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在白宫为《今天秀》节目采访尼克松总统的女儿翠西娅时，竟与总统不期而遇。令她喜出望外的是，总统邀她到办公室进行私人谈话。这次谈话对芭芭拉的事业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尼克松对她印象极好，从那以后有求必应，每每助她一臂之力，推开了许多方便之门。芭芭拉谈到她想让英国的菲利普亲王接受《今天秀》节目的采访，尼克松便施展自己的影响，使菲利普亲王破例在乘飞机回国之前的几小时休息时间内，接受了芭芭拉的访谈。在采访了菲利普亲王之后的一次白宫晚宴上，芭芭拉为此向总统致谢，他问她：“下一个你想让我推荐谁？”
“您自己怎么样，总统先生？”芭芭拉趁热打铁。
1971年3月，芭芭拉正准备与丈夫去度假，总统新闻秘书打电话来，问她可否到华盛顿来——当然！芭芭拉满口答应。尼克松决定做第一位单独接受电视采访的总统，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公众威信正在下降，这引起了他的顾问们的担心。芭芭拉只好扔下古博，让他一个人去度假了。
《时代》周刊1995年11月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追踪历数了芭芭拉的业绩，认为芭芭拉在电视新闻界的数十年生涯，从来没像这一年缤纷多彩：过去几个月，她采访了后任小布什政府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将军，主演《超人》著名的电影明星克里斯多夫·李维，被控进行性骚扰的国会议员罗伯特，休·格兰特（因召妓而闹出丑闻的英国著名影星）的同居女友等等。
在芭芭拉眼里，采访对象是否手握重权并不重要，他们是否道德楷模也不是取舍的理由——她另有标准，这就是看能否通过他们，“告诉我的观众一点他们想知道，但是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实际上芭芭拉本人非常看重被采访者身上所体现的道德价值，只不过，她将被采访对象对于自己的启发激励作用，和他们对于自己的电视观众所引发的兴趣，区分得清清楚楚。
芭芭拉还采访过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她自豪地说过“那是非常破格的”。这位领袖对她印象深刻，有一次问一群等着他的西方记者：“芭芭拉来了没有？”
芭芭拉还采访过堪称全世界焦点人物的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以色列前总理贝京。作为最受欢迎的日间电视节目主持人，与前任不同的是，芭芭拉没有一个美艳的容貌，也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但她有一种与众截然不同的风格。她精通与各式各样名人打交道及采访他们的技巧，在她的畅销书《怎样与任何人谈好任何事》中，她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此书不愧为“白领女性交际指南”。毫不奇怪，就像奥本海默在他为芭芭拉所写的传记中描述的，她还是一位优秀的办公室政治家，“具有与有用的人交往的极高技巧”。
直到今天，她的节目仍以超级名人的参与为特色，但对于主题的选择却更加趋近电视访谈的小报风格。芭芭拉靠把世界领袖、商界大腕以及华盛顿和各地的政客请进自己的节目起家发迹，进而成为名人采访大师。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她的访谈嘉宾更多的是那些与犯罪或是丑闻相关的名人。例如，1980年芭芭拉制作了两期访谈节目在《20/20》节目中播出，对象是前女校长简·哈莉斯，她涉嫌谋杀了情人——斯加斯达尔减肥中心医生霍尔曼·埃诺瓦。在节目中，芭芭拉问哈莉斯，曾经爱过埃诺瓦没有，哈莉斯顿时泪流满面地哀求道：“别问了，别问了。”但芭芭拉仍然给了她一个特写镜头。在后来，其他的访谈嘉宾包括：前美国小姐贝丝·弥尔森，她于1988年在一件与其男友相关的炒得满城风雨的审判中被宣告无罪；莱奥娜·海尔姆斯蕾，在1989年涉嫌逃税的饭店业女王；唐娜·莱丝，她与加利·哈特的亲昵照片在媒介中引起轩然大波，并最终断送了加利·哈特竞选总统的远大前程；还有弗恩·霍尔，奥利弗·诺斯的女秘书，她被指控协助诺斯销毁“伊朗门”丑闻的罪证。最近的还有采访莱温斯基，这位克林顿性丑闻中的女主角。
芭芭拉不愧是时代的弄潮儿，她的这种向犯罪与丑闻的转向也反映了美国观众口味的变化，他们更喜欢轰动事件的报道而不是严肃的评论和讨论，更注重事件外表带来的娱乐功能，而不是对事件深层次的清醒思考。芭芭拉本人的成功故事也形象地反映出这一趋势，暂且不谈这种趋势的优劣，单从她的访谈节目的高收视率和为公司带来的巨大利润来看，“胜者为王”终归是一个硬道理。
一问惊世骇俗
芭芭拉为好的采访所下的定义是：“发现被采访人自己一直没有暴露的问题。”
芭芭拉说：“我不具备专长，但我发展了一种采访的特别方式，我最会让人们开口——而在得体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与惹怒对方之间，只隔很窄很窄的一条缝。”她曾经泰然自若地问艾森豪威尔总统夫人，她是不是一个“酒鬼”。她问约翰逊总统夫人，对总统的婚外调情怎么想；她问菲利普亲王，伊丽莎白女王会不会为了儿子查尔斯而放弃王冠……
芭芭拉的采访风格，融新闻与娱乐为一体，她在一片关于她“值不值一百万”的喧嚣与批评声中，不为所动，为新闻报道开辟了一条新路。她所作的新闻并不是“硬新闻”（Hald News），纯粹的新闻，她在新闻报道中加注了“娱乐的佐料”，这一新的方式令许多传统的新闻人士十分恼火，沃尔特·克朗凯特就说过：“我们都感受到了痛苦，因为我们为让电视新闻远离表演的行业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但华盛顿专栏作家查尔斯·塞伯却指出，芭芭拉开辟了一个“新闻业与娱乐业的界限被永远消除的时代”。
早期的批评者之一是后来红透半边天的女节目主持人宗毓华，她当时在华盛顿为CBS工作。她指出，芭芭拉只是“一个访问者，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做的是特别节目而非报道”，而她自己和其他新闻记者则在“实地现场采访，然后回来把新闻报道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约20年后的90年代，宗毓华本人也步了芭芭拉的后尘，成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访问者和脱口秀主持人”。
芭芭拉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些过分亲呢、不合礼仪的闲话式问题，这使节目更吸引观众。她在访问卡特总统时提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问题：“你们是睡两张单人床还是睡双人床？”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奇怪的是，在接受她采访的人们中，倒是很少有人因为她那些尖锐的、通常是很涉及隐私的提问而生气，这可能是他们感到了她对他们表里一致的兴趣。芭芭拉自己评论道：“我发现的是，如果你问的问题是你自己的真正好奇，你往往会进展顺利。”
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观众喜欢她的风格与否，芭芭拉看似软性的提问却似一把太极剑，它轻舞花招，具有最终的致命一击，人们都为她的这种魅力着迷，她绝非浪得虚名，确实是名至实归。
倪萍：发自内心的“煽情”
以前在电影和电视屏幕中常常能见到倪萍的身影，影片《山菊花》是她成功的处女作，也使她获得珠影小百花最佳女演员的荣誉。电视连续剧《中国姑娘》中她担任主角，电视连续剧《雪城》中她担任配角，为此她赢得了第六届“金鹰奖”最佳女配角荣誉称号。长期以来，她活跃在影视和话剧舞台，知名度也在渐渐升高。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邀主持了中央电视台《人与人》节目，由于倪萍工作认真，又拥有一定数量的观众，于是因为一次难得的机遇，她被选中担当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的节目主持人。倪萍自认，作为节目主持人最来不得虚情假意，从服饰到语言、动作，都应该很生活化、朴实大方，这样观众才会觉得亲切。
形成风格是一个人追求卓越与完美的必然结果。没有风格，就永远只能生存于别人的光环之下，即使小有成就，也不能维持长久。倪萍是以纯朴自然的风貌出现在观众面前的，面对感情，她不回避，被感动了就是被感动，喜欢与愤怒也自然流露而不加掩饰。倪萍的真情实感——她那饱含深情的微笑和泪水、发自肺腑的心声，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他们称她是一缕和煦的春风，更有许多老人把倪萍当成了自己的闺女。
倪萍的性格如同她的老家——美丽的青岛一样，温柔而又恬静。看她俊美的丰姿，脸上不见粉饰的色彩，也无涂眼画眉的印痕。一头乌黑的秀发也未被电烫搽油。她的一双钟灵毓秀的大眼，闪烁着真诚的光芒，透出盈盈的热诚和慧气，还有那超凡的内秀之力，挂在嘴角的一丝微笑，融进了她的欣悦和自信。
1992年的“五一”晚会——“劳动者的歌”，总导演张晓海决定以专题片的形式，向大家介绍华北油田的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及其妻子。担任主持人的倪萍立即提出一定要亲自去他们家看看，否则主持的时候，只能凭空诉说，很难有真情实感。
在河北任丘的这位劳模家中，倪萍看到的是家徒四壁。她看着劳模的妻子和孩子，心里生疼生疼的。劳模的妻子已经截断了一条腿，因为骨癌她很快也要被截断另一条腿。劳模5岁的儿子在灶台前烧火，他的妻子坐在锅台上炒菜时，那条空裤管被掖进了裤腰里。
直播的那天，劳模的一家被当做嘉宾请进了晚会的现场，丈夫戴着大红花端坐在那里，妻子和儿子坐在丈夫的身边。倪萍站在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一家子。晚会快要结束时，倪萍本想平静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劳模的事迹，讲述劳模妻子的奉献，讲述他们一家的艰辛。当她告诉观众这一家就坐在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倪萍的眼睛看到了劳模的儿子一直用双手抓住妈妈那已经截肢的空裤管，而且紧紧地靠在上面……倪萍哭了，劳模的妻子哭了，儿子哭了，现场的观众也哭了。当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代表全体职工，把一台彩色电视机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观众席上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第21期《综艺大观》，正逢“三八”妇女节，导演袁德旺交给倪萍一个任务：朗诵肖复兴的散文《母亲》。这是一个既费力又不讨好的难活儿。电视到了今天，狂歌劲舞，彩灯摇曳，各种能调动观众情绪的手段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站在那里朗诵散文，而且长达11分钟，效果会怎样？倪萍迎难而上，她以发自内心的深情，真诚地歌颂了一位继母的博大胸怀和浓浓爱心，令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她的情绪而心潮起伏，多少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事后，不少有继母的青年纷纷给倪萍来信，说：“你的朗诵使我们理解了继母的情怀，人间有真情，今后一定更加敬重、亲近继母。”
1992年春节，青岛电视台请倪萍做晚会主持人，总导演不客气地给她一个任务：“你除了主持外，再演一个节目，你自己定。”这台节目，倪萍除了做主持人外，还成了惟一没人给撰稿，没有人给编、给导的演员。晚上，演员们联欢，倪萍回家里看望母亲，并连夜写出《我的母亲》这一篇散文，第二天的春节晚会上，她声情并茂的朗诵把全场5000名观众的心紧紧抓住，同她一起喜，一起悲，最后当她眼含热泪向青岛所有的妈妈问好时，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倪萍的同事曾经问她：“倪萍，你主持的节目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一句话、一个微笑就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有什么绝招吗？”倪萍咯咯地笑着说：“我哪有什么绝招！只是觉得当主持人，不应该做作，你就是你。应该让观众感到，面前这个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云南的陈维是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当她应邀参加《综艺大观》时，倪萍才听导演说：她也是一个骨癌患者，为了保住生命，她的腿也要截肢。最为残酷的是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年仅16岁，一个如花如诗的年龄，一个青春绽放的生命。陈维说她惟一的愿望是在还能走的时候爬一次长城。
倪萍陪她去了，站在长城上，倪萍问她：“还想跳舞吗？”“想啊！”陈维高兴地在长城上伸出手臂为倪萍跳起了孔雀舞。
倪萍哭了。多么好的一个舞蹈演员，多么年轻鲜活的一条生命。或许，陈维也意识到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跳舞了，她趴在城墙上失声痛哭起来，那一刻，倪萍感受到仿佛伟大的长城和弱小的生命溶进了她的血液之中。
直播现场，当倪萍向观众介绍陈维时，她又没能控制住感情和陈维一起哭了，陈维像个孩子偎在倪萍的怀里，倪萍则像一个母亲紧紧地搂住了小陈维。
分手时倪萍给陈维买了一件花毛衣。陈维穿着花毛衣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倪萍。一年之后，陈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
倪萍说：“当你在体验生命时，你就在积累情感，面对心与心的碰撞，我的情感无从逃避。”
1995年，倪萍主持一次以残疾人为主题的《综艺大观》，一群聋哑孩子表演舞蹈。结束时倪萍说：“这些孩子们听不到掌声，但是她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请观众们把手举高些，告诉孩子们，我们爱他们。”当森林般的手臂高高举起时，聋哑孩子们高兴地笑了，倪萍也含泪笑了。
尽管有人对倪萍的爱哭爱笑有许多说法，但她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无论是哭还是笑，绝不能成为职业的哭笑、模式的哭笑，一切都要用心去感受，感受到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要用自己的心去碰撞观众的心，用平等的意识去为观众服务。做节目不可能总去找英雄、访劳模，即使在普通人身上，也一样能发现许多不平凡的闪光点。
倪萍的爱哭爱笑，有人称之为“煽情”。但倪萍是发自内心，而决非为烘托现场气氛而故作“煽情”状。这成了她主持人魅力的最显著特点，她的这种主持风格得益于她的人格，所以倪萍更能得到普通百姓和年长者的赞赏与认可。她经常觉得自己更像个家庭主妇，以最大的热情欢迎来这里做客的人，即使饭菜有时不那么可口，但只要是出自主人一片真心，也会让客人心情舒畅。
毫无疑问，倪萍的魅力独特而迷人。
崔永元：严肃的“一脸坏笑”
谈话本来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最自然、最基本的活动，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谈话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但在中央电视台，1996年4月正式开播了一档节目名叫《实话实说》，叫人看了都觉得意外和新鲜：什么北京养鸟的老头，河北农村的大嫂，他们在摄像机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侃着大山，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轻松活泼，气氛热烈。在以前的电视荧屏上，观众看到听到的是正儿八经的播音、朗读和各种表演，永远在弘扬着时代主旋律，正面宣传，以正为主。这个《实话实说》却与众不同，它有一个聊天的现场，请来了嘉宾、观众，由一个主持人带头开聊，并兼顾控制场面，聊的都是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百姓话题，语言大众化、口语化，话题有“为什么吸烟”，“该不该减肥”，“孩子与游戏”和“鸟与我们”等等，大家说话少有顾忌，没什么大话套话，都在努力“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