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义而不轻利，暗合商道
胡雪岩从一个市井布衣而风云际会，成为清代绝无仅有的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的红顶商人，虽不乏投机钻营之举，我们却不应以“无商不奸”的观念来衡量他。相反，胡雪岩是一个为人忠厚、人情通达、眼光敏锐、手腕圆活的奇商，富有人情味和豪侠之气，在为人之道、经商之道方面，胡雪岩在重利的同时不忘义气，抓住了经商的本质，符合经商之大道。
胡雪岩曾表白：说到我的志向与众不同，我喜欢钱多，越多越好。不过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我有了钱要用出去！世界上顶顶痛快一件事，就是看到人家穷途末路，几乎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刚好遇到我身上有钱！！豪爽地洒下千金。在他刚涉世之初，即甘冒被解雇的风险，慷慨资助素昧平生、穷困失意的王有龄北上捐官，使王从此青云得志，此举并非出于功利的目的，为自己日后寻求靠山，而是自身察赋的天然流露。王有龄凯旋归来，要报答和擢拔胡雪岩时，他本可因为得志，对旧主人反唇相讥，以报当初被误解和辞退的怨忿，但他却宁愿委屈自己，小心维护别人。胡雪岩自谦是以商场经验运用于官场。出身寒微、缺乏商场实践的他，应是先以江湖经验比附于商场。他对于官场、商场和人生的悟道，更多源于对江湖义气的崇尚和理解，对人情物礼的揣摸和把握。
义气是胡雪岩性格的主导成分，也是其人格魅力的核心所在。他因其慷慨为义的气质和禀赋，受到漕帮、沙船帮头领们的信任、尊崇并引为至交。如果说胡雪岩在政客文人中还常常附庸风雅，故藏其拙，情感时有隔膜的话，在江湖上却如鱼得水，心灵的沟通毫无障碍，因而在买漕米、运军粮、押枪枝等他一生中几桩重大的传奇事件上，这些帮会领袖能够捐弃前嫌和对朝廷的不满，甚至违背帮会恪守的道义，给以胡雪岩无私的援助，说到底，这是对胡雪岩江湖义气的认同，和被其人格力量所感化。胡雪岩与人交往，常常将心比心，由己推人，攻心为上，加上四海广交，手面大方，且因人而异，投其所好；好财者馈以财帛，好色者赠以美妾，为义者激以义气，富有者赠以“面子”，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收服不了的对手，结交不到的朋友。即使像嵇鹤龄那样一个怀才不遇、刚直不阿、软硬不吃的人，胡雪岩也能对症下药，动之以情，喻之以义，晓之以理，而又不失衷心仁厚。嵇虽知胡雪岩是刻意笼络，他这种笼络却让人感到是发自内心的眷顾，因而无法拒绝，甘愿为其奔赴危难。胡雪岩做事每每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正如漕帮老前辈俞三婆婆评价胡雪岩是“又忠厚又狠的角色”，“忠厚是本性，狠是手段。”我们且看他忠厚的一面：借给王有龄的捐官费，本可隐而不报，万事大吉，他却如实相告，遭致解雇而无悔；罗尚全慕名登门存巨款，声称不计利息，不要收据，胡雪岩不仅为其周密安排，罗遇难后，在毫无凭据的情况下，连本带息付于罗的乡党。
义气，是胡雪岩悟透世故、参透人生、驾驭世人的一帖应世良药，也使胡雪岩在江湖和官商两道广结善缘，左右逢源，带来如日中天的名声和达于鼎盛的事业。但也正是他的义气，为他的最终失败种下了祸根。胡雪岩出身底层，又身逢乱世，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仅靠精明和眼光是不够的。他对中国商人的地位、处境和前途有着冷静的分析，尤其是对中外政府对待商人截然下同的态度有着透彻的了解；洋人重商，“做生意人是第一等人”，因而处处受到尊敬，中国商人没地位，只能屈居于士农工商”之末，并蒙受“无商不奸”之恶名；洋人官商一体，官府为商人排忧解难，甚至用军舰为其助威，中国则是官不恤商，重利盘剥，更不会保护商人利益。
因此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依靠官府。只有巴结官府，谋取官位，官商一体，利益与共，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不计眼前小利之得失，投资于那些贪官污吏，以此寻求靠山和支持。帮官府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因为一日天下大安，朝廷会对有功之人予以报答，那时“做生意处处方便”，“名至而实归”。胡雪岩把这叫做“眼光看到天下”。胡雪岩这位具有第一等眼光、第一等头脑、第一等手段的商人，在清末乱世这样一个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矛盾尖锐的环境中，一方面为争取政治稳定而为官场默契合作，不遗余力为之卖命效劳；一方面他把乱世当做绝好机会，投机钻营，拉拢收买，精细谋划，大发国难财。胡雪岩用精神物质双重手段，先后同王有龄、左宗棠，以及何桂清、黄宗汉等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拉上关系，与其说是投靠巴结，不如说是把官府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腐朽没落的政商关系，是胡雪岩成功的奥秘所在。但是，在国家衰败、主权难保、官场黑暗的情况下，胡雪岩企图以投靠大员、贿赂笼络、趋炎附势的手段换取事业的发展，无异于与狼共舞、饮鸠止渴。统治者欲壑难填，贿赂只会更加刺激其物欲的膨胀，加速封建政体腐化、衰亡的进程。
如前所说，胡雪岩虽不乏投机钻营之举，却也少有奸商恶习。他即使在与官场互为利用的交往中，也表现出一个商人难能可贵的人格，顺利时如此，危难时亦不改初哀，当自己面临破产，山穷水尽之时，还要竭尽全力支持左宗棠，而使自己更陷困境。以胡雪岩之精明世故，不可能不觉察到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左、李之手，不可能看不到处境颓唐的左宗棠渐失恩宠，在与朝廷新贵李鸿章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已落下风，但义气使他死心塌地地维护左宗棠，致使自己成为李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同样因为义气，不忍出卖乡下养蚕人家的利益，在丝业上孤军奋战遭到洋商的联合剿杀。加上晚年胡雪岩纵情声色，疏于管理，内外交困，终于被李鸿章釜底抽薪之计彻底击败。阜康连遭挤兑，档手谢云青和罗四太太闭门歇业，胡雪岩以推牌九长庄等道理，对他们企图“留足翻身本钱”而失信于民的想法严厉批评：“赌奸赌诈不赌赖，不卸排门做生意，不讲信用就是赖！”家产面临查抄时，亲朋挚友劝他转移财产以图东山再起，也被他婉拒。从某种程度上说，胡雪岩“成也义气，败也义气”。激烈的商场竞争靠的是实力与国力，幻想以温情和义气维系与官场的关系，抵制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不明智和自不量力的。胡雪岩始料不及的是，他所忠心耿耿效力的政府，不但不对他的义气给予回报，且正是政府的黑暗葬送了他，这对他的义气是一个辛辣的讽刺，也使他的成功与失败显得更加悲壮和令人荡气回肠。
撇开胡雪岩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色彩而言，他是一个充满性格魅力的人。他的生活观念、处世、思维，以及驾驭事物的能力，都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契合中国人所认同的民族心理和道德规范、人生境界。即使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人，也一样会从中获益。
悟透哲理再经商
胡雪岩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以商业出人头地，红极一时，非有过人之处是难成其功业的。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其成功之处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胡雪岩的“心”——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
胡雪岩认为，如果钱只集存在富人手中，市面就活不起来；况且，过富必遭人妒。贫的越贫，富人越危险，饥民四起的情况下，富人是没有安宁日子过的。
商人并不天然有义务关心社会问题，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精神层面上，表明了他们“好行其德”的良好品质。从实利层面上，表明了依靠商人如滴水般渗漏财富而支撑社会是一个健康稳固的社会。
胡雪岩当初创办庆余堂，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营业鼎盛，大为赚钱。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衣，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亦全由盈余上开支，胡雪岩从来没有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庆余堂的伙计们都有一致的议论：胡雪岩种下了善因，必会结得善果，他一时垮下去了，但早晚会再爬起来。所以，所有店员们都一如既往，正常去店里上班，维持店铺的正常运行。
商人致富后，多“富好行其德”。表现有二：一是富后周济贫民。陶朱公弃政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西汉商人卜式曾捐款二十万，赈济徒民。司马迁颂扬道，“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史记·货殖列传》）；二是商人致富后，能正确处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在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中，遵循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史记》中载：春秋时期秦师袭郑，军队走到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劳秦师。秦师惊而还，灭滑而去。”西汉时，国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骚扰，商人卜式提出愿以自己的一半家产奉献国家作防务费用，当人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卜式回答道：“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匈奴可灭也。”明代倭寇入侵，在抗倭斗争中，商人颇多尽力。《倭寇考略》载：“商人文士有资者，捐金助饷以备倭，如陆□上海人，捐金十万助倭饷”。《祁门县志》载：商人徐正，“商于淮泗。时东南倭寇未靖，兵役往来，谁当充要，正捐金八百以佑述费。”
有了这一层考虑，胡雪岩历年在帮朝廷平靖天下和帮社会赈济灾荒时做出了大量贡献。我们不否认其中有一部分行动掺有商业上的考虑，不过凭心而论，胡雪岩的确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做出一个商人能够做到的事。至于说像此番义举是否为商人“应该”做，在我看来，肯定不存在这种“应该”，因为从社会本位角度考虑，这些事完全可以与他无干。正像贩牛的弦高遇到秦师，完全可以避而遁之，反正自己的生意是有地方做的，财是有地方发的。
胡雪岩正是有这种利人济世的天性，加上他的超凡的悟性，使他的这种天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在官商两道如鱼得水。
其次，胡雪岩的处世方式：圆而神。
水往低处流，人却是往高处走的。人的性格本来和自然万物的性格有所不同，总不能水取下泄之势，人也随其自然，不求向上和前进。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不通之处，总要想办法让它通畅才是。
这样来看，胡雪岩的行为处世，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圆而神。
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围绕着这一个“圆”字，做足了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善人型富商大贾的形象便跃然而出了。
胡雪岩原本就不是读书出身的。因而能像孟郊那样“万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的心态志向，胡雪岩是绝对不会有，不能有，也不敢有的。作为一个学徒的他，假如还有这种闲适高逸的志向，十之八九是要先大吃几年苦头了。
他唯一能行得通的，便是那万俗皆走的一个“圆”字。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体察了人心的喜怒哀乐，顺随了人们的爱憎善恶。做到了这两点，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
胡雪岩圆而神的处世哲学，深得中国传统儒家为人处世之个中三味，因而在复杂的社会及商务活动中左右逢源。因此，胡雪岩的飞黄腾达便不难理解了。
都道是方正之士为人称羡，其实世俗人早有了计较，方正之士的品德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只是他们犹如那庙里的神仙圣人，世俗中人自然是万分恭敬，但在敬的行为之后，便是“远之”。
拿那个嵇鹤龄来说，本是一个能言善道、足智多谋的人才，却落得了“恃才傲物”，方正不屈，不肯哭穷，不谈钱。说起来也的确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骨气的人。好在遇到了胡雪岩，禁不住胡雪岩的上门吊丧，收还典当，安排妻室这一连串抚慰。心有所感，知恩图报，帮助王有龄出面解了地方农民聚众闹事之围。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胡雪岩审时度势的独到眼光，深悟世道的权变之理。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特殊的敏感，其应对也正合了时势之理，从而能为他的商业活动开一新的领域。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到后来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天然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以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很快大乱子来了，洋人凭船坚炮利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这一突然变故，在帝制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必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更是受惠者。
对于洋人的冲击，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沟通的作用。
胡雪岩对时势的看法，可作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点。
清廷旧制既受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秩序。
关于这一认识，当洪杨军兴起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趁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趁了混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护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很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