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军事史，在诸多著名的军事家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汉尼拔。汉尼拔（约公元前247年~前183年或前182年），迦太基统帅，军事家，迦太基将领哈米尔卡·巴卡之子。
罗马于公元前273年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后，就开始向地中海周边区域扩张。它首先遇到的劲敌是西部地中海霸国——北非的迦太基。迦太基是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到公元前6世纪时，它已成为一个囊括北非西部沿岸、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的帝国。当罗马兵锋指向西部地中海时，一场酷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把它们之间的战争称为布匿战争。战争前后进行了三次。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是作战双方为争夺西部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扩张战争，第三次布匿战争则是罗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汉尼拔则是“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人的主将。
战争最终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结束。但为什么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几年，罗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却神奇地转败为胜，汉尼拔最终败北了。是什么力量让罗马人力挽狂澜的呢？难道在汉尼拔身上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吗？关于这个问题，几千年来，史学界一直存在较多分歧。
后世史学家总结这段历史，认为迦太基最主要的败因在于其国民意志力的薄弱。
第一次布匿战争就是因为迦太基人无法忍受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负担，主动向罗马求和，殊不知罗马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要远远超过他们。由于生活富裕舒适，迦太基人普遍贪生怕死，他们但凡能够出钱收买雇佣军，就决不愿意去吃军旅生活的苦，白白浪费赚钱的时间。法国历史学家米切雷对迦太基人这个特性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迦太基人善于算计，他们可以把各个民族一条人命的价值精确地计算到个位数，总之希腊人比罗马人值钱，而罗马人又比西班牙人和高卢人值钱。他们认为一个成功的迦太基商人的性命太贵重，不值得去牺牲，打仗这种事只要找西班牙人、高卢人代替就行了。对迦太基人来讲，战争如同商业投机，开战的目的无非是为打开新的市场。打仗的关键是钱，钱越多，收买的雇佣军就越多，胜算就越大，如此而已。”
布匿战争中的迦太基军队，一直是以北非和西班牙各地的雇佣军为主体的，其所说的语言多种多样，所信仰的宗教千奇百怪，所惯用的战术也是五花八门，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唯利是图。在布匿战争中这些雇佣军曾经几次哗变，每次都几乎将迦太基推到灭亡的边缘。
反观罗马军队，都是从朴实的罗马农民和城市平民中招募，大家同文同种，接收严酷的训练。罗马军团组织严谨，战术统一，由强烈的爱国心驱动，单位战斗力要远远强于迦太基军队，迦太基国民和军队的诸多弊病更衬托出汉尼拔无与伦比的领导才能。他把这支东拼西凑的军队组织起来，灌输以严格的纪律和对统帅的忠诚。经汉尼拔精心调教的这支军队体现出来的战斗力令人叹为观止，使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军团屡战屡败。在十五年的征战中，汉尼拔的军队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都没有哗变过一次，他们追随着汉尼拔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和迦太基人形成鲜明对比，罗马人在整个布匿战争中体现出的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精神。十年战火使罗马人口锐减，国库空虚，从前的盟友也都纷纷倒戈，在这内忧外困的情况下，罗马人的斗志没有丝毫削减，举国上下争先恐后为战争做贡献。有钱的人捐献出自己的财产，所有的成年男人都等待着国家的召唤。虽然十年的战争使罗马丧失十余万人，此时罗马仍然在意大利半岛保持十五个军团共七万兵力，另外在西班牙，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还有三万军队。这样罗马军团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的青壮年男子，罗马真的是全民皆兵了。
对于汉尼拔最终未能征服罗马的另一种说法，是强调汉尼拔的个人问题。尽管他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但是他却无法避免战略上致命的错误，他没有适时地将打击重点放在攻占罗马城上。罗马城一直以来是罗马人的“心脏”，如果当时汉尼拔能直接进攻罗马城，那么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机会极大。因为那时的罗马城已经是一座孤城，而汉尼拔军正是士气最旺之时。但是汉尼拔并没有那样做，这便给了罗马人重建军备基地的机会，而其他还没被占领的罗马城市也有了精神寄托，保住罗马就等于保住了意大利，整个战争的天平便偏向了罗马军。
因此，汉尼拔和他带领的精锐部队难逃失败的下场。有人认为这场悲剧的根源完全在于汉尼拔个人高傲自满情绪的膨胀和极端复仇思想。
就是由于他的狭隘思想，使罗马军队由弱变强，从而导致了他的失败。
但是，上述任何一种看法都没有能够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事实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许多，按照中国兵家的说法，要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汉尼拔善于利用天时和地利，也善于利用罗马人与其同盟者城邦之间的矛盾坐收渔人之利。但是，他的祖国却没有给他以最基本的支持。因此，汉尼拔的失败似乎是因为他在进行“无根”的战争，其失败也的确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布匿战争在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篇。陆上强国罗马为战胜海上强国迦太基而建立了海军；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不拥有制海权的情况下，从陆上翻越天堑阿尔卑斯山深入罗马腹地；汉尼拔以劣势兵力围歼优势之敌和罗马海军所采取的接舷战，都是战术史上的杰作，这些对欧洲陆战和海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在征服迦太基之后，继续向地中海东部扩张，接连征服了马其顿王国和小亚细亚的西部和中部。到公元前44年，即至恺撒死，罗马殖民地已扩张到西自西班牙，北到瑞士和法国，东迄叙利亚，南至埃及。至公元117年，北到英国，东到波斯湾，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了欧洲几乎全部，非洲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布匿战争使得罗马打开了通向并称霸世界的大门。
罗马在长期的掠夺战争中，获得了大批的奴隶。横行于地中海各地的海盗，也经常把掳掠而来的人口出卖于罗马，大大促进了罗马工业的发展。罗马为方便商品流通和战争，开辟了许多对外通路。有句谚语叫“条条道路通罗马”，就表明了这个时期罗马的情况。
项羽为何不肯过江东
汉四年（前203年）楚汉鸿沟划界后，项羽领兵东归，刘邦也欲西还。这时张良、陈平对汉王说：“汉有天下大半，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尽，这正是天亡楚国之时。今若勿击，真所谓‘养虎遗患’。”刘邦听从。
汉五年，刘邦一面派使者联络各地诸侯王，约定共同灭楚，一面亲自率军追击项羽。十二月，项羽败逃至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已兵少食尽，而被汉军及诸侯兵重重围困，夜间又闻汉军四面皆唱楚歌，以为楚地已为汉军占领，不觉泣下，左右也皆泣。项羽于是乘黑夜率领壮士八百余人乘马突围。天明，汉军发觉，以五千骑追之。项羽渡淮时，跟随他的已只剩百余骑。至阳陵（今安徽和县北）迷道问路，被农民所骗，陷大泽中，为汉兵追及，项羽复向东逃，已只余二十八骑，自忖无法脱逃，与部下再战。最后，项羽败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亭长备船岸边要送他过江。项羽笑道：“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遂下马步战，杀汉军数百，身被十余创，自刎身亡。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里这样记载项羽最后的时刻：“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
项羽乌江自刎这一悲壮的举动，引起了历代诗人的无限情思。人们普遍认为，项羽在斗争中虽然失败了，但他死得壮烈，不失英雄本色，因而是值得歌颂的“人杰”和“鬼雄”。于季子的“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胡曾的“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乌江》）、汪绍的“乌江耻学鸿门遁，亭长无劳劝渡河。”（《项王》）等诗句，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因而在楚汉之争中落败，最终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项羽为何不渡乌江呢？两千多年来，人们有种种说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楚霸王不过江东，是因为虞姬已死。《史记》里并没有记载虞姬的生死，只是一略带过的说：“项王则夜起，饮帐中。
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项羽的死与虞姬的死有必然联系吗？两者之间有联系，有学者就认为项羽因“虞姬死而子弟散”心生羞愧，因而不肯过江，拔剑自刎。这样说很有道理，单纯说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因为虞姬之死就显得论据不足。而这与《史记》上说的“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以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为八千人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段话一致。”子弟散”，一方面符合他说的“天之亡我”，一方面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原因。
项羽即便过江，败局已定。因而，他选择了不渡乌江。
但有的学者提出，自固陵战败后，项羽连连败退，退到垓下，垓下突围又逃往东南，一直逃至乌江边。由此可见，他早有退守江东之意，并且是一路逃奔。如果说项羽因失败使江东八千子弟葬送性命而愧对江东父老的话，垓下被围时，“虞姬死而子弟散”，他就应羞愧自杀。渡淮之后从骑仅百余人，至阳陵又迷了路，问一农夫，结果被骗，身陷天泽，被汉军追上。此时的项羽已经完全没有巨鹿之战时“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时的意气风发。如此狼狈的境遇他也没有羞愧自杀，逃至东城，汉骑将之包围数重，尽管他“自度不得脱”，但还是把仅剩的二十八骑组织起来作了一番拼杀，又“亡其两骑”。这时候项羽仍“欲东渡乌江”。因而认为他好不容易逃到乌江岸边时却反而感到羞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似乎有些说不通。项羽的羞愧之心来得太突然，也不合情理，很可能是司马迁为使情节完整而下笔渲染的。
有人认为项羽不渡乌江是出于一种高贵的品质和精神，是从早日消除人民的战争苦难考虑的。因为项羽认识到了长期内战使人民痛苦不堪，希望这场战争尽早结束。项羽确实曾有结束战争的愿望，也曾想通过他与刘邦的个人决斗来结束战争，他觉察到“楚国久相持不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所以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最后他甚至不惜违背自己个性，牺牲自己的利益通过和谈换取刘邦的让步，以鸿沟为分界。但是刘邦却违约出兵追杀楚军。当项羽失利并且认识到自己无法立即消灭刘邦而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项羽只有牺牲自己以结束数年的残杀。据说，项羽当时还是有可能与刘邦抗衡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两千多年过去了，项羽的英雄形象至今令人难以忘怀。项羽为何乌江不渡？两千多年来，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历史学家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但至今难有定论。
无论是什么原因使项羽不肯过江东，都让我们用屈原的这首《国殇》来纪念这位西楚霸王吧：
操吴戈十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
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
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
严杀尽兮弃原懋
……
袁曹官渡之战
位于河南省郑州中牟县城东北2．5公里官渡桥村一带是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的古战场。村内原有关帝庙，存清乾隆年间石碑，碑文云“官渡乃关帝拒袁斩将处”。据《中牟县志》载，这里有城叫“官渡城”，又有台名“官渡台”或“曹公台”，乃东汉曹操与袁绍相拒之处。附近有“水溃村”。距官渡20公里霍庄有“袁绍岗”，传说是袁绍屯兵处。
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爆发了一场决定性大战。当时北方割据势力以袁绍最大，曹操次之，两大势力决战是势所必然的。袁绍有军队数十万，占地面积大，但不得人心；曹操能用于对抗袁绍的军队仅三四万，但得到百姓拥护，而且献帝在他手中，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年二月，袁绍遣谋士郭图、大将颜良直扑白马曹操所置东郡太守刘延，自己亲率大军驻屯黎阳。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略，引兵向延津，袁绍派兵增援。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亲率轻骑直趋白马，阵斩颜良，袁军大乱溃散。袁绍大怒，下令渡河追击曹操。在延津以南，曹操故意将辎重弃置路上，袁军纷纷抢夺。曹操乘机败袁军，诛袁军大将文丑。
曹操尽管在白马、延津取得局部胜利，但敌强我弱的态势仍未根本改变，于是决定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到官渡，深沟高垒，固守阵地，以待有利时机。双方在官渡相持数月后，曹操出奇兵火烧乌巢，尽焚袁军粮草辎重，并趁机向袁军全力进攻，一举消灭袁军七万余，袁绍和儿子袁谭率亲兵八百余骑逃过黄河。此战役，曹操以少胜多，歼灭袁绍的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基础。
官渡之战是汉末乃至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但几千年来，官渡之战的双方人数一直是个谜，演义中数字自然不可信，而史书上也找不到明确的数字。
虽然袁绍率精卒十万，骑万匹，但是这是在袁绍正式进攻曹操发起的兵力，不代表这是官渡之战袁军兵力，而从官渡曹操坑杀七万袁军的记载来看，官渡袁绍军应该是在七万之上，十万之下。也有专家认为是五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