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还在背单词。1977年的8月8号这一天，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的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何东昌，以及其他教育界的当时的老前辈，被邓小平邀请到京西宾馆开会，当时说，高考马上就得要推荐了，要继续。77年，还没有想到要恢复高考。不能再拖了。这个时候在会议上也可能是何东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讲：“小平同志，我们能不能全面恢复高考？废除推荐工农兵学员制度？”那这时有人提出来了：“那组织高考来不及啊，现在已经是8月8号了啊。那么组织高考就要夏天啊，那不要推迟吗？”最后小平同志英明果断：“那就推迟嘛。”一直推迟到1978年2月，中国举行了第一次“文革”之后的高考。改革开放的开始，应该历史地看，全面地看，完整地看。没有我前边讲的这样，一样一样的这种历史的铺垫，是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恢复高考，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最大的一个政治理念的转变，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为中国今天的腾飞，打下了最坚强的思想基础，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一个阶段；1971年、72年，毛和周打开中美关系；然后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到78年恢复高考；然后是1978年11月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共是经历了五个阶段，才有今天这样一个成果。……...西方记者，首先你要看到，他是个人，他不是圣人，他不是孔夫子，他也不是耶稣，他也不会为人类受难。作为人，首先是养家糊口，首先要挣钱。他挣钱满足谁的需要？满足他的报纸，报纸栏目。包括中国的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它也要满足市场、收视率、发行量。那什么样的新闻最有收视率、发行量呢？那就是娱乐性最强的。那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娱乐化，我们最重要的、本质的东西——真实性和准确性，特别是准确性，没了。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不看好莱坞电影了？因为每天看报纸就等于看好莱坞电影了。我知道这就是好莱坞大片，我看了也不信。所以对我来讲就没有任何伤害。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还信这玩意儿，一信这玩意儿不就麻烦了吗？因为我是研究媒体，我进入媒体，我知道我进入了电影院。当我把电脑一关，手机一关，报纸一合，我就出了电影院。
尹畅：您还是清醒的。
李希光：我知道，我只要把这媒体一扔掉，我进入了现实社会。因为社会互相不信任，人不再纯朴，为什么有很多人要到海岛上？那些亿万富翁说：“我的梦想就是，等我有了一百亿，百亿资产的时候，我要到荒岛，买个荒岛，然后建个草棚，然后在那享度晚年。”我说那你是不用挣一百亿，你现在就可以到荒岛去搭个草棚啊，去当渔民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现代化、全球化，不一定是代表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这个不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1986年的时候，我正好在社科院读研究生。春节的时候，正好赶上放寒假，我看了一篇正面报道的消息。安徽省萧县孤山煤矿出现了一曲社会主义救人的凯歌，就是井下矿难。我看到这个之后，我想知道他们这72个小时在井下，怎么吃？怎么喝？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关系，他们怎么相处？不可能有人报销我车费，那我自己带着打字机坐火车硬座去了。为什么要带个打字机呢？因为我在社科院读的是英语新闻采编的专业，而且，我写中文稿不会有人用。那时候就只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当时没有别的报纸。所以如果我写中文，《人民日报》也不可能登这篇文章，那我只能是给《中国日报》写。我把那20多个救出来的矿工全部叫在一起，我一个一个地采访，我采访得非常仔细。这72个小时，他们的那些细节，整整给我谈了大半天。
尹畅：而且您也做过矿工。
李希光：对，我也比较有感情。建委宣传部的新闻科长，他在那个矿难营救的时候还拍了一些照片。那么连夜我把这篇文章用英文打出来了。大概写了十几页，一口气打完的，用快件，大概是5毛钱吧，连图片带我写的稿子，邮递到《中国日报》。我的文章，一整版。而且那个编辑特高兴，给我开了72块钱的稿费。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基本工资是42块钱。这篇文章引起了美联社、法新社等西方通讯社注意，西方通讯社不仅转载了稿子，最重要的，有一家美联社还购买了这张照片。《中国日报》，挣了300美元。我说那不行啊，你得给人家摄影记者啊。这是安徽那个新闻科的科长拍的啊。
编导手记
“大家来做一个练习。今天早晨，全班同学都死了，你们三人一组，每个人自己讲述自己是怎么死的，然后相互写讣告。时间15分钟。”李希光习惯性地坐在第一排的桌子上，瞪着小眼睛布置课堂练习。这是他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上“现代媒体采访与写作课”时经常使用的开场方式。
李希光1959年10月13日出生在江苏。l966年，他在家乡的一所煤矿子弟学校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在煤矿任总工程师的父亲作为这个煤矿的“头号反动技术权威”被遣送到贵州山沟里劳动，母亲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发派到一个砖瓦厂烧窑，他只有靠70多岁的奶奶照顾。从7岁到13岁，李希光都是在痛苦、孤独和恐惧中度过的。
1976年9月，16岁的李希光到丰沛煤矿当工人。他发誓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便开始苦学英语。两年后，他以全国少见的高分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
矿工生涯，不仅造就了李希光硬朗的体魄，更是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就像他的名字“希光”二字所传达的期待一样，在潮湿昏暗不见天的井下，李希光开始了他对光明的全力追求。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李希光更是十分动情地向我们描述了他当时在矿下学习英语的传奇经历：
“我在Coal mine（煤矿）期间，我还每天在梦想，读书。下班，晚上，凌晨三四点钟起来学，唯一可以自学的就是外语。我一定要把在煤矿工作的10个小时也能利用上学外语。因为煤矿的衣服，工人的衣服都是很简单，外边就套一个裤子，套一个衣服，我就把这手背上、手心上，把胳膊上全写上外语单词，这样随时呢，每天都保证是100个英文单词。早上写上，下了班时候洗澡就洗掉了，但是已经记在脑子里了。我下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出来读书的。”
1982年李希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学习理论物理，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读硕士，获法学硕士学位。这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开始为《中国日报》撰稿。为了获得多的新闻线索，他一下课就骑着自行车满城采访，收获甚丰，常常有几篇稿同一天登上《中国日报》的不同版面。由于他的勤奋和报道的新闻独特，他很快成为《中国日报》特约撰稿人。
1986年，安徽萧县孤山煤矿发生事故，有72个工人被大水淹在矿井里。李希光一听到消息，马上背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到孤山煤矿。第二天，他对被救的20多个工人逐一进行采访，又连夜写成7000字的长篇报道发给《中国日报》，同时用快件把现场救援的照片寄出。《中国日报》很快把他的报道和照片刊登出来，美联社迅速转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更为深远的意义是，这次矿难的报道，成为新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全英文灾难性长篇报道。
1990年夏，李希光背着沉重的行囊，踏上了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
这次丝路探险活动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下进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远征队，需要一个记者作全程采访，担任新华社科学和文化记者的李希光被他们选中，他以青年学者的身份跟着远征队，带着三件宝物——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一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一册古老的地图，便穿过地中海、印度洋、阿拉伯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天山、阿尔泰山、杭爱山，走完丝绸之路海上、草原、游牧及沙漠北道四条古代商道。
他们从威尼斯出发，乘着阿曼苏丹王赠送的船，在海上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漂流了半年，当年郑和和马可·波罗停留的22个古港口都停留了。后来他又走遍了当年成吉思汗东征的路线。
无论是在沙漠里、草原上、海上，李希光走一路写一路，几乎每天都把报道发回北京。
这次丝路探险活动持续了三年才画上句号。李希光认为这是非常丰厚的三年：
“我想这是令今天很多记者非常嫉妒的。因为今天走这条路线，虽然我们的通讯设备、交通设备可能更好了，但今天由于战乱，从阿富汗到中亚，到车臣，一直到今天要打战争的伊拉克，都不可能再有这场东西方对话的交流。因为当时远征的名称就叫‘东西方对话之路’。今天东西方更多的是文明冲突，美国和伊拉克，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那时更讲究对话，而今天获得采访签证非常艰难。因为我们半年之内走了23个国家，基本上是入境落地签证，今天非常难，比如今天进阿富汗、伊拉克采访是非常困难的。”
李希光为丝绸之路着迷，决定献身丝绸之路的探索与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部主任迪安称李希光为“世界第一位走遍丝绸之路的记者”。而这次丝路探险之旅中一路走、一路写所发回的报道集《漠北游牧记》，则成为过去70年里国际上第一次一位记者详细报道外蒙古腹地，特别是阿尔泰山和杭爱山的情况的作品。
作为新闻工作者，李希光是最敏锐、最神速、最警醒、最精辟的那一类。但是，这绝对不是全部的李希光。
2002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实现自己评课。李希光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和“国际传播”被评为第3名和第6名。
清华校领导颁奖那天晚上，他捧着两块奖牌回家，不由流露出欣喜之情：“这是我的最高荣誉，这就是我的诺贝尔奖！”
由于李希光上课另类、效果好，所以有很多人来蹭课，除清华的学生外，还有来自人大、北大、广院等院校的学生；甚至清华炊事班的一位职工也为李希光的课所感染，一次次混进学生的队伍，乐此不疲。而一位清华外语系学生，从来没想过要做记者，自他听了李希光的课后，对新闻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改行当记者，果然毕业后进了新华社对外部。
李希光教授刚到清华时，他手下共有十几个学生。有一年暑假，他带着帐篷、睡袋、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GPS定位仪，和他的四个学生，跑到了兰州、内蒙古额济纳沙漠及敦煌一带进行探险式的采访，向北青报网站和自己的网站发回大量稿件。当他们来到罗布泊时，居然在这无人区里住了近一个星期并凭借定位仪和军用地图找到神秘古城楼兰。回来后，他将学生的采访报道汇编成书，成为新华出版社的热门书。
对李希光老师的采访，一定要放在头脑清醒、意识清晰的时段进行。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里面，李希光的话题高速切换，思维跳跃已经不能用“快”、“幅度大”这样的词语来平庸地形容了——简直可以称得上“迷幻”。
李希光，还是那样的“大炮”作风。
“粉碎‘四人帮’，人民得解放。今天很多人忘了。我们今天纪念三中全会，不纪念粉碎‘四人帮’，这样做是不完整的。改革开放，不粉碎‘四人帮’，怎么改革开放啊？”
“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娱乐化，我们最重要的、本质的东西——真实性和准确性，特别是准确性，没了。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不看好莱坞电影了？因为每天看报纸就等于看好莱坞电影了。”——李希光一直强调新闻是“找故事的艺术”，这其中的分寸的把握，或许正是他一直在找寻和探索的。
这个名字的背后，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李希光，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台办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新闻办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副主编、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中国青年报》特聘专家，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ources》月刊中文版主编、萨尔斯堡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0、2001年度）、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华盛顿邮报》客座记者。
赵奇