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莉马上通过卫星将这段采访送回香港，这段采访在当晚的凤凰卫视节目中出现，第二天，香港《苹果日报》和《明报》在报道亚太经合会的政经版中，刊登了一则花絮，题为《吴小莉访江泽民出新招》，文中说道：“素以乖巧机灵见称的吴小莉，昨日以一张面值10元的人民币，居然使已言明不接受访问的江主席开腔，发表明年人民币不贬值的言论。”
吴小莉对这张10元人民币十分珍视，将它保留在皮夹内，出外采访都随身带着。
芭芭拉·沃尔特斯：粉红色的芭芭拉
“名人采访大师”芭芭拉·沃尔特斯是一个足智多谋的记者。在古巴举行的一次不结盟会议上，她要采访约旦国王侯赛因、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但时逢各国记者云集会议，加上严密的警卫，使她无法接近这些大人物。
芭芭拉急中生智，她给他们每人都写了一张便条，让卫兵送过去，她给侯赛因的条子是这样写的：“亲爱的陛下：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采访吗？我穿着粉红色的外套，坐在记者席上。如果你看见我，请挥挥手。芭芭拉·沃尔特斯。”
这几个人收到条子后，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人们发现他们在记者席中寻视着，并向芭芭拉挥挥手——芭芭拉得到了采访机会。
倪萍：母亲晚会上找“母亲”
1995年初倪萍主持一期以母亲为主题的《综艺大观》。她非常喜欢这类有人情味的主题节目，当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导演刘铁民急匆匆地告诉她还剩三分多钟时间，可是已经没有节目了，让倪萍即兴发挥一下，把这三分钟时间填满。三分钟，生活中就一眨眼的工夫，可是在电视上，在直播现场，三分钟，太长了，说什么，说多少话才能填满这三分钟呀！倪萍心里直打鼓，这时来不及周密策划，在场上也不能找谁去商量呀，直播就是战场，观众可不知道你是临场发挥，他依然要求你准确得体，职业要求你必须具备应变能力，而现场却不允许有片刻的停顿。倪萍一边往台上走，心里一边激烈地盘算，说什么？对，说观众，倪萍走向观众席。“我想知道，今天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有哪位是陪同母亲一起来看《综艺大观》的？”倪萍脑子里迅速做着下一步盘算，如果一个也没有，该说什么？如果有，又该怎样说？
观念席上一位小伙子站起来应声，“我！”
倪萍有点意外的惊喜：“是吗？可不可以把你的母亲介绍给大家？”
小伙子看了看母亲，说：“可以。”
“请这位母亲站起来好吗？”
那位母亲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笑盈盈地站了起来。
倪萍马上说道：“这位妈妈，我们都为你自豪，有这么好的儿子真幸福啊！小伙子，孝敬老人是最受人们尊敬的，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请坐下。”母子两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坐下了。
这时导演示意倪萍还有一分钟时间。倪萍这时已经很自如了，眼前这一幕她策划主持的场景，已使她再次激动万分。她转向镜头：“儿子陪母亲来看节目本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但我常常在我们的演播厅里看到的却是一对对情侣，一对对夫妻，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我却很少看见儿女陪着父母来的。其实，老人更需要多出来走走，他们更愿意来看看电视台是什么样，倪萍是什么样，我希望从今天以后能在这里见到更多的孩子陪着父母来……”
导演给倪萍打了个手势，这个时间填满了，倪萍也松了一口气，她天衣无缝的临场发挥让导演十分满意。
水均益：巧访李铁映
李铁映国务委员在首都机场正为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送行，到了停机坪，水均益他们发现，现场的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不下五六十人。水均益不由得暗暗叫苦，待会儿又免不了为争采访有一番恶战。
按照欢送仪式，李铁映等领导同志要在飞机舷梯一侧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所有的记者则被安排在另一侧的一块固定区域，而且还有粗粗的隔离绳将记者们围在里面。外面则每隔两步外站立一名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随时将不安分分子“抓回”隔离区域内。情节严重的则会被“红牌”罚出场外，甚至事后通过所在单位，吊销其采访资格。正是由于如此苛刻的规定，在这时，采访一位国家级领导人既有很大的难度，还要冒一定的风险。
水均益和摄像师被圈进采访区域内以后，他就盘算开了，如何在这种局面下冒一次险，试着采访一下李铁映。按正常程序，你得先向李铁映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一份盖有公章的正式报告交上去等待批准，什么时间批复就很难说了。可在现场即兴采访，撇开事后的麻烦不说，单是如何能跨过隔离绳接近重兵把守的采访对象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他曾经就领教过一次这种遭遇。
“没准他会走向记者区，说两句吧。”摄像师对他说，像是在安慰似的。水均益心说：“你小子准是外国电视新闻看多了。”
一想到这儿，触发了他的灵感。水均益想到白宫草坪外，每天早晨总有一大批记者在那里守株待兔。每当总统出现在草坪上时，总会有某个记者在画面外高呼：早上好，总统先生。赶上总统心情好的时候，也许会回过头来，冲记者们说上两句，这两句就成了当日的白宫新闻。“我为什么不来个如法炮制？”
李铁映一行向飞机舷梯弯走了过来，记者区里闪光灯、照相机、摄像机噼啪乱作一团。代表团主要成员一一和铁映同志握手，登上了舷梯，回身向送行的人群招手致意。同时，李铁映正在频频向舷梯上的人们招手。他背冲着水均益这个方向，离他们有十几米远。
“铁映同志，您好！”水均益大叫一声。
李铁映果然本能地回过头来。
“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
铁映同志点点头，冲他这个方向笑笑。
这时水均益拽了一把自己手中连接话筒和摄像机的话筒线，肩扛着摄像机正在拍摄的摄像师一个机灵，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水均益毫不犹豫，一步跨过隔离绳，摄像师也跨了过来，扛着机器跟在后面。
水均益手拿话筒，一边快速向李铁映靠拢，一边继续他的提问：“铁映同志，请问你在20日奥委会宣布的时候会看电视转播吗？”
在李铁映笑容可掬地回答问题时，水均益和摄像师已经及时站在了他的面前，就像经过了排练一样，非常准确。记者区外的警卫和李铁映身边的警卫刚开始听到水均益高呼“铁映同志”时都是微微一震，而在看到首长的反应后，他们也就默许了这个“犯规”行动。
这次采访可以说很完美，只是水均益出了一点小问题。回到电视台，把录像带放进机器里一看，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由于紧张，在他高呼“铁映同志”后，在说“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时，出现口误，说成了“我是中央电视台台长”！
水均益至今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口误，因为他压根儿没想到去篡台长的权。
精妙的出口成章
大家都知道曹植七步成诗的典故吧，他在短短的七步时间之内，吟成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千古佳句。而明星主持人，也个个如同曹植一般，出口成章，秀口吐珠的本领确令观众赞叹不已。
从一定意义上说，节目主持人的艺术就是“说”的艺术。口头语言的现场表达在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构成中占据着关键性地位。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节目主持人的口头语言与生活的日常口语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是在加工过的书面语言基础上形成的高级口头语言，或者说是口语化了的书面语言。与生活中的口头语言相比，它要求更精练、更简洁、更生动、更形象。比如倪萍在《综艺大观》节目中常有大段声情并茂的解说，她充分利用了曾当过话剧演员的念白功夫，她的词语决非日常口语，却又文采飞扬，用词十分讲究，但谁也没觉得她是在念一篇文章，而是在很自然地向观众“说出来”，确实是主持人语言艺术的一个典范。
主持人的“谈话”中好多语言并不是按事先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谈话时的话题、情绪、气氛、感觉等具体情况，脱口而出，即兴表达的。在主持人现场采访或现场直播节目中，这种语言的即兴式表现就更加明显，运用得当，会使节目更加轻松、亲切、自然、顺畅。从某种意义上说，即兴式语言水平的高低是衡量节目主持人是否出色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在节目中主持人只能照稿说话，没有一句即兴式语言，那么这位节目主持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优秀的。著名主持人叶惠贤就是一位有相当的即兴语言功力的节目主持人。在1995年的“五一歌会”上，群众第一轮拉歌结束以后，他接连用“激情”、“恋情”、“乡情”等各种“情”点评了各队的演唱，活跃了场内气氛；第二轮拉歌结束，女主持人便问他又有什么新的感受，他说，有，觉得他们唱得这么好，因为他们不仅用嘴在唱，而且用心在唱，接着，说出了一连串的“决心”、“爱心”、“红心”、“责任心”，此时，四处掌声响起，而当女主持人问：“那么，听了房产工人的唱呢？”全场突然鸦雀无声，观众似乎在等待一种更大的冲击力。当时叶惠贤激动地说：“我想，听了房产工人的唱，电视机前的观众，收音机前的听众，每个上海市民都会增强住进新房的‘信心’！”这时，整个现场笑声、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主席台上有的领导甚至欠起身来。可见成功的“即兴语言”将在整台晚会或节目中扮演一个怎样重要的角色。
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有很强的“脱口秀”功夫。这是一个谈话类节目，节目主持人要带头侃，更要启发嘉宾和观众的精思妙语，达到说透话题的目的。否则，激发不出交谈双方的兴致，谈话内容会空洞，语言寡淡，做节目和看节目的人都会因无聊而痛苦。崔永元在节目中，他的主持语言的最大魅力源于他剔透的智慧和恰到好处的幽默。我们不妨来欣赏一段《鸟与我们》这期中的一段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