！”
从此，每天下班吃过简单的晚餐，珊珊的父亲就坐在电脑前，打开视频和美国哈佛的珊珊开始学习，他都提前自学了珊珊的课程，和珊珊交流起来，毫不费力。春夏秋冬，院子里高大的苹果树开花结果了，珊珊的学习步入佳境，每年都以全A成绩，得到全校的嘉奖。
珊珊的父亲是个机械工程师，早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八十年代中期，跟随澳洲老板到澳洲工作，后来公司倒闭，可珊珊父亲不愿意回国，就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赴加拿大的机票，带着珊珊母女来到了温哥华。举目无亲，就凭着一张登着招工信息的英文报纸，珊珊父亲到了温哥华的当天，就找到了一份理想工作，立马租房子，把珊珊母女从旅馆里接了出来。
这样的奇迹发生在1987年。当时温哥华的华人要比二十年后少很多，珍妮大姐在澳洲时，曾在服装厂打工，下班去幼儿园接珊珊，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家长。
刚到国外，她一句英语都不会，下班后就带着孩子去上英语班。家里只要能贴纸条的地方都贴满了英文单词，从不看中文电视，夫妻俩在家里对话尽量不说中文。就靠这份顽强，珍妮大姐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会听会写，在洋人公司里还当了管理人员，她手下管着几十位“西人”。珊珊长大后，中文一直说得磕磕巴巴，这和她的父母有直接关系。
珊珊父亲在机械制造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年薪丰厚。九十年代他们就买了带花园的房子，搬迁几次，越搬越大，现在住的是带游泳池的西式洋房。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把他们视为华人移民里的成功楷模。不光是他们的物质生活令人羡慕，还因为他们非常有爱心，有乐于助人的善良。
国内到加拿大移民或留学的亲戚朋友，都得到过他们夫妻无偿的热心帮助，他们家被称为“留学生之家”。儿子初到温哥华，是在2001年的圣诞节前夕。大学还没开学，一个刚满十九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男孩，拉着两只箱子，怀揣一份入学通知书，就到了那样一个陌生的国度。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放心不下，却只能望洋兴叹。
当时小姑子素芳一家还没到温哥华，他们是几个月后登陆温哥华的。是珍妮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儿子，并接到家里住了半个月。每天好吃好喝，让本来举目无亲的温哥华，一下子就有了“亲姑姑”，儿子觉得特别温暖。赶上圣诞节，珊珊从哈佛大学回来，他们一家三口开车带着儿子到市中心游览，感受节日气氛。当接到儿子的越洋电话，得知儿子在“大姑家”过得很愉快，我简直喜极而泣。
开学前珍妮大姐帮儿子在学校附近找房子，买二手电器和家具，帮儿子搞定了一个安身之所。我们在遥远的天津对珍妮一家的感谢，难以用语言形容。
1999年，我随中国妇女刊物总编参访团到北美进行短期培训，第一站就是温哥华。因为毕竟是小姑子丈夫的姐姐，我这个拐了弯的亲戚，打算拜见他们的想法，起初并不那么理直气壮。出乎意料的是夫妻俩接到我的电话，当晚开车就来到我下榻的酒店，见面时的亲热自然，叫我心底暖融融的。每天访问活动结束后，珍妮夫妻就接我离开驻地，回家吃饭，游览市中心，看音乐舞蹈秀，到旋转餐厅吃西餐……团队里的其他人都羡慕死了！珍妮夫妻的生活过得十分节俭，到温哥华十几年，从未到夜店消遣过，反倒是因为陪伴我看西洋景，开了他们进夜店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